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以后，政府对会子法不断进行补充。孝宗乾道四年（1168）秋，诏依尚书曾钦道所奏，“伪造会子人，籍其赀充赏，再犯依川钱引法”。淳熙以后，伪造纸钞案例大增，故淳熙十三年（1186）秋，“诏今后再犯伪造会子，虽印文不全成，但已经行用，论如律”。法令规定如此之严酷，官吏在执行中对伪钞犯的处置也相当严厉。庆元五年（1199）又有会子之狱，有数名伪钞犯触犯了刑律，当时“集议欲轻之”，但时以左司兼检讨玉牒的汪义和认为“伪造者斩，法也……请论如律”，对私作伪钞者严惩不贷。
理宗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但“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将伪造会子和谋杀、放火等罪行相并列，并不减轻伪造会子之罪。淳祐元年（1241）七月，“诏敕令所修伪造新会、揩改旧会、盗卖会底之令”。九年后的淳祐十年又重申伪造法，“诏令沿海州县，山隩海岳，结为保甲，互相纠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许告推赏，不告连坐”。两年后，再次申严此法。至景定二年（1261），再次下诏，令地方诸路监司向民间申严伪会的赏罚之令。
朝廷严纸币伪造之禁，对官吏失职，查处不力也予以惩处。宁宗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知温州吕友直被罢官、降三级，原因即是“纵容伪会”。嘉定十六年（1223），又有臣僚请“条具累朝伪造官会之禁，严立黄版，揭示都闉，仍下逐路镂版，其有犯者，断在必行。官司或失觉察，并置典宪，仍重捕获之赏”，得到宋廷批准。
关于告捕伪会的赏格，也逐年上升。除前已述之外，乾道六年（1170）十二月丙辰，依监左藏西库周权所奏，增减伪会之罪赏。乾道九年，定“捕造伪会之赏”。淳熙六年（1179）十二月，孝宗又下诏：“敕告获伪造会子赏钱，依指挥于所在有管经总制钱内先次支给，官吏非理阻抑者，许经朝省越诉，取旨责罚。”要求告获伪钞的赏钱及时下发，但文献中记载这次诏令未明言赏钱数额。不过在安徽东至发现的见钱关子钞版“准敕”版文有“诸色人告获、捕获，与补保义郎，不愿补授者赏钱二万贯，其犯人家产尽数给告捕人”。说明告获伪会子的赏格已呈增高趋势，即：告获和捕获之人由原先的补进义校尉提高为补保义郎，赏格也由一千贯增至二万贯！在宋代，保义郎为正九品官职，而进义校尉为未入流的武人杂阶，没有品秩，两者的职级相差四阶。
从以上关于禁止伪钞犯罪的众多诏令中，不难看出责罚逐步由轻转重，赏赐也由少至多；而惩治的范围也逐渐加宽，从伪造者、包庇者，到转用伪币者，以至那些对作伪失察的官员都受惩罚。而法令本身也有一个由简略粗放到全面细密的过程，如自首者可免罪受赏，对沿海州县实行保甲连坐法等等。这足以说明随着伪币问题日益严重，宋政府对其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强。
交钞发行之初，金廷便严禁作伪，规定“伪造者斩，赏钱三百千”，此制一直实行至金亡。泰和七年（1207）十一月，又下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贞祐四年（1216）初，“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兴定元年（1217）二月，又“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十年中连续下令重申严禁伪造纸币，并不断加重捕获伪造的赏格。
在元代，纸币是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因此作伪也主要表现在钞上，相应的，政府的禁伪重点也是伪钞。元代在宋代纸钞制度的基础上，纸币的发行更加完善，在与造伪者的长期斗争中，惩治伪钞犯罪的法律也更完备，在《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纸币的“诈伪”篇就有十二条之多，有伪钞罪、改钞罪、补钞罪、阻滞钞法罪、不昏为昏罪等，对伪造者视不同情况，按首从分别予以惩治，同时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五月，真定路巴雅尔哈雅“杀造伪钞者三人，让其违制之罪”，可见中统年间的时候，对造伪钞者尚未处以死刑。至元三年（1266）十二月，“勅伪造钞者送京师审核。至是乃申明其禁”，即从至元三年始即对伪钞犯的处置有了较严格的管理。
从《元史·刑法志·诈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元代法律对伪钞犯罪的惩罚措施规定得相当细致，其谓：
诸伪造宝钞，首谋起意，并雕板抄纸、收买颜料、书填字号，窝藏印造、但同情者皆处死，仍没其家产。两邻知而不首者，杖七十七。坊正、主首、社长失察觉，并巡捕军兵，各笞四十七，捕盗官及镇守巡捕军官各三十七。未获贼徒，料号底依强盗立限缉捕。买使伪钞者，初犯杖一百七，再犯加徒一年，三犯科断流远。诸捕获伪钞，赏银五锭，给银不给钞。
诸父子同造伪钞者，皆处死。诸父造伪钞，子听给使，不与父同坐。子造伪钞，父不同造，不与子同坐。诸夫伪造宝钞者，妻不坐。诸伪造宝钞，印板不全者，杖一百七。诸伪造宝钞，没其家产，不及其妻子。诸敕前收藏伪钞，敕后行使者，杖一百七，不曾行使而不首者，减一等。诸伪造钞罪应死者，虽亲老无兼丁，不听上请。诸捕获伪造宝钞之人，虽已身故，其应得赏钱，仍给其亲属。诸奴婢买使伪钞，其主陈首者，不在理赏之例。诸挑剜裨辏宝钞者，不分首从，杖一百七，徒一年，再犯流远。年七十以上者，呈禀定夺，毋辄听赎。买使者减一等。
可见钞法相当严密、周详，对犯罪所处刑罚也很重。
法律条文是如此规定，那么在具体的案例中又是如何实施的呢？
至元六年（1269），济州郓城县刘大首告发同居兄弟刘伯眼察儿藏匿造伪钞人苏坚，在自己家中雕造伪钞。经官府审问后，刘伯眼察儿供认不讳。因此拟判决“依已断安藏雕造伪钞体例断杖一百七下”，但因此案系同籍亲兄刘大首告到官，所以请示中书省可否酌减刑罚，量决五十七下。省府权衡后认为刘伯眼察儿所犯虽是亲兄所获，“缘系印造伪钞事理，难准减轻，合科全罪……将刘伯眼察儿决杖一百七下”。雕造伪钞依照元律属重罪，即使是亲兄弟首获，也不能减轻处罚，由此可见元代钞法之严。
至元七年（1270）规定：伪造者如果伪钞造得好、能够流通的，为首者处死，从者杖断；若伪造得不像，不能流通的，或伪造尚未使用的，则受流放远地的处分。即根据伪钞仿制的逼真程度和是否被行用分别处以不同的惩治。显然，对伪钞犯的处置上规定等更加细致了。当年闰十一月，刑部报告亳州路聊城县抓获伪钞犯石治民。据犯人招供，其曾先后分两次共伪造了宝钞二十一贯四百九十文，并已使用出其中的七贯五百文。由于其伪造并已使用了自造的伪钞，因此按“伪钞堪以行使处死”的法令被处以死刑。
而同在当月，德州缉拿到伪钞犯司都喜，经审讯后，此人招供曾在二月初八日纠合苏瘦儿等七人，“同情节次印造到伪钞九百五十贯，俱各不曾使用红印并墨条印，被捉到官”。当时德州府拟定司都喜“合行处死”，即应判死刑。但此案报中书省审议后认为，司都喜等人所犯系“伪造未成”，且经德州府官员的查验，这批伪钞质量低劣，与真钞差距很大，在市面上难以行使，因此不宜判死刑。但如果按照“使伪钞的断一百七下”的断例判处，又显得判罚太轻，会有碍钞法，因此采取折中之法，“拟将司都喜比其余为首印造伪钞已成中使的人，减死一等，流入直北鹰房子种田处住坐”，免除了司都喜的死刑。
灭南宋以后，元的版图得以进一步拓宽，交钞的流通范围也相应扩大。此后各地伪钞犯罪日益增多，而且多有屡犯不改的罪犯，政府认为这是由于惩治太轻的缘故，因此逐渐加重了惩处的力度。至元十四年（1277）规定：“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不问主犯从犯，一律处死。次年又规定：“但犯伪钞，无问堪与不堪行使，为首处死，余皆杖断”，不论所造伪钞像不像真钞，是否堪用，主谋一律处以极刑。武宗至大四年（1311），并将伪钞罪犯列入“会敕不原”之列。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即位，在即位诏书中曰：“除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不赦外，其余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将印造伪钞罪等同于谋杀、强盗等罪，一律不得赦免。其后宁宗至顺三年（1332）十月的即位诏书也有类似的旨意。
至于挑补描改纸钞，由于是在真钞上作伪，因此在元统治者看来，犯罪的严重程度略低于直接雕版印制伪钞，所以最初对这一类犯罪的处罚，相对来说要轻于直接作伪，对挑补纸钞的主犯，一般只处以七十七下的杖刑，对从犯处则杖五十七；成宗元贞元年（1295）以后改为对主犯杖一百零七下，从犯杖八十七，加重了惩罚力度。大德十年（1306）十一月又规定：“今后再犯，为首的杖断一百七下，流远；为从的断一百七下。”但随着交钞使用的扩大，挑补描改的案例也日渐增多，为了维持钞法，刑罚也开始加重。至大四年四月以后，不分主从，“初犯杖一百，徒一年，再犯流远”。可见，刑惩亦日益加重。
伪钞只有被使用，进入流通领域，作伪者才能获利，因此对于那些明知伪钞仍买使者同样也处以重刑。根据元律，“买使伪钞者，初犯杖一百七下，再犯断罪，加徒一年，三犯依上科断，流远”，其所受责罚不亚于直接作伪的伪钞犯。对买使挑钞的判处，一般“比附买使伪钞，减等断罪”，杖断九十七，再犯杖断一百零七，三犯科断，加徒一年。不过，挑补钞和买使伪钞者，如果在流放途中遭遇变乱而逃出，不再犯罪，以及年老患病并适逢皇帝颁诏大赦的，可予释放。
除对伪钞犯直接处以刑罚之外，为了起到惩戒作用，元政府对知情不报者及渎职的官吏也一并予以处置。如前所引，对伪造纸钞的犯罪活动，左右邻居知情而不主动告发者，坊里正、主首、社长等基层官吏失于觉察者，连同巡捕军兵、捕盗官等都要受杖刑。如果是“挑剜、裨辏、描改宝钞以真作伪”，则相应分别减轻为杖五十七、二十七和十七。对于失职的官吏，亦有相应的处置。
为了堵塞伪钞的源头，防止钞法被破坏，在强化对伪造者惩治的同时，元政府还鼓励自首、检举，奖赏办案有功人员，对告发、自首及捕获伪造宝钞者予以褒赏，调动各阶层对“打伪”的积极性。
元朝纸币的币面上都注有“伪造者斩，首告者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的字样，时刻向人们传递“告发有奖”的信息。政府规定：“告获印造伪钞者，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应捕减半。”在元代，除了岁赐以外，只有战功才有赏银的，其余的赏赐一般都用钞，而告发造伪钞却可得现银作为赏赐，可见政府对此事的重视。另外，还有“告捕挑剜裨辏者，赏中统十锭，犯人名下追给。应给而不给者，肃政廉访司纠察”等等。
为分化瓦解造伪者，扼杀造伪行为于萌芽之中，元政府还积极奖励自首。至大四年（1311）四月定“伪钞自首免罪”条例，规定“诸造伪钞，其事未发自首者，除其罪；能自捕获同伴者，减半给赏”。
为督促抓差办案官吏尽职尽责，政府还规定“应捕人减半”，即当职官兵如果抓获了造伪者，虽为分内之事，但亦可得到常人一半的赏钱。大德七年（1303），扬州路江都县弓手王兴亲获伪造宝钞者郑贵。
弓手为元朝诸色户计之一，负责巡逻地方、捕捉盗贼、执杖护送官府纲运及流徙各地的罪犯，依照元朝法律捕获伪造宝钞者是其职责，因此“赏钱例应减半”，但政府的赏钱未曾给付，王即身故。刑部就此案呈文中书省，认为本人虽已身故，仍应将赏钱给付家属，后经“都省准拟”。此案遂成今后处理类似情况的法律依据，借以鼓励负有捕贼职责的人尽忠职守。至于其他非当职的官吏，则按照一般的捉获伪钞例加以行赏。
元代晚期，钞法崩坏，政府大量地印制宝钞，导致货币贬值，钞法渐滥，伪造假钞的犯罪日益增多。大德元年至大德四年三月，杭州等路查到印造伪钞案八十八起，共二百七十四人，“多系追取板印伪造到官”，但同案犯中往往有一两名逃亡未被捕获的，因此这些案件都作未结案处理。江浙行省遂请求今后“但获伪造宝钞之徒，追搜获印到官，取责明白招伏，明即正典刑，如此则塞造伪之源”。中书省议定认为可以先行结案，并须依法给首告捉事人赏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