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显着性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根据前文分析，建立了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计量经济模型。根据前文的分析，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类为以下几方面：农户特征（ P），包括农户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收入结构；农户预期（E），包括价格预期和风险预期；相关行为及认知（R），包括是否加入产业化组织、是否接受培训和学习、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和对政府支持政策的认知；外部环境（F），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同行的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可能存在背离。本次的调查结果表明，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农户，最终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并没有真正建立蔬菜编码制度；而一些没有参与追溯意愿的农户，则在一定条件下最终建立了蔬菜编码制度。因此，为了区分同一类影响因素对农户意愿和行为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程度和方向，本研究分别建立了农户追溯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和农户追溯行为影响因素模型，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异同。则模型可以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为：
Ti=f （Pi，Ei，Ri，Fi，ei ） （6.1）
Fi=f （Pi，Ei，Ri，Fi，ei ） （6.2）
其中：Ti 为第i 个农户是否有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
Fi 为第i 个农户是否参与了蔬菜编码追溯制度；
e 反映了无法观察到的其他影响因素，即为随机扰动项。
2.计量结果与讨论
（1）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302个农户的有效样本，我们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实证模型进行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如表6‐43所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我们将涉及到的所有影响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估算，模型1的Hosmer‐Lemeshow 统计值显着，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好，而且受教育程度、价格预期、培训或学习和同行影响这4项指标都不显着。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了这些不够显着的指标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 统计值不显着，同时χ2统计值在0.01水平下显着，显示模型2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很好的解释。
根估计结果，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着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第一，农户特征是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因素之一。其中，种植规模变量在0.05水平下显着，且其系数为正值。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烈。收入结构变量也在0.05水平下显着，且其系数为正值。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蔬菜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但受教育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却不显着。
第二，农户预期是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原因之一。结果显示，风险预期变量在0.1水平下显着，且其系数为负值，而价格预期变量则不显着。
这与我们在描述统计部分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浙江省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蔬菜编码管理作为一项新技术能否被农户所接受与其预期风险程度有直接关系。总的看来，农户的风险预期越低，参与追溯的意愿也就越强。就浙江省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户的价格预期与实际价格之间背离的情况，使得农户的价格预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影响不显着。
第三，农户的相关行为及认知显着影响了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除了培训和学习变量不显着以外，其他的3个变量都显着影响了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只是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特别是对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度变量在0.01水平下显着，且其系数为正值。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对政府扶持建立追溯制度的相关政策越了解，他就越愿意参加追溯。
第四，外部环境也是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因素之一。其中，政府支持政策变量在0.1水平下显着，但同行影响变量却不显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现阶段，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主要还是受到政府政策这个大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2）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模型估计结果
与估计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方法类似，我们对农户参与追溯行为实证模型也进行了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6‐44所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我们将涉及到的所有影响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估算，模型1的Hosmer‐Lemeshow 统计值显着，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好，而且受教育程度、收入结构、风险预期、价格预期、培训或学习、对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和政府支持政策这些指标都不显着。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了这些不够显着的指标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 统计值不显着，同时χ2统计值在0.01水平下显着，显示模型2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很好的解释。
显示的估计结果，显着影响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因素仅有种植规模、参与产业化组织、对追溯的认知度和同行影响。其中种植规模变量在0.1水平下显着。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种植规模越大，农户越倾向于参加追溯制度的建立。经营规模越大，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平均成本越小，可见，“单位投资最小化”也是农户生产或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参与产业化组织变量在0.1水平下显着，也就意味着加入某种产业化组织有利于促进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建立。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对追溯的认知度变量在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的回归结果中不十分显着，但在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回归结果中却在0.01水平下显着。同时，同行影响变量在0.05水平下显着，其系数为负，说明越是容易受到其他种植户影响的农户就越倾向于参与追溯制度。
（3）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行为的计量结果比较
前文已经提过，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存在某种背离情况。这一点也反映在影响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参与追溯制度的因素存在某些异同。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影响都很显着的变量是农户特征中的种植规模变量、相关行为及认知中的参加产业化组织变量和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变量。由此可见，种植规模、产业化程度以及农户对追溯制度的了解程度是目前影响浙江省建立和推广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关键因素。而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产业化程度。一方面，提高蔬菜种植产业化程度有利于蔬菜种植规模的适度扩大，从而促进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标准可以更好地得到宣传和普及，提高农户对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同时，农户通过相关产业组织可以获得更为及时有效的技术培训，减少进行某些新的投资所面临的困难。
第二，农户对追溯制度和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度、政府支持政策这3个变量均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影响显着，但只有对追溯的认知度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影响显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建立追溯制度的意愿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作用大小（例如政府扶持政策的力度以及农户对政府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但农户是否采用蔬菜编码制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对追溯制度本身的利弊分析。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追溯制度推广模式在现阶段有可取之处，但追溯制度最终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机制。
第三，培训和学习变量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都不显着。
但一般而言，培训和学习会通过影响农户的认知度来间接影响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和行为，但计量结果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论证。这说明，目前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的有关追溯制度的培训和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有待改进。
6.3.4小结
通过以上对浙江省蔬菜种植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和行为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相关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看，被调查农户对农产品追溯相关制度的认知程度还很低，十分了解目前的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仅为6%。表现在被调查农户对政府追溯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也较低，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6%的农户很了解相关政策。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农产品追溯制度在我省推广的时间很短；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培训和宣传的渠道、力度等都不能满足农户当前的需求。因此，从总体上提高农户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度，把政府的培训和宣传工作落在实处是必要条件。
第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是否采用蔬菜编码制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对追溯制度本身利弊的分析。因此，追溯制度最终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机制推动。目前，浙江省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还是政府主导型，这对于刚刚起步的追溯制度建设是必要的，但追溯制度的完善最终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特别是需要私人部门（加工企业、合作社等）在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上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该逐步建立起相关的激励机制来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农产品追溯制度建设。
第三，回归结果显示，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都不显着，这与目前编码蔬菜在蔬菜交易市场上还未形成“优质优价”的价格激励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减轻市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以求“优质优价”，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但目前在农产品市场上，由于有关可追溯制度的法规不完善，政策宣传不到位，政府监督力量薄弱等多种原因，使得“优质不优价”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农户的价格预期，降低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积极性和意愿。
第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趋势，而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产物。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宣传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设的政策，可以更好地为农户提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技术培训，从而推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