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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出“动物”这个词的时候，重音自然是落在“物”字上。“物”的归类意味着它们是没有内心世界的，是某种可供使用的财产或工具——至少我们希望如此，因为这样处置起来要方便些。把它们可能存在的跟我们相同的属性虚无掉，是我们一种潜意识的要求。
今天，人与动物的交道，更多是在餐桌上进行。这个时候，动物已经不动了，也就是说，它们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也不叫动物，而叫作肉，或者菜。经过不眨眼的杀害、肢解、砍剁、碾绞，一头几百上千斤重的生命被处理成为一些肉块，或者肉泥、肉丸子，拌上青葱红椒和油盐酱醋，经过炉火的煎、蒸、焖、炒、炖、焗、烤、炸，香喷喷地端上桌来。这时，酒瓶已经打开，大家举杯互相祝贺，在欢乐的气氛中伸出交横的筷子，谁都不会想到盘碟中的美味佳肴竟然是某个生命的遗骸。由于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已经被挡在屏风之外、千里之外，敲骨吸髓的过程进行得非常愉悦。有人在酒酣饭饱之后开始引吭歌唱，甚至泼墨挥毫，整个餐厅于是成了人道主义的又一次凯旋。
这时候，蒋子丹女士表情肃穆的出场多少有些煞风景。她的《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把我们带出餐厅，进入厨房，并通过厨房的后门进入更加广阔深远的地方，进入杀戮和囚禁的现场。于是摆在桌面上的肉块、肉泥、肉丸子，被还原成一个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它们不仅和我们一样有着一双明澈的眼睛，还有与我们一样的情感生活和心灵世界，甚至还有相当高贵的道义行为。在这方面蒋子丹出示了许多感人的事实——
八岁的弗林特（小黑猩猩）在母亲死后，整天坐在小溪边打量母亲的遗体，为母亲梳理毛发，或拉着母亲毫无知觉的手抽泣。后来它离开大家，极度抑郁地蜷缩在草丛里，眼睛凹陷，骨瘦如柴，越来越没精打采。在它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它做的最后努力是挣扎着扑向母亲死去的地方。弗林特之死，距母亲死亡仅三周半时间。
面对猎人，一只母藏羚并不逃跑，而是面对猎人，扑通一声将两条前腿跪下来，泪水伴着企求的眼神，从充满绝望的眼中淌出，直到在枪声中一头栽倒。猎人将死去的藏羚开膛扒皮，发现这头母羊的子宫里，蜷伏着一只已经成形的小藏羚，才明白过来，它之所以要屈下笨重的身躯下跪，是想在猎枪下保留孩子一命。
这些细节如果发生在人类社会，同样是催人泪下的，甚至是值得大肆宣扬的。人间最高的孝道，也不过八岁小黑猩猩弗林特的水平；人间最好的慈爱，也就与母藏羚羊相当；人间最真挚的情谊，也没有超出马路边两只相惜相怜的小猫；人间最可信任的忠诚，也就达到一只狗的程度。《一只蚂蚁领着我走》还记述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个名叫乌云的女子在青藏高原的寺院里生病了，持续的高烧使她不能吃喝。旺堆活佛得知情况，决定在大雪封山之前把她送出山去医治，但他们却在茫茫大雪中迷路了。正在他们一筹莫展时，奇迹出现了，从炫目的雪地里钻出了一大两小三只狼，把他们带出了迷津，直到将他们引上大路才原路返回。这几只狼融化冰雪的爱，已经漫出了自己种族的边界，洒向并不友善的人间。
该书以不胜枚举的事例一再向我们证明，人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和扶穷济弱、舍生取义，在动物界也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只是我们不在其中，无法感同身受罢了。虽然动物在智力方面与人类存在不小的差别，它们只能凭借本能的力量生活，而不能像人类那样驾驭外部的事物，假借异己的力量。但它们和人类一样，有着一颗能够品尝痛苦和欢乐、会哭泣和歌唱的心灵，而不是像笛卡儿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自动装置，对任何刺激都只会产生机械的反应，不会思考也不会感到痛苦。一只母羊眼看着小羊被杀害的痛苦，与一个人类母亲看着自己儿女遇害没有什么不同；一只燕子看着巢中的小燕飞向天空，甚至比人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向社会还要欣慰。就今天的社会状况来看，人类的生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但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来，各种动物的社会行为却有着伦理的下限。类似杀害母亲骗取保险、绑票朋友亲戚勒索钱财等人间许多卑劣肮脏的事情，许多动物是做不出来的。按照人类目前的道德水平，所有的乌鸦都堪称孝子，在母亲暮年的时候，它们都无怨无悔地侍奉左右。
人类之所以认为自己比一切物种都要高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生身为人，我们通常只留意自己的感受，这些感受具有直接的给予性，因此显得十分真切。当人们为了节日的庆祝，或是为了远道而来的朋友而杀死一只山羊时，我们只顾及自己的不亦乐乎，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只羊身上以及背后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从它饱满的乳房可以判断，它是一个哺育的母亲，履行着上天赋予的神圣职责。就在我们举杯欢呼的时候，几个失去母亲的幼崽正在山坳里四处哭喊，盼望着母亲的归来。我们把几个幼小的孩子变成了孤儿，我们让它们多么失望。在它们的童话里，我们一定是青面獠牙的恶魔。
吃是一场停不下来的战争，隐含着可怕的血腥暴力。除此之外，人类其他生活内容的展开都有动物生命来铺垫。据介绍，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每年都有500万只以上的海豹被人屠杀。出生两周以内的白毛小海豹，因其皮毛价格更高而成为首选目标。被杀的海豹中，有80％是处于12天至1岁的幼年，有40％是活生生地被剥掉了皮毛。这种情况说起来还是出于人道的用途，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所有动物的需求都有一个限定的常量，可以填满，唯独人的欲望是愈填愈深的沟壑。从人类寂寞无聊的心境中，可以滋生出千奇百怪、无穷无尽的欲念。恣意处死动物生命，在许多人眼里，还是一种寻找快乐的方式。在这一人群中，蒋子丹女士还发现了以慈悲和博爱著称的托尔斯泰伯爵。有时候，我们举枪击毙一只鸟，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从中获得一阵兴奋；我们杀死一头鲸鱼，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可以杀死一头鲸鱼。从杀害生命中获取快乐，难道不是一种乖戾的变态心理？解除和剥夺动物的生命，早已经是人类社会一种天然的人权，并且一直被无节制地滥用着。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这些最最日常的生活细节里，制造了多少天诛地灭的凶案和悲剧。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动物世界的忌日。《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以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身为人类的我们罪孽深重。《宇宙A级通缉令》一节记录了某县电视台编辑部主任和县医院女药剂师共同导演的一幕恶作剧——
风景秀丽的江边，穿着时髦的中年女子，手捧小狸猫百般抚爱，小猫喵喵叫着回应她，一派人猫和谐的气象。紧接着镜头一转情形突变，女子将小猫放在地上，穿着漂亮高跟鞋的脚，随之踏上它弱小的身体，小猫张嘴惨叫之际，高跟鞋尖尖的鞋跟已经插入它的眼眶，小猫眼珠迸出，头骨碎裂，变成那女子脚下一团模糊的血肉。
时隔两年，一度被网友通缉捉拿的踏猫事件女主角再次出现某网站上，带着微笑，用高跟鞋尖尖的后跟刺入小兔子和小狗的眼睛和嘴巴，然后再用脚掌把它们的头骨踩碎。如此天理难容的事情，在人的社会还是合乎法律的。在这种情况下，惩罚只能交付给良心，而良心只能够惩罚那些有良心的人。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史。为了扩大生存空间和获取丰足的生活资源，人类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大规模地屠戮和驱赶跟自己相貌有所不同的生命，使之相继走向灭绝的边缘，根本不顾及其他生命的权益和心灵感受。时至今日，我们给生命世界带来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灾难和痛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在光天化日里干下的。这漫漫千万年的历史旧账已无法清算，它只能是一笔呆账、死账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如此叙述：无数的生命为了供养人类的幸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牺牲，它们的苦难是人类快乐生活转移支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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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生动物几乎被斩尽杀绝的当代，饲养动物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在世界各地，都建有规模不等的牲畜养殖场，圈养着数量庞大的动物群体。在城市里，豢养宠物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高尚的街区流行。特别是那些活出了一定风度模样的人，身边的动物成为身份的标签。他们可以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钱买一只动物（比人命赔偿价还要高出许多），并把它当成宝贝儿子一样供养，给它穿最好的服装，吃最好的食粮，让它过上比下层人还要优越不知多少倍的生活。“过去的五六年，虽然美国的经济持续下滑，宠物业的规模反而增大了两倍，每年狗食品、狗日用品、狗玩具、狗家具、狗美容、狗保健品、狗医疗以及专业驯狗员等各项费用，达到了340亿美元之巨。130亿宠物食品销售额中，高级宠物食品占了37％，到2008年可望达到41％，其中包括多种维生素咀嚼片，专为‘敏感皮肤’或‘敏感肠胃’的犬只设计的衣物和食品，还有一些药品，据称能减少狗的牙垢和难闻气味，抑制关节炎，预防糖尿病和肾病。”（《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狗年生意经》）
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是人与动物关系的根本扭转，甚至是一种忏悔赎罪的行为。人与动物情同手足，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让我们有了一种乌托邦似的想象，以为庄子描绘的人与禽兽同乐的“至德之世”已经降临。可是，当蒋子丹女士带着我们走进事情发生的现场时，看到的情况非但没有这么乐观，反而更加惊心动魄了——
如何用最小的场地，养最多的动物，是每个养殖场技术更新的硬指标，于是动物短暂的生命，自始至终在与同伴零距离接触中度过，转身、舔毛、振翅，都是不能实现的奢望。为了防止它们因为过度拥挤而互相伤害，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养殖者用烙铁灼掉肉鸡和蛋鸡的喙，用刀砍去它们的脚趾，用腐蚀性药膏或者钢锯去掉菜牛的角，肉猪们也要忍受截齿、断尾的疼痛。不管是哪种动物，每天都要吞食拌在饲料中的激素和抗生素，以保证它们迅速地长肥，并能够抵抗传染性疾病。在这样的环境下，动物带病生存不可避免，肺炎是肉猪最常见的病情，窄栏里养出的牛，有的连站立和行走都很艰难。
在极尽商业谋略算计的集中营里，没有一个生命可以享尽天年。猪原本七岁的生理年龄已够短暂，但在现代化养猪场里，它们的寿命被控制在七个月之内。到过这些动物世界的“奥斯维辛”参观过的人，都会得出和犹太裔作家以撒·辛格相同的结论：“就人类对其他动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看了养殖场和屠宰场里的情景，把一只鸡或一头牛从出生到最后剁成肉片的过程真实地回放一遍，人吃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动物尸骨就有些困难了。吃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啊，我们不知吞噬了多少痛苦、悲伤、冤屈和绝望！正因如此，古来有修养的人都有意把餐厅与庖厨分离开来，避免良知尴尬地面对残杀，就像孟子说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伪善，而有一些人连这种伪善也想撕破。书中介绍活吃猴脑和生抠鹅肠两道让人触目惊心的菜谱：在动物还活着的时候，直接吃食它们某个部分的器官。这种吃法把罪恶变得赤裸裸，能够把这两道菜吃下去不吐出来，而且一边吃一边还说“真香啊”的人，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这种吃食其实是一种魔鬼训练，旨在把人的心炼得更加麻木、更加歹毒、更加凶恶，炼成一把寒光毕露的钢刀，不留下一丝恻隐的迟钝。或者说是要把人炼成一副铁石心肠，让自己都感到害怕，为人与人的互相吃食热身。对于自己饲养和驯养的生命，人类虐待和摧残起来就更加理直气壮：你的生命是我给予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源自我辛苦的付出，我有足够的权利加以剥夺。道理听起来像是劳动者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别人无权干涉，这完全符合社会公理。但是，蒋子丹女士还是不能接受，她说：“一只猪来世界上走一遭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有一天变成餐桌上的红烧肉。这其实是完全说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