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发展核力量的主要考虑是印度因素。巴基斯坦的核和导弹项目是其维护领土统一和对抗其外部主要威胁和对手———印度的努力的一部分。[42]其核政策的特点是：第一，以核恐怖平衡弥补常规力量的不平衡；第二，拥有足够的核弹头和运载系统以对抗威慑性惩罚，从而确保对印度的核威慑；第三，发展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相互确保摧毁）；第四，核力量由陆军控制并已充分融入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中；第五，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五，运载系统主要由陆基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组成，没有海基。
2000年2月，巴基斯坦建立核指挥部（Nuclear Command Authority），就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向总统穆沙拉夫提供建议。[43]它由两个机构组成：阿卜杜尔·汗研究实验室和巴基斯坦原子能研究公司。2001年，这两个机构合并成为核防务联合体。该机构提出，由于印度在常规武器方面处于压倒性优势，巴基斯坦将拒绝采取“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
第二节美国对印巴核试验的评估和反应
美国推行对外战略的基本手段是“胡萝卜加大棒”（carrot and stick），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分别采取制裁或援助手段，在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冷战时期，针对印巴发展核武器的项目，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制裁。1985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了南达科他共和党参议员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提出的《“对外援助法”修正案》，即《普雷斯勒修正案》（The Pressler Amendment），又称《1985年国际安全与发展合作法案》，其主要内容是：除非总统能向国会提供文件证明巴基斯坦不拥有核爆炸设施，或者美国的援助项目将有效地减少巴基斯坦获取核爆炸设施的风险，否则美国将停止对巴基斯坦的一切援助，不准向巴基斯坦出售或转让军事设备或技术。由于布什总统无法向国会提供这样的证明，这项修正案于1990年得到实施。
1994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核不扩散法案》（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ct），又称《格兰和西明顿修正案》（Glenn and Symingt on Amendment）。其中《格兰修正案》禁止向那些涉及转让核后处理装置、技术和原料的国家提供援助；禁止向那些涉及转移或使用核爆炸设施的国家提供援助。《西明顿修正案》禁止向那些总统认为转移或进口核浓缩装置、材料或技术的国家提供经济、军事援助，除非总统能向国会说明他有可靠的保证，有这类问题的国家将不寻求拥有或发展核武器或帮助别的国家拥有或发展核武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潘可为认为，《普雷斯勒修正案》就好像汽车的制动装置，它能阻止巴基斯坦的某种行动，但美国的目标是要改变其方向，因此需要其他手段如变速器和加速器等。斯蒂芬·科恩也认为美国要重新审视《普雷斯勒修正案》和《核不扩散法案》，因为它并未限制住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项目。
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仍然发展核武器，因为它感到不安全。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安全保证是对付苏联的，而不是对付印度的。巴基斯坦就只能在与美国有限的军事关系和核武器之间进行选择。[44]
1995年9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布朗修正案》（Brown Amendment），规定可以向巴基斯坦转让除F‐16战斗机以外的军事装备、技术或防务服务。这一法案使美国行政当局“下不为例”地向巴基斯坦提供价值约3.68亿美元的军事武器。事实证明，美国的“大棒”政策并没能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取得核武器。
“很明显，以制裁为基础的政策并不能使核武器远离南亚”。[45]
一、单边制裁：政策服从法律[46]
印巴核试验违反了美国的有关法律，特别是1985年的《对外援助法修正案》，即《普雷斯勒修正案》[47]和1994年的《防核扩散法案》，即《格兰修正案》，也损害了美国在不扩散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目标。尽管克林顿已决定采取更加重视印度的南亚政策，但“总统在法律之下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根据《格兰修正案》和国会的要求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施制裁”。[48]
1998年6月18日，克林顿宣布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施制裁。实施制裁是为了要印度和巴基斯坦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同时把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其目的是为了要印度和巴基斯坦：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立即和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部署或试验导弹或核武器；停止为核武器目的生产裂变材料；在日内瓦《裂变材料禁产公约》（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FMCT）谈判中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对敏感产品和技术进行限制；缓和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南亚紧张局势。
由美国国务院经济和农业局宣布的制裁措施主要有6个方面：（1）根据《对外援助法》，终止或延迟对外援助项目，包括：终止向印度提供的2100万美元的经济发展援助和住房政府担保；延迟600万美元的温室气体项目；贸易发展局不再考虑新的项目；大部分的巴基斯坦的援助已经禁止。（2）根据《武器出口管制法》，停止对外军事出售，撤销所有美国军需品清单中商业出口项目的许可，延迟向印度提供先前已批准的防务产品和服务。（3）暂停所有美国政府或美国政府实体的信用担保承诺。（4）取得八国集团的支持，让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推迟考虑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供除基本人道需求（basic human needs，BHN）外的贷款，以支持《格兰修正案》要求的美国反对此类贷款的效力。（5）将签署行政命令，以禁止美国银行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扩大贷款或信用。（6）将拒绝出口所有受核或导弹理由控制的双用途（dual‐use）物品。
印巴核试验对美国的不扩散政策是一个重大打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布鲁金斯研究院联合组成的一个独立的专题研究小组对美国的制裁措施进行了评估，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在1998年9月发表的报告中，该研究小组认为，印巴核试主要是基于“政治的和战略的”考虑，也是美国“长期政策失败和近期情报失败”的结果。核试后美国在南亚的利益除了避免该地区进一步核扩散和向其他地区转移核和导弹技术外，还有其地区利益，包括避免南亚发生任何类型的战争、促进民主和内部稳定、扩大经济增长贸易和投资，在包括恐怖主义、毒品泛滥和环境恶化在内的许多地区和全球挑战问题上开展政治和可能的军事合作。而美国的制裁政策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利益，如加强巴基斯坦的民主和促使印巴在核领域采取负责的行为。因此多数成员主张停止对印巴的制裁。[49]
“9·11”事件后的形势发展，逐渐改变了美国在核制裁方面的政策。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在阿富汗开展的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穆沙拉夫总统答应与美国进行合作，美国因此取消了所有与核有关的制裁，也取消了因1999年10月巴基斯坦军事政变而实施的制裁。
二、多边压力
1998年5月14日和5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分别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试验发表声明，要求两国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对核试给南亚和平与稳定造成的影响表示关注，重申南亚紧张局势只有通过和平对话而不是使用武力或其他军事手段来减少和消除。[50]
1998年5月15日，八国集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声明，谴责印巴核试验。
1998年6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在日内瓦发表公报，谴责核试验，同意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要求印度承诺不部署核武器和导弹，不出口相关设备、材料和技术，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不扩散机制和核裁军的基石，积极鼓励印巴通过直接对话寻求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军备竞赛。[51]
1998年6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172号决议（Resolution 1172），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发表了17条声明，主要包括：谴责印巴核试验；要求印巴避免进一步核试验；敦促印巴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避免有威胁的军事行动以预防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敦促印巴开展对话；要求印巴立即停止他们的核武器发展项目，不要部署核武器，停止弹道导弹项目，明确并承诺不向别国出口可以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装置、材料或技术；认为印巴核试已严重威胁全球防扩散和裁军努力；要求印巴立即无条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求印巴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关于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公约的日内瓦裁军会议。[52]
1998年6月12日，八国集团外长就印巴核试验发表公报。对印巴核试进行了谴责，认为这些试验影响了两国与八国集团每个成员国的关系，损害而不是改善它们的安全环境，破坏了它们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景，与全球防核扩散和核裁军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并将对两国的国际声誉产生严重和长期的影响。公报支持安理会第1172号决议对印巴提出的要求。
此外，1998年6月27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场合紧密合作，以避免南亚核和导弹军备竞赛的升级，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努力，促进印巴之间分歧的和解与和平解决”。[53]
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美国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效果：第一，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第二，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加快核武器和导弹部署的进程；第三，核试后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从事核和导弹方面的出口；第四，其他“核门槛”国家没有迈出核试这一步；第五，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认识到核冲突的危险性及为核试而付出的代价。但是，美国提出的取消制裁和安排克林顿访印的五项条件基本上没有得到满足，其中包括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停止发展核和导弹项目；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停止生产裂变材料的谈判；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严格控制危险材料和技术的出口；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展安全对话缓和南亚紧张局势等。1998年后美印之间的12轮战略对话的结果，是印度比美国更接近于实现各自的目标。[54]
第三节美国的不扩散政策与南亚
从1974年5月14日印度首次“和平”核试验后，不扩散就成为美国南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历届美国政府通过“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a stick‐and carrot policy），避免南亚核武化。经过24年的努力，这项政策最终还是无法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一、美国对南亚不扩散形势的认识
印巴核试验使美国对南亚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不扩散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首先，南亚地区的核扩散终于从理论变为现实。美国在南亚地区不扩散的目标也相应作出调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核和导弹项目上的发展，使美国的关注焦点变为：印巴两国在危机发生时是否会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是否会增添地区不稳定，或未经授权引爆核武器；核技术是否会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认识到核裁军已不是美国在南亚的一个现实选择。
其次，避免印巴之间的全面战争和核战争成为美国在南亚的基本目标。由于印巴之间存在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现在又拥有了核武器，两国之间冲突的后果更具有危险性。在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中，美国从外交上积极卷入，敦促两国停止军事上升级，呼吁政治对话，一方面要求巴基斯坦撤出其在实控线印度一方的军队，同时也要求印度不要跨越实控线或在其他地区攻打巴基斯坦。
第三，把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对待，承认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印度作为美国两个主要的军事存在的地区（东亚和波斯湾）之间最大的军事强国的重要性。核试后，美国与印度举行了战略对话，在印度看来，“这为相互冲突的印度的核安全利益需要和美国领导的全球防扩散机制要求之间提供了一个和解的框架。”[55]经过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和印度外长J·辛格之间共12轮的战略对话，不仅减轻了印度核试对美印关系的消极影响，而且使美印在许多安全问题上达成谅解和理解。
第四，除了要求印巴双方在危机时各自约束外，美国还提出各种方法以避免偶然或未经授权而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如帮助两国建立较健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劝说两国不要部署（核弹头和发射装置分离）、支持两国从立法上禁止核技术和裂变材料的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