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汉代，就有“事死如事生”，即把死人当作活人对待的丧葬之俗。“事死如生”，重视守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示孝。汉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然而，儒家并不信鬼。王充批判汉代盛行厚葬之风时指出，不信鬼的儒家却主张“赙祭备物”，“示不负死以观生”是“论不明”。而“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之无知之实”（《论衡·薄葬篇》）。儒家对“人死无知不为鬼”的观点保持沉默，是为了倡导“孝道”。在儒家理论中，忠孝是不可分的，有孝才能有忠，以“孝”治天下，实行老人政治，县乡官吏多以“三老”任之，甚至连东汉诸帝的名称，除光武帝外皆冠以“孝”字。而厚葬与守丧都是“孝”的最好表现，所以他们不仅不反对厚葬与守丧，反而大加提倡。到东汉年间，选拔官吏的察举、征辟都按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被荐举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所谓“孝廉”。《后汉书·荀淑传》云：“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认为“丧葬之礼阙，而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通过厚葬和服丧的礼仪博得“孝”之美名，成了加官晋爵的通道，更加煽动了当时的厚葬之风。厚葬与“事死如生”的葬俗最根本的原因是灵魂不灭与人死为鬼的观念。由于相信人死后要进入另一个世界，所以人们才会重视墓葬，要求“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盐铁论·散不足篇》），才会产生事死如事生的丧俗。
特别是统治集团成员更是幻想到了另一个世界后仍然能享受富贵荣华，因此竭力使墓葬处如同生前一样奢华，并带有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玩好，甚至于有执役服侍的下人。因为信鬼，就不仅有亲人的灵魂变成的鬼，更有各种各样的恶鬼。汉人认为鬼可以在天地间飘忽往来，与人杂处，并要害人，是“凶恶之类”。
鬼有各种类型，会变化，王充《论衡·订鬼篇》记载，汉代人认为：“凶祸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这样又附会产生了种种驱鬼避恶的措施。丧葬之俗这两个方面的功能，至今仍然保留着，民俗中的“白喜事”仪式，是传统“孝”道的直接体现。
我们在清涧还看到了现代的迎新车队，新郎新娘肩并肩地在街上步行，那披红戴绿的花车在后面缓缓地跟着，据说这是清涧特有的景观，也成为现代的婚俗。而在洛川的民俗博物馆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婚俗。展厅中有一个婚礼的场面，墙中间贴有一个双雁图，结婚时要拜双雁，取它对配偶的忠贞不二。大红喜桌前还放着一把大苕帚，上面扎兔子面花、核桃、枣、红花等物，结婚时有人唱“拉枣枝歌”，其中有唱这把苕帚的：“枣子头起栽兔儿，媳子穿的是红裤儿。枣子头上栽枣儿，新媳子穿的是红袄儿。枣子头起栽核桃，俩口见面不圪叨。（“圪叨”是口角的意思。）枣子头起栽花儿，嘻嘻哈哈一家儿。”讲解员用陕北话一说，合辙押韵，非常好听。婚礼厅里面是洞房，一铺大炕当然是主角。醒目的是炕上立着两个长圆枕头，成一“人”字，上面有两个面花。这里的讲究是，立枕一放倒，意味着新人要在这里“落地生根”，生活下去。枕头前有一盘子，里面有四套在碟上倒扣着的小盅，碟里分别装有钱、盐、麸皮与枣四样东西，是用来测试新人前景的：选中枣，意味着“早生贵子”；选中麸皮，意味着有“福”；选中盐，意味着新娘的“贤慧”；选中铜钱，意味着有“钱”。其实所有的婚礼，都内蕴着人们对新人的祝福，对婚姻美满的期待。
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民俗活动有着迷人的魅力。
三、民俗活动的审美价值
民俗活动的审美价值，用大众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民俗活动的美。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美”这个词，有的是在美学的含义上使用，有的则是在非美学的含义上使用。非美学含义的使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于生理需要满足时的感叹和对满足生理需要的对象的肯定性评价。如把食物、酒称为“美味”、“美食”、“美酒”等等，吃饱喝足之后情不自禁地发出“真美”、“美极了”的赞语。这里的美就是“好”，即“好吃、好喝”，就是满足了作为人的生理需要的口腹之欲的意思。日常生活中对“美”的用法，是对其古代含义的一种沿袭使用，“美”指的是感官的快适。二是用于伦理评价，是对人的言论、行为、思想等方面符合伦理规范的一种肯定性评价与赞同。我国提倡的“五讲四美”中的思想美、行为美、心灵美与语言美这四美，也都是在伦理赞同的意义上使用“美”字，有“好”的意思，体现出我国文化中“美与善同意”的传统。
在美学的含义上使用“美”这个词，一般是用于审美判断或评价。比如，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或天边一抹绚丽的晚霞，或一张齐白石的虾画，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赞叹：“真美呵！”这种赞叹没有与任何生理需要的满足相联系，也没有与任何伦理道德的内容相联系，而是对对象的由衷的赞美，是一种肯定性的审美评价，意味着对象引起了人的身心愉悦感。这种愉悦感来自于人的欲望、需要与追求的满足，它只有在对象与人发生某种关系或联系时才可能出现，或者说，它只有在主体与客体处于一种价值关系中时才能出现。可以看出，美是一种价值。
在日常用语中，美常常有美的、很美的、最美的区分，这种区分体现出审美价值的层次性。审美价值的层次是由主体的审美需要层次所决定的。人的审美需要包括了生理层次、心理层次与精神意识层次，相应的就有了各个层次的审美价值。
民俗活动具有各个层次的审美价值。
我们所看到的民俗活动，都有直观的感性形式，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看。秧歌是一种民间舞蹈，服装、道具色彩艳丽，大红大绿，秧歌中的形象或妩媚俏丽，或沉稳憨厚，或稚拙天真，动作节奏鲜明，音乐夸张奔放，激动人心。“九曲黄河阵”是一座巨大的灯迷宫，数百盏彩灯在月光下闪闪烁烁，很是壮观。我们“转”的米脂“九曲”的两道门是彩灯组成的牌楼，两边挂有两串大红灯笼，上面写有龙凤呈祥，门两边有对联：、放焰火看热闹红红火火，出曲门消灾病四季平安。
陕北特有的“火塔塔”与各色彩灯交相辉映，更是把街头巷尾烘托得热闹红火。至于婚葬礼俗，都有一整套的仪式，伴有鼓乐与各种器具，也有很强的观赏性。以我们碰到的“白喜事”上用的“幡”来说，它看上去有两人高，是一溜溜彩色的小灯笼与纸条串成的，五彩的幡顶上站着一只长脖仙鹤，做工精巧，色彩绚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工艺品。这些直观的感性形式能满足人们感官的审美需要，让人爱看爱听，乐于参与。
民俗活动有着众多的参与者，有着广泛的群众性。秧歌队本身的人数是很多的，而观看秧歌的人就更多。无论是在鱼河镇、佳县，还是在神木抑或清涧，观看秧歌的人群可以形容为“人山人海”。转九曲时也绝不是自己在转，而是跟着人群一起转。“打野火”、“过关”、婚葬礼俗都是一种群体活动，都可以感觉到民俗活动的广泛性、群众性，民俗美正是在这广泛的群众性中不断得到实现。这种审美价值的获得表现为深入心意的愉悦，因为参与是一种亲历，在亲历中兴趣被激发，心灵被打动。在米脂转九曲时有一个小插曲，刚从九曲阵里转出来的我一扭头就找不到队伍了，接着发现大家在一个手举红灯的人带领下扭秧歌，不知谁说了句什么，那人就带着大家进了火塔塔的圈子里跳起来。唢呐吹得更欢了，大家也跳得很欢，一直跳到满头汗。外面放起了焰火，气氛非常热烈。旁边一个火塔塔边的唢呐队派了个人过来一个劲儿邀请我们去那个火塔塔跳，因为怕耽误看“打花”，就没有去。结果还是没看到“打花”。不过大家的情绪并没有受多少影响，一路走着一路扭着，连平时看着不可能参加此类活动的人都不例外。在这种亲历性的活动中，大家深深体验到了人的欢乐与激情。
民俗活动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容，主要是求吉利、保平安、驱邪、除毒、祈福等，这是民俗审美价值的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满足的是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的审美需要，给人们以鼓舞和慰藉，激起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结语
民俗活动能满足广大民众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具有多层次的审美价值，是一种民众的狂欢！民俗审美价值的发掘是有现代意义的。因为任何民俗活动都可能从原有的意义上脱胎成为一种审美活动，即使是原本看上去具有“迷信”意味的民俗活动，如敬神、祈祷等等，在现代社会由于脱去了那一层单纯信仰的成分而具有了相对纯粹的审美意义，只代表一种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一些原本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民俗仪式，如祭拜，也日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只是留下对先人的追思；更有那些原来是娱神、娱鬼的活动，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娱人的活动，能带给人们无尽的欢乐，激起人们创造幸福生活的信心和力量。这种精神家园的建立，特别是对人的信心与热情的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信心与热情能使人们执着地投入自己的事业。而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全体人民的激情投入的。
黄土地民间传统音乐考察引发的思考
宋瑾
内容提要：对陕北地方广场、庙会与集会以及音像市场中的传统音乐的考察，发现黄土地民间传统音乐存在活动范围缩小、商品化、受流行音乐冲击、传承断代等现象和问题。通过思考，本文认为应落实教育改革，将传统音乐纳入学校教育；对存活的传统音乐进行声像方式再采集；实行多元发展策略等等，以此来保护和传承当地民间传统音乐。
关键词：陕北、民间音乐、考察、思考。
笔者早年生长在南方山清水秀的环境，后来又长期在首都学习和工作，虽然从电视、画报上看到过黄土地，也从歌里感受过“西北风”，但却没有切身体验过那里的风土人情和音乐文化。2005年2月，参加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组织的考察活动，初次来到黄土高坡，获得了一种很复杂的感受。时值正月十五前后，春节的喜气依然浓厚，确实真切感受到了浓郁的地方风情：热闹而丰富的秧歌、淳朴的信天游和窑洞里的“农家乐”等等。但是，黄土地那种独特的苍凉和现实的另一面，也给笔者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触动和迄今仍然萦绕在脑际的思绪。
下面就谈谈个人的一些见闻和感受感想。
一、秧歌与城镇传统音乐
秧歌是陕北民间音乐的典型代表之一。它在民间的普及面最广，几乎人人皆会，个个参与。特别像过年这样的喜庆日子，到处都有秧歌，喧天的锣鼓吹打加上五彩缤纷的服装和道具（彩绸、花伞、面具、扎花、旱船、花灯等），以及独特的舞步和穿梭动作，真是一派民间喜庆景象。从音乐文化的角度看，当地秧歌和城镇传统音乐正悄悄发生着变化，个中原因在于中国大陆“现代化”过程所特有的内在冲突与交融——音乐内外、中西、古今、雅俗这四大关系所起的作用。
1.秧歌
春节期间陕北各城镇秧歌活动非常频繁，参与者男女老少都有。笔者看到的主要有佳县秧歌、米脂县城秧歌和鱼河镇秧歌。
形式上，大街游行的秧歌队以乡镇或街道为单位，一队接一队，采取乐队在运输汽车上开道，秧歌队随后或相反的序列行进。每队前面有一横幅彩带写着乡镇或街道的名称。
内容上，从高音喇叭传出的歌声什么都唱，有传统民歌，也有现代创作歌曲，甚至有流行歌曲。
乐队组成上，有传统唢呐、长唢呐、锣鼓，还有西洋小号。
歌声和乐器声都通过扩音器播放出来，和秧歌队的腰鼓声交相应和。
在鱼河镇，我们看到外乡人难得一见的当地古秧歌。它在街头秧歌中曾经出现，而最体现其功能和价值的是一种传统仪式：挨家挨户上门表演（收费），以祝福为主题，基本按照传统程式。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许多队员通过面具或化装来扮演传统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如济公、哪吒等。
2.庙会与集会中的音乐
庙会是集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当地一种非常重要的大型民俗活动，通常在寺庙举行。我们到鱼河镇庙会时，正值各秧歌队鱼贯进入庙门。在人山人海中，他们陆续入寺，在里面的场地上举行简短的仪式——以焚香祭拜、一唱众和的方式，赞美神灵、祈神赐福。一队完毕退出，另一队接着做，进出有序，配合默契，可以看出这种仪式经常进行，已经形成套路。
特别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广场奏乐。在人山人海中，留出一小块空地，有一个小乐队在场地中间奏乐。乐器有传统唢呐、笛、笙、弦乐器、打击乐等，而且也加上了西洋小号，还有加扩音器的电子琴！他们演奏的曲目有传统乐曲，也有流行歌曲。听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在米脂县元宵夜，有许多集会，我们参加了一个最大的集会，是由政府提供的场地，那里安排了一个迷宫阵，张灯结彩，人们鱼贯而入，从进口到出口走一遭，取吉利“通.”之意。广场上燃起篝火，有两个乐队在奏乐，几乎像竞技一般，都有各自的听众围观，热闹非凡。考察团成员受到感染，竟然进入场地中央围着篝火扭起秧歌，引得当地群众一片叫好，有些人也参与我们的狂欢。乐队组成和演奏曲目同上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