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浙”作家在以个人主体对应新的民族国家主体当中，十分看重民族、国家、社会一类的诸如“国民精神”、“国民素质”、“国民道德”等方面的文化革新作用。鲁迅当年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看到了国人精神麻木的缘故。他指出：“我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改变国民的精神，旨在强调国民的现代素质与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对接和对应。郁达夫宣称：“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他还着重强调新文学应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强调用文学的想象方式，革新国民的精神，提高国民的素质，提升国民的道德，乃是“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现代性建构内容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规定，并最终使新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命题，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基本命题。
四、“两浙”作家十分重视文学特殊的社会功效，认为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不能忽视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作用。鲁迅就曾反复强调他做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病态社会”的弊端，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他之所以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除了上文提到的有感于国民之精神愚昧、麻木外，就是看到了文艺具有点燃“国民精神的火花”的特殊功效。茅盾在谈论“文学研究会”时指出：“……当时文学研究会同人在反对游戏的消遣的文艺观这一点上，颇有战斗的精神了！”反对游戏文学，反对消遣文学，而主张战斗的文学，也就是强调新文学对国民的精神启示和心灵启迪的特殊功效。
茅盾特别指出：“我们自然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但是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滥调的中国式唯美主义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即便是认为小说就是作家的“自叙传”，小说重在“抒情”、“表现自我”的郁达夫，也认为文学具有“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战士”的特殊功效，具有“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的特殊作用。在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理路中，突出文学的精神价值和功能作用，“两浙”作家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赋予新文学具有提升国民精神素养，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新功能。
“两浙”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以倡导个人主体对应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方式，直接促成了新文学宏大叙事的最终成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观念和审美认知的日臻圆熟，表明新文学能够在相对应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中，擅长在追求宏大性的想象时空跨度内，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表现个人主体在整个民族国家发生历史大变动、大转型时期的特殊价值，从而使新文学的叙事总是包含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意识观念。从中国新文学生成和发展的路向上来看，中国新文学对现代化的诉求，对现代性的建构，通过“两浙”作家的不懈努力，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就已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整个新文学在展现新的民族国家风貌的想象当中，充分展现出了一种“崇高”性质的美学风范，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
像被人们所称道的五四新文学，其中就洋溢着一种“破坏”和“创造”的豪情壮志，一种热烈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族独立的青春冲动，一种对“自由”、“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等构成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思想元素的高度认同。不言而喻，形成这种想象合力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中国新文学通过现代性的建构，整体性地增强了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第三节 “两浙”作家对新文学基本范式的奠定
拉里·劳丹在论述范式（Paradigm）的功能时指出：“范式是‘考察世界的方式’。”显然，范式不仅仅指的是形式，而是包含着深刻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义的一种结构模态。每一种文学观念都凝聚在其范式结构当中，或存在于与之相对应的范式之中。文学范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构成范式的某些具体的、单个的因子，却又处在动态演变与发展之中，它不断地受到怀疑、否定和批判、抛弃，从而导致整体结构由量变向质变发生转化，最后将导致整体性结构体系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学运动，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也就是一场文学范式的革命，是旧范式与新范式的互动、转换的历史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文学观念上获得了与旧文学完全不同性质的转换，并导致了文学内部范式的不断更新，价值因子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促使新的文学理念与结构体系的形成，为现代人在意义重构中提供新的艺术样式。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过程中，“两浙”作家为中国新文学建构的新范式很快为现代人所接受，同时也使新文学成为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在特定的年代起着特定的规范作用。
在中国新文学生成之际，周作人就指出：“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基于五四思想革命的需要，“两浙”作家对中国新文学范式的建构路径，基本上还是沿着“观念革新——范式革新——新范式确立”的路径演化而来的。
T·霍克斯在阐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时指出，单个的符号是在一定的结构体系中，与其他符号发生相互连锁的功能耦合的。任何一个游离结构之外的单个符号“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同样，任何范式的形成，都将与特定的传统和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的变革有着紧密的关联。但是，在相对应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与语境当中，任何范式又都是动态的、建构性的。库恩在论述范式在常态科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时着重指出，当整个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时，“范式”将通过“危机——冲突——革命——新常态”的一系列程序演变，将旧的“范式”转化为新的“范式”。而在这当中，观念和体系的根本性转变是促使新范式形成的关键。“两浙”作家在新文学运动中倡导摧毁旧文学的观念和体系，同时也在努力地促成新文学观念和体系的建立。茅盾说，新文学应是一种“真文学”，也即能够充分“反映时代”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学，才能够克服“中国古来文人对于文学作品只视为抒情叙意”的单一范式局限，从而使新文学更加具有“广阔气魄深厚”的特质，建立起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文学范式。在“两浙”作家看来，建立新文学体系和范式，一是要对传统体系和传统范式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二是要在动态发展当中确立范式的审美特质和类型，规范新文学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将新文学体系和范式的建构真正地落实到实处，使之成为现代人一种新的审美认知与表现方式。
一、“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的成型
梁实秋曾指出：“全部影响之最紧要处，乃在外国文学现象之输入中国（非表面）。换言之，我们自经和外国文学发生接触之后，我们新文学的见解完全变了……这一变可是非同小事，因为不但今后中国文学根本的改变了模样，即是以往的四千年来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都要大大的改动。”“两浙”作家在中国新文学体系和范式的建构中，首先是实施了对旧文学观念体系的颠覆与突破，在确立对立和崇高的审美理念过程中，建构了一系列新的范式结构，催生了新的美学观念，使人们对新文学的功能和审美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也使新文学在充当历史先锋的过程中，能够确立自身的历史位置，建构自身的全新体系，完成新旧文学的历史交接和转型。
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人生现象都纳入了新文学的视野，使新文学在担负思想启蒙重任时，产生了对思想深度和审美深度的诉求：不仅仅只是对现实的单纯反映，还要能够透过人生的表象“显示灵魂的深”。
这种再现现实人生的文学观念，促成了新文学“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的成型，凸现了新文学再现人生、表现人生的功能，使新文学具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信念：“再现人生，指导人生。”沈雁冰指出：“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新文学的这种观念范式，成为主导新文学发展的内在稳定要素，它对旧文学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对新文学则形成了强大的催生力。张定璜在对最后一批文言小说以及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进行比较和评论时这样写道：“《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1914年的事情，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中国人的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为人生文学”的叙事性范式成型，其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持久和卓有成效的。它使整个新文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效地聚集巨大的思想能量和艺术能量，调动各方面的有效资源，来与具有长期历史积淀和拥有话语权力，且仍处在中心位置的旧文学展开一场生死较量，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正如库恩在论述范式的功能时所说的那样：“使他们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感到没有任何问题就可把它归之于一个先入为主的经验所准备的概念范畴中”，从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同时，也“正是这种形而上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下的科学成分，才能使其成为一种集体信念，具有高度免疫力，足以在反常、反驳、反证的包围中沿着选定的方向前进”。新文学在确立了“人”的文学观之后，实际上也使“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在获得源源不断的新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支持当中，为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增添了内在的动力，使新文学在整个思想文化启蒙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使新文学在沿着“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和“再现人生、表现人生”的方向前进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两浙”作家对“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成型的促成作用，使新文学一开始就凸现出了五四启蒙思想对现实人生的穿透力与关注力，并对新文学的创作及其走向进行了有效的规范。因为在新文学生成之初，除了鲁迅创作的富有震撼力的作品外，其他的创作还显得比较幼稚，或是旧文学的胎记还比较明显。在这个时候，“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的确立，对新文学创作进行有效规范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特别是在五四潮起潮落的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各种外来思潮的冲击、新旧思潮的交锋，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新文学能否在创作实践上显示力量，这是决定新文学成败的一个关键。从新文学实践的特点上来看，“两浙”作家对“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成型的促成作用，直接对新文学的创作走向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有效规范：
（一）对新文学创作意识走向的有效规约
在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启蒙是时代的主旋律。人的发现、个性的张扬、主体意识的觉醒，都使现代中国人愈来愈重视精神世界的需求，尤其是在新旧价值转换之际——传统终极关怀的价值失落，新的终极关怀一时尚无法建立，人的精神往往处在无所凭借的“价值真空”之中，加上现代社会打破古典的宁静、和谐，随之而来的是现代社会的嘈杂、喧嚣、对立和快节奏。急剧变化的社会和各种思潮的跌宕起伏，既给人以思想的深刻启蒙，唤醒了沉睡的国民，又给刚刚从传统走过来的人以巨大的心灵冲击，挑起了人们内心的紧张。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新文学叙事应具有一种深度的诉求，即为配合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任务，需要特别关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在新文学创作之初，属于主体方面的那种理性精神的彰显与时代的伤感情调相对应，对社会变革和现实人生的困境作出迅速的反映和再现，就构成了“为人生创作”的主导性叙事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