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正向现代化急速迈进的时代，一个正实践着几代人梦想的时代。当人们在新世纪之初满怀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呼唤和渴望之际，总会回忆起过去100多年来所走过的探索之路。
160多年前，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华大地的古老国门，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坚船利炮，面对割地赔款，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对以洋务运动，并兴建北洋水师。甲午一战带来的切肤之痛，方知弱不在船炮，而在制度。无论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正式制度的变革，还是新文化运动对非正式制度的冲击，无不源于对落后挨打、开除“球籍”的恐惧和对国富民强、兴旺发达的渴求。其后，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轨迹，短期内迅速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抗日救亡成了最紧迫的任务，战时的制度安排成了抗战胜利后路径依赖的重要部分。1949年后，国人迎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国内环境，却又走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之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人们播下的是热情和希望，收获的却是浩劫和贫穷，换来的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最初从农村开始。一个看似小小的举措——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户自己耕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门。此后，中国终于抓住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机遇。基于“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有利条件，持续20多年GDP 年均9%以上的增长，年均1个百分点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年均1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1980-2000年，在吃、穿、用等消费品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中的轻工业化阶段。从90年代末21世纪初开始，以住宅和汽车需求全面启动为契机，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其间，中国又进入了令国人魂牵梦绕、莫测深浅的WTO，彻底结束了与国际社会疏离、隔绝的历史。总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推进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
然而，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在中国试图用几十年的时间跨越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时，“三农”问题就像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时时拨动着中国民众的心弦。从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到朱镕基坦言最牵挂的是“农民收入问题”，从《中国农民调查》披露的桩桩血案，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数据统计，所有这一切都凸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久违的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都把“三农”问题放在党和政府工作的首位，放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在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三农”问题的同时，国内理论界也加大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并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研究和讨论。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集合。这些问题不仅必然地服从于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定性，也根本地受制于中国作为人地关系紧张、区域差异极大的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还现实地依赖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更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后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凸显急迫。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稳定农业增长的问题，而且是如何谋求农业、农村、农民长远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充满矛盾、痛苦和冲突。因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历史进程，是一场影响数亿农民乃至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划时代的经济社会革命。
在此背景下，作为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于2004年5月正式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20多位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组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了近3年时间的联合攻关，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系统探索，并将研究成果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的形式分批出版发行。
我们不仅期待着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对“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更期待着中国早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期待着经历了百年曲折的中华民族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黄祖辉
2006年12月31日于杭州城东华家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