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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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文学延续至今，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复兴的时期。经过持续多年的极权压抑和一场场残酷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人们都有着太多伤痛的记忆，腹腔里抑积着太多的苦水和怨火，有太多的话语需要言说。社会变革的艰难推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拉锯战，使得已经焦急万分的人们更加躁乱不安。文学成了熔岩喷发的出口，它借助自身之外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七彩光环笼罩在作家们额头的上方，他们以先锋的姿态赳然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然而，这个时期的文学只有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才是激动人心的，而对于后世和其他国度的人们而言，它的社会学意义远远超出文学上的价值。多年来的文化扫荡、封锁和意识形态禁锢，使作家们既缺乏充分必要的文字操练，又缺乏对生活素材进行深加工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思考能力。他们的作品文字生硬、修辞夸张、情绪偏激、思维简拙，没有多少可以打动局外人的美学成分。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作家开始有了文体上的自觉追求。由于西方多种思潮的涌入，他们对生活材料的处理方式有了变化。这个时期出现了莫言、韩少功、苏童、余华等才情横溢的作家，他们驾驭文字、结构、故事乃至刻画人物的能力，让人感到中国作家在职业意义上的成熟。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感受生活的特别态度和游刃有余的修辞功夫，让人相信中国作家已经具备用方块文字写出世界一流作品的可能。如果哪一天，他们当中有人抛出了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然而，那一天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很快到来。大约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资本全球化大背景下迅猛推进的市场化进程，使世俗化浪潮在中国的土地上汹涌澎湃，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作为一个民族生活中最精致的部分，文学也不能幸免于难，中国文学的精神品质显著下降。在物质力量面前，作家们丧失了人格和道德上的矜持，也失去了对现实说话的能力。因为缺乏必要的心灵操守，他们未能与声色犬马的时尚生活拉开距离，而是一味地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以同谋的方式来讨取个人生活。在大众口味和市场利润的近距离诱惑下，低俗化乃至恶俗化倾向泛滥整个文坛。有的新锐作家把醉生梦死、物欲横流的生活的诗意书写和修辞上琐碎的感觉玩味视为文学的正道，还把入土多年的鲁迅挖出来加以鞭尸，作为给自己加冕的典礼，以终结者的姿态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似乎不这样还不足以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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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在中国人精神生活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时期社会进入了急剧分化的阶段。仿佛发生了巨大的地震，人们脚下的地壳涌动起来，出现了裂变，人与人之间在收入分配与身份地位上的距离骤然拉开了，生存机会的竞争日益加剧并趋于恶质化。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竞争中的失利者将面临无底的深渊。人们急于在升沉不定的社会中拾一个好台阶，并千方百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论是头戴乌纱身居高位的官员，还是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农民；不论是腰缠万贯的资本积累者，还是朝不保夕的下岗工人，他们的神经系统都疯狂地牵扯到一起，那就是对物质利益和身份地位的高度关切，以及对生活前景神经质的惶恐。他们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变得极其简明扼要和不约而同，揣摩一个人的内心也变得十分容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一个高官的落马，一个歹徒的行凶，一个家庭的不和，一个农妇的饮鸩自尽，一个作家深夜的辗转反侧，原因都是一样的。而一个人，即使住进了上百万元的房子，还不能睡上一个踏实觉。在这种情境下，人们对人生很难有长远的整体关怀，他们只希望抓住眼前更多的稻草。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当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时，人们的心思反而纠缠到了一起，拧成了一条麻绳。一夜之间，大家都成了纯粹的唯物质主义者。
与市场化过程同步，借助进入千家万户的电视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城市的大街和乡间的小道上，以同样的速度肆无忌惮地呼啸而过，完成了对亿万人的洗脑和精神收容。它以强大的暗示力激励人们在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追求虚妄的满足，以此作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扩大了欲望的再生产，使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变得无穷无尽。他们在无止境的欲望和有限度的满足之间疲于奔命，仿佛热锅上的蚂蚁。
在知识阶层，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洪水般的流入和漫漶，把中国的知识精英变成了它的信徒。始于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是比现代主义更为精致的心智。作为一种粗放简明的宏观理念，现代主义在分析社会和人性时，并没有将多维度、不确定、非线性的复杂因素，特别是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纳入自身的演算和叙事模式。它对平等、自由、公正、真理、人性等范畴的设定，是基于一种价值想象，而不是既成的事实。当它进入实践层面和制度层面时，被省略的各种复杂因素必定会加入进来并发生作用，原先留给政治家和行动者去权衡考量的、各种利益集团和个体之间的力量竞争和协同，以及微观权力运作机制，必将导致理想化概念体系和信条的变形，使之发生戏剧性的甚至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异化，呈现出一种漫画的效果，而在实践上最终胜出的可能是权力运作的流程及各种“规训手段”。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些价值范畴都有着不纯洁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历史，经不起“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的推敲。它们看起来像是某个机构或是强势集团别有用心编造出来的话语。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充分实践的前提下出现的，因此，它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可以视作是对现代主义的完善和补充。它并没有放弃对自由、平等、公正、人性等价值的尊重，而是将其进行细致的分解和贯彻——特别是针对不同阶级、性别、种族、弱势人群和被边缘化的他者。但中国的情况却是现代主义的价值原则才刚刚走向实践，启蒙的话语还未深入人心。因此，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硫酸来使用的，它不合时宜的批判和解构，演变成了对现代主义的抗拒，甚至是对前现代观念的辩护。
作为一种复杂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它的一些信条，如向他者的呼声和存在敞开胸怀，审视自己精神最隐秘的地方，我们对他人所做的一切对他人和自身都非常重要，等等。在中国都得不到多少呼应。被广泛接受和发扬的是有关权力和身体的微观政治学说，及其隐含的消解深度和崇高、弱化理想信愿的倾向。福柯和德里达的生吞活剥的信徒们用权力分析消解正义、真理、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真实性，把它们归结为强势权力的附属物，使之带上了功利的色彩，而人性的丰富性和深邃性也被取缔，只留下身体一个截面。于是，后现代主义变成了身体的政治学，它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汇流，互相推助，波澜壮阔，势不可当。在一本介绍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书的序言里，主编者如是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的使命，它伟大的历史实践，就是让身体回归身体，让身体重享自身的肉体性，让身体栽植快感内容，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身体在此则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它活力四射，外溢莽撞，它是一架脱轨的无人驾驶的高速列车。……永远流动的欲望机器冲垮一切既定的秩序……欲望机器最终产生的是一个欲望的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后现代性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些话语听起来像是《动物世界》里的解说词。在动物的生活中，身体欲望和权力较量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它们也还有超越身体和权力的东西：同情，甚至道义。考虑到经过长期的意识形态禁闭，中国人对物质的福祉和身体蕴藏的可能性边际，缺乏充分的体验，眼下物欲放纵横流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国民精神进化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但作为对人类命运和心灵具有洞察力的知识精英，不应该为这种现状引吭高歌，加以咏赞，甚至把这种指向视为人类生活的终极真谛，当作一种无比辉煌的金币来发行，废黜人类精神生活的其他价值。
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对道德理念和礼法制度的过度解构，为物欲的横流扫除了文化心理上的最后障碍。在它的支援下，中国文学一度掀起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等潮流。这种肉体的宴会和狂欢舞会不过是古代言情、色情文学沉渣泛起的市民文化新变种，却被某些人尊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加以欢呼鼓舞。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的趣味几乎完全投合到同一个沸腾的油锅里。
回顾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除了一些低吟浅唱的小件作品，还可以证明未泯良知和精神眺望的存在，几乎看不到超越世俗倾向的建瓴之作，随处可见的是充满烟火味和脂粉气的作品。有的篇什读起来生活情趣盎然，文字颇有些感觉玩味，但感觉的背后是苍白与空洞，没有期待中的那种与你撞个满怀的力量。为了在世俗化的浑水浊流中渔利，一些作家迎合人群中的低级趣味，写下了许多恶俗的作品，制造了许多文字的垃圾。除了为人性的迷惑与堕落提供更多案例之外，这个时期的文学还听不出什么高山流水涤荡尘埃的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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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井小民迷惑街面上的流行色，追逐海外的歌星球星和青年偶像，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甘愿做学术思想上的二道贩子，不加反刍消化地引渡外来观念处理自身的生存经验，并对别人持凌驾的气势，实在让人纳闷。中国两百年来社会政治经济落后于西方和一百年来受尽异族凌辱的历史，被人们简单归结为文化上的蒙昧，造成了深深的文化原罪感和自卑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出于原罪和自卑，人们恨不得把自己的血液重新换洗干净，变成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新中国成立前出道的知识分子，尽管面对着西方强势文明的巨大压力，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本土文化和自身生存经验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人，对民族的文化家底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了解，更没有受过任何深层文化的浸润，他们已经彻底丧失对传统文化所蕴藏的生存境界和心灵体验的记忆。由于文化上的自卑，他们并不把这当成个人修养的一种缺陷，反而假借西方流行观念对自己并不了解的文化进行气壮如牛的批判，将自己置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里。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的“从流飘荡，任意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文传统有道、德、礼、法等不同的层次，并且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儒、道、释三家汇流纵横交融的局面。道体现着终极的关怀，是古人问天的结果，它把人置身于浩瀚无穷的背景中，去探询人与万物走到一起的大化玄同之境，使生命从中获得自身的本源，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然规律”；德是与道相应的精神修养，其中蕴藏着不同的品格和人生境界；礼是外在的软性行为规范（相当部分已经刚性化），包括各种礼仪仪轨；法是硬性的行为规范，相当于社会法律制度。古代的圣贤认为，对于不能领悟道的人，才需要谈德；对于不能理解德的人，才跟他谈礼；对于礼不能规范其行为的，就只能跟他说法。当今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多数搁浅在礼法的层面上（这恰恰是其中必须随时运加以改变的浅表层），说起来就是“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之类，把它视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驯化。而对人性的理解，性、心、识等丰富的维度也被简化为身的一维，鲜有人能够进入道与德、心与性的层面，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区域。
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深邃的立体结构，普通百姓与知识精英有着很大的距离，这跟西方相对均平的局面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今日的知识精英已经和市井流民一起，学水面的浮萍随波逐流，整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已经大大降级。人与人之间的物质阶级拉得越来越大，精神上的阶级却缩得越来越小，正人君子纷纷堕落到只喻于利而不喻于义的小人境地，这个民族已经变得从未有过的俗气。为了蝇头小利，人们竞相践踏绵延千年的行为规范，蹂躏自己的良心，并挖空心思变着法子相互为难和虐待。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酱醋，到用于救死扶伤的药物，再到学院里的学术论文，都难于判定其真伪。作为社会生活最为精细部分的文学，如今已变得越来越粗鄙甚至下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就像大排档上用猛火厚料烹出来的菜肴，吃起来色香味俱足，就是品不出什么深远的意境来。既难得屈原忧愤深广的“天问”，也缺少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既缺少大《易》“宁静致远，感而邃通”的玄机，更没有庄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象。就连几十年前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的襟怀也不复寻觅了。值得指出的是，一种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它把其中开展的精神境界转化成实践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精神境界的开展，也看不到多少人格关怀。
对于这样一个从头到脚变得如此俗气、如此急功近利的族群，我丝毫不担心它的物质生活前景。对物质的贪婪已经构成了强大的社会能源，加上机巧伶俐、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世俗智慧，不出一二十年，中国就会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它的精神生活状况，实在还不可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