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这些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是人类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而在对发展状况、发展道路、发展观念的普世性反思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既从中国实际出发又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为了谁”发展，即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承认并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价值观念，让发展的成果（经济成果、政治成果、文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二是“依靠谁”发展，即承认并尊重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始终依靠和充分激发群众的创造活力和创新精神来推动发展。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包含了“人是目的”和“人是动力”的双重意义，解决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问题。
从学理上讲，科学发展观是系统的、历史的和动态的发展观。它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要求，是指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全面进步状态，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全面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的水平；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要求，即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及环节的相互适应，包括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各个环节上的相互协调；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要求，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承续发展。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切实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统筹兼顾的能力，并始终将一整套新型的价值要求、价值观念贯穿于公共管理的实践之中。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人均已超过1000美元，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层次更是实现了新跨越。2005年，浙江省人均GDP达3382美元，超过2004年世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GNI）的下限（3256～10065美元）；2006年，浙江省人均GDP进一步上升到3975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8倍。国际经验表明，这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发展搞得好，能够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搞得不好，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耽误不得；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失误不得。这就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新的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模式。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省多年来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资金投入来看，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时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8684、0.5668、0.727、0.2774和0.3025，2005年为0.267，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能源消耗来看，全省单位产出电耗较长时期呈上升态势，其中，1998年万元GDP消耗电量为1100千瓦时，2000年为1234千瓦时，2003年为1320千瓦时。从水资源消耗来看，2005年全省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4.4％，工业用水量却增长27.7％；“十五”时期工业重复用水率为35.8％，仅达计划指标的一半。从污染排放来看，2006年全省万元GDP废水排放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为21.6吨和27.4吨，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气排放量为2万标立方米，万元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为5.4千克，万元工业增加值产生固体废物为425千克。这些指标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却都高于发达国家标准几倍。浙江省本是自然资源贫乏、环境容量有限的省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地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挑战。假如地方政府还是经济建设主导型政府，仍然将经济增长速度摆在政绩的首要位置，当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GDP增长发生矛盾时，就会容易忘记自己的“裁判员”角色，而容忍本地存在甚至引进高消耗、高污染企业。很显然，粗放经营的背后是市场主体的利益冲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无法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解决。这要求地方政府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明确职能定位，通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努力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要围绕弥补市场缺陷，加强对市场准入、生产标准、消耗指标、环境保护、专利保护、企业社会责任等的微观管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模式创新。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时期，人们更多地追求基本生活品，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物品的供给。以浙江省为例，近年来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趋旺盛。据初步统计，1995－2004年，全省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年均增长17.4％；相对于私人需求，公共需求在社会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等项目在个人消费性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7.6％提高到36.9％。相比之下，全省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很不相称，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加大，尤其是农村社会发展更是“短腿”中的“短腿”。贫富差距扩大则是社会结构失衡的焦点。2006年，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全国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全国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即使是在浙江省，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33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4倍；但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87元）的农村住户比例仍达18.6％，约227
万户、754万人；省重点扶持的211个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有22.3万人。应该看到，诸多结构性失衡矛盾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联。有的学者用博弈论来形容1979年以来的改革进程，认为1979－1993年期间的改革基本上是“双赢博弈”，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1994年以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一部分社会群体如农民和下岗职工的福利水平下降，成为改革的“输家”。必须看到，诸多失衡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与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重大政策及其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密不可分。因此，唯有加快推进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维护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兼顾好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才能有效解决各种结构性失衡矛盾。
三、构建和谐社会亟须地方政府改革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人们追求和谐社会理想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和谐”的思想非常丰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方面，用以描述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谐”则有协调、融洽的含义。例如，八卦学说就包含着和谐思想。《周易.说卦》认为：“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孔子将和谐用于伦理道德之中，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出了“和”的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的差异；同时还较早地提出其心目中理想国模式——“有道”，即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出其位、各行其是，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老子则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冲撞、激荡，却始终和谐地处在“道”的统一体中。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认为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取得一致，取得一致力量就会增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2500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据儒家经典记载，“小康社会”最初是指一种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社会理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