鲁迅指出：“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有着意义的东西。”在完成了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现代转换之后，“两浙”作家的审美观也显示出一种建构性的特点，即首先在审美理念层面上，表现出对传统审美意识、价值、形态创造性转换的特点。鲁迅曾明确表示，要“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同时也要“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在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进行全方位批判的同时，也要将新文学的建构置于中西文化、文学的相互交汇、融合的潮流中进行认真的审视。“两浙”作家在新的审美观照中敏锐地发现传统文化、文学的落后性与不适应性，进而在批判当中进行新的审美聚焦，进行新文学价值的美学建构，完成新文学审美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
席勒说：“当人还处在纯粹的自然的状态时，他整个的人活动着，有如一个素朴的感性统一体，有如一个和谐的整体。感性和理性，感受能力和自发的主动能力，都还没有从各自的功能上被分割开来，更不用说，它们之间还没有相互的矛盾。”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意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非常注重建立人与对象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的相互关系，注重将“和谐”之美作为审美的最高价值准则，不论是在人生实践上，还是在艺术审美实践上，都追求“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和谐审美意境。
中国文学和美学都突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精神，直观体验和感悟人生的思维方式，非功利的人生价值尺度，从容中庸的人生态度，尽善尽美的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贵和持中的人际关系，充满人性之善的人文关怀，重视天人关系和谐与人间秩序等方面的重要内涵。可以说，中国文化以其内涵的丰富性和精神价值的恒久性，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人生、哲学、伦理、文学等各个领域。
然而，时过境迁，古典“和谐”之美在遭遇现代审美意识冲击中，其价值与意义就愈加显示出它的不合时宜性、滞后性和历史局限性。古典“和谐”美在理论建构上，大都缺少周密论证，多是感悟之得、经验之谈。像“形”、“神”、“气韵”、“妙悟”等，都没有严格的逻辑内涵和外延，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与现代文明那种讲求规范性、系统性、结构性的审美要求格格不入，加上在长期演变中，古典审美意识所体现出来的负面特征，也使其本身难以再作为时代的主流审美意识而占据中心位置。一种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现代审美意识，开始出现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如近代以来强调“我手写我口”的，带有鲜明的“自由”性质的审美意识，在五四时期就有了质的发展，直接促成了现代“对立”、“崇高”型审美意识的诞生。“两浙”作家在接受时代审美的要求当中，率先对此作出了积极、主动的对应和选择。
第一节 “两浙”作家的意识聚焦与思想张力
周来祥在论述中国古典美学属性时认为，中国古典美学“基本上属于古典主义”，因为古典主义“以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思想基础，强调差异、杂多的统一，以和谐为美，以人与自然、物与我、再现与表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结合，作为艺术的理想。它要求形式的和谐（形式美），更重视社会伦理的和谐（内容美）”。以“和谐”为核心的古典审美意识，追求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再现与表现、内容与形式的单一，朴素、谐和的统一，并在审美感知和审美想象上，注重审美直观性和经验性的把握和传达。
“两浙”作家对古典审美意识进行了扬弃性的批判，如鲁迅就对古典的“和谐”审美意识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批判。在他看来，古典“和谐”之美的具体功能特征，就是使人消除缺陷和不平，保持“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状态和心理平庸的平衡状态。所谓“和谐”、“中庸”，塑造的只是“沉静，而又疲弱”的“默默生长，以至枯萎”的性格——心理特征，也就是“教人不要动”。对由古典“和谐”之美“四平八稳”式的审美规范，鲁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譬如，对由追求“和谐”而提出的“大团圆”、“十景病”、“类型化”等，他就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为国民制造出了一条“瞒”和“骗”的“奇妙逃路”，并且日益的堕落，缺乏“直面人生”的勇气。周作人在论述“人”的文学时，也明确指出：“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显然，在中国新文学的视域中，古典的“和谐”审美意识，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如果不对此进行创造性的价值转换，它也就难以再适应新时代审美发展的需要。
如何打破古典的“和谐”，迈向现代的“对立”、“崇高”，为中国新文学选择、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意识，就成为中国新文学建构新的美学标准的关键。中国新文学大多直接以近代西方文化、文学和美学的价值尺度为参照系，选择以近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审美意识（其中也包括后来的现代主义审美意识）为主导的现代审美标准。
这种审美意识的核心是强调人与对象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对立”与“崇高”，追求的是以“对立”、“崇高”为代表的审美理想。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要求文学能够正视现实人生，表现以“对立”、“冲突”为主导线索和特征的人生内容，注重反映人生的缺陷和内在矛盾，真实地暴露和批判现实人生和社会的黑暗与丑恶，表现人生不可调和的悲剧，引起人们对自身生存境况和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强调个性化的人物典型塑造。鲁迅曾以近代西方文化、文学发展为例指出，西方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故“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
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在鲁迅看来，近代西方文学前半部，还显得安宁、平和、消闲，而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后半部的对立、冲突、动荡，则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从古典的“和谐”到近现代对立性质的“崇高”，审美意识的转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向。鲁迅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选择这种“对立”、“崇高”型的审美意识来打破古典的“和谐”。用他的话来说，是要“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的加以批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偏要使所谓的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多一点缺陷”。
鲁迅还大声疾呼，“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看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在向国内介绍近代西方文学时，鲁迅选择的大都是近代西方文学中那种偏重于“对立”、“崇高”性质的“力之美”的作家作品。从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翻译域外小说，到弃医从文后，系统翻译、引进近代西方文化、文学，鲁迅都坚持了“崇高”型审美标准，其目的是要在五四文化转型时期，用这种“崇高”型审美意识——“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冲决传统的、古典的“和谐”之美的囚笼，在“立人”的思想层面上，创立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在创作实践上，鲁迅也是着重突出那种带悲剧性的，揭示现实人生缺陷、阴暗面的内容，主张写出人生的“血”和“肉”来。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大力倡导“恶魔派文学”，以为“恶魔者，说真理也”。
由此，鲁迅向古典“和谐”审美意识进行发难：“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矣？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在中国文学史上，《摩罗诗力说》可以算得上是第一篇公开提倡“恶”（亦是“崇高”型审美形态）的文章。鲁迅推崇上抗天帝、下制民众的恶魔，就是要求新文学能够具有“恶”（“崇高”）的审美性质，扫除古典的文雅、中道、阴柔、伪善，倡导“力”（“对立”、“崇高”）的文学。
鲁迅确立的审美意识，乃是一种“对立”、“崇高”型的审美意识。在美学形态上，“崇高”型审美意识打破了古典“和谐”美所强调的均匀、稳定、平和、有序的美学原则，提出运用对立、冲突、动荡、无序的美学原则，处理美与艺术各元素之间的审美关系。在审美感受上，强调了现代人在纷繁、激烈的社会和人生动荡中，那种痛苦与愉悦、自由与焦灼、束缚与解放等对立的、复杂的情感混合之感受与生命之体验。在审美本质内涵上，突出“对立”、“崇高”所反映的近现代社会人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呈现出近现代社会以“力”、“悲壮”、“悲凉”和“孤独”为特征的审美走向。周来祥在论述近代“崇高”型美学属性时指出，近现代“崇高”型美学意识“是偏重于矛盾的对立。它的美学理想不是和谐的美，而是对立的崇高。崇高是它们的美学理想，对立是它们美学和艺术的哲学根源。崇高是主体实践和客观规律的对立，主体要去掌握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抗拒它，它和规律之间形成对立，在对立当中趋向于掌握规律”。
在现代社会充满着矛盾冲突的生存境况中，“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的美学建构，当然离不开对现代社会和人生规律的掌握。周作人在提倡“平民文学”时就特别强调，“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平民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在“两浙”作家看来，新文学的美学建构指向“对立”和“崇高”，就不再是表现古典文学所要致力表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英雄美女，而是要反映包括普通平民在内的所有人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和历史命运，展现现代社会真实的生存境况。因为这既是对现实人生的真实反映，又是对现实人生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鲁迅的审美意识是具有代表性的，它不仅是“两浙”作家新的审美意识确立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审美意识。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无论是鲁迅的“争天抗俗”的审美理念，还是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审美主张，在审美意识上都鲜明地表现出了对古典“和谐”审美意识的批判精神，一种对新文学新型审美意识的建构精神。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两浙”作家的现代审美意识，应该说，是一种足以表现觉醒之后的现代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反映现实人生的“真的恶声”。“两浙”作家为新文学选择“崇高”型审美意识，与近代以来那种被新思想、新文化唤醒的中国人民的审美理想是趋于一致的，与整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是趋于一致的。
当然，从审美意识发展过程上看，“对立”、“崇高”型审美意识并不意味着终极。历史是螺旋式上升与发展的，向更高层次的“和谐”回归，应是这一个螺旋式发展的终极。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立”、“崇高”型审美意识是在“偏至”中发展过来的，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悖论。打破和谐、崇尚对立、追求崇高，表明其自身不可能是完整的、定型的。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新文学的美学建构上，人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新文学美学建构的动态性、发展性和矛盾性特征。
审美意识的确立，往往是在人的广袤的精神世界中完成的。既然人有一个与宇宙相仿的精神世界，那么，人就得不断地给它构筑一个相对应的模式，确立相适应的意识原则，想象出种种神话，演绎人生，透视心灵，从中观照人的生存、生命、精神和命运。随着古典“和谐”审美理想的分崩离析，一个完整、完满和充满乐感的精神世界消逝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多元的、离散的和孤独、忧患的心灵世界。如果说受古典“和谐”审美意识的制约，古典文学的想象往往是偏重于追求静态的物像与宁静、淡泊之心灵镜像的糅合，呈现出一种静谧之美，那么，受现代“对立”、“崇高”审美意识的制约，新文学的想象则往往是偏重于追求动态的物像与骚动不安、充满忧虑、矛盾和苦痛之心灵镜像的糅合，呈现出一种动感之美。中国新文学就是生成在这种特定的审美语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