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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直以自身能够改变点什么为骄傲。如果前方有棵树挡住了视线，我就挥刀把它砍倒；如果家门口有两座大山堵住了出路，我就用担子将它们挑开；如果座下的凳子硌痛了屁股，我就换一张凳子，傻瓜才想到要换一个屁股呢！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给我下崽，我也会换一个女人，天下的女人怕不多吗！这种以人我为本位的取向，显示了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也张扬了人君临万物的尊贵，而完全不考虑人本身是否具有尊贵的品质。一旦日子过得不舒坦，人们便想到要换一个伙伴，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环境，换一个国度，从来没想到要换一个自己。总之，这种取向从根本上就不打算改变人，只是一味地加以肯定，以人现成的德性为尺度，去判断并改造、驯化周遭的事物，使之合乎人的性情，直到人心满意足、昏昏欲睡为止，而不管这种性情是怎样的乖戾。它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吾国人过节时常说的一句贺词：万事如意。一个人达到了万事如意的境地，所有愿望的沟壑均已得到填充，他的生活就算是幸福美满了。
社会的变革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建立一个适合人类性情的环境，以消除人间的种种委屈和怨恨。只要打开厚厚的史籍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贫困、暴力、压迫、疾病等灾难充塞着人类生活的页码。人们有理由把自己承受的不幸，归咎于社会构架的不合理与他人粗暴的掠夺和强加。他们相信，只要能够避免这些莫须有的天灾人祸，生活就会像十五晚上的月亮那样光辉圆满。他们相信，在坑坑洼洼的地球表面，可以建立起一种无可挑剔的社会制度，从而确保每一个人命中厚积的福分。这种福分有时被描绘为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有时被描绘为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需要光就有了光，在人的生活里没有缺憾和无奈，更没有愤怒和悲伤。
在过去的时代里，出现过许许多多慈善的空想家，他们对人类的处境抱有深刻的同情和关怀，凭着奇妙的想象力绘画了种种令人心怀激荡的社会蓝图，有的甚至逼真到一个夜壶的质地。这些理想社会，或者建设在人世之外某个神秘的地方，或者坐落在大海之中一个遥远的岛上。它们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热望，也激发了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对主宰与管理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愤慨。那些受尽了人世艰辛的人们轻易就解脱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所承受的一切苦难，理直气壮地归罪于该死的社会和居心险恶的坏人。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球表面到处布满了干柴，革命的烈火此起彼伏，乌托邦的狂想把人卷入了暴风骤雨的年代。那些眼睛里喷着烈焰的人们以为，只要把现存的社会建制一把火烧掉，把豺狼一般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扫入墓穴，就可以结束噩梦一般的生活，过上原本就属于他们的神仙日子。
然而，在磨蹭了很长时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尽头，历史以饱经沧桑的、沙哑的嗓音告诉人们，推翻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打倒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并不一定能够清除社会的种种罪过。那些描绘得美轮美奂的图画，一旦付诸现实就会破绽百出、捉襟见肘，借助激情和暴力在地球表面建设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的不仅是某个存在问题的社会，也不仅是一些心怀恶意的别人，而很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人应该对自己的不幸承担某种程度的责任，而不能一味推卸于社会并且迁怒于他人，特别是在难免存在种种纰漏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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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理想的社会图景，从来就没有一个定准的范本，它总是相对于某一种境遇而被设想出来，它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挑剔。对于生活在陶渊明时代的人们而言，没有严刑酷罚和苛捐杂税等暴政的桃花源就算是理想社会了。对于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又能够获得温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必要的教育机会，就已经是天堂里的待遇了。而对于现代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已经想象不出比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更加美好的图景来了。至于贵族，他们对身份和地位的要求是建立在损害和作践别人尊严之上的，他们的理想恰恰是大多数人所要反抗的现实。这些由不同境遇的人蒙在被窝里想象出来的社会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得让人们置身其中开始琐碎的生活之后才可以说得清楚。一个饥寒交迫的阶级或族群，会把一个树上挂满面包、河里流着牛油的地方当成仙境，然而，一旦到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愿望委屈在心里。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里，他们不见得就能够心满意足，相安无事。让今天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到陶渊明梦中的桃花源里去旅游一个星期也许很有趣，倘若让他在那里活上一辈子则无异于流放和囚禁，他不把那些桃花践踏成烂泥就算是好的。至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如果让今天的城市新贵和白领们移民，他们也会考虑再三的，因为在那里他们只是一介劳动平民，而在这边他们可是人上人啊，尽管他们每天起床都要抱怨这个社会伺候得如何不够周全。为了限制人性恶的一面的展开，各种乌托邦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公共权力。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单一、集中的社会，劳动作为公民的义务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些性质对于今天的布波族来说，差不多就是地狱的性质了。
通观各种乌托邦的体系，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材料不外乎这么几个要件：财富的丰厚、人身的自由、权利的平等、福利的保障、社会的安定。且不问地球上的资源供应能否与人类欲望的总量持平，且不说这些要件在组成一个社会整体时相互的掣肘、冲克，就算能建设出一个充分具备这些要件的社会，人们置身其中真的就变成乖宝宝了吗？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平等是处于平均线下的人们的梦想；但在一个权利地位财富均等的社会里，超出平等之上就会成为很多人的追求，他们会把这种优越感当成自己幸福的标准，从而千方百计地制造出新的不平等。在今天的社会里，就已经有不少人拥有了大大超出自己生活需要的财富，但是，这些富人真的就像穷人们想象的那样幸福和美吗？还有一些人，他们位高权重，手中握有重器，拥有比平等权利更多的特权，但是，他们因此就像底层人想象的那样完全乐坏了吗？众所周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身上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他的权力和人身自由得到了近乎无限的扩张，但是我们知道，权力的中心充满阴谋和暗斗，历史上过得快乐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连一个踏实的安稳觉都没有睡过，这就难怪那些可怜的皇帝寿命总是如此短促。财富、权力对于人的生活无疑是必需的，但超出基本需要的财富和权力，也可能使一个人晚间的步履变得更加凝重和蹒跚，使一个笑容带有更多牵强造作的性质。扛着超出自身需要的东西，除非是出自为社会大众谋利益的考虑，否则对个人来讲真是一种痴愚。很多时候，一个人过得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权力或是权力少了；一个孩子哭了，不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欺负，而是因为自己丢失了心爱的玩具。但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总是训导人们往权力之上去找根源，装扮出一副鲁智深和罗宾汉仗义行侠的凶狠模样来。
尊严的意识使很多人并不满足于与他人享有均等的权利，他们往往要追求比别人更多的，也就是超出平等权利之外的权利。这种追求说白了就是要灭他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对于别人和他们自己来说，这都是一场战争的开始。至于自由，它的含义越来越密切地跟绝望联系在一起。无边际的、空旷的自由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多是意味着迷惘、无所适从，以及歇斯底里、毫无节制的瞎胡闹，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在自由空间中进行判断和抉择的原始标尺和从容行走的淡定情操。如果人性的净化和升华没有什么起色的话，一个自由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
表面看来，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然而，在那样的社会里，如果付出很少甚至根本不打算付出的人，也想得到和别人一样或比别人更多，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并且也将成为别人的不幸。更何况，人们的所得是要通过彼此之间的付出来实现的。如果他们彼此的付出都依了对方的愿望，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做一些可能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他们的付出是按照各自的意志而不考虑对方的意思，那就意味着他们也必须接受自己并不满意甚至并不需要的东西，而这种接受和拒绝一样，都包含着挫折和痛苦的因素，必须有健全的心智才能消化，甚至也需要一点阿Q的精神。一个有求必应，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需要光就有了光的社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这个社会可能是一个贪婪无度、挥霍不治的社会，以地球的资源显然供养不了这样一个社会，谁来给欲壑难填的人们埋单？至于说到欲望，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人们之间的欲望，有相当部分就像狼和羊的欲望一样互相克服着，满足了羊就压抑了狼，满足了狼就伤害了羊。如果你之所欲正是人所不欲，你所需要的正好是别人不需要的，譬如说你渴望与之同床共枕的女子梦里思念的却是另一个人，她对你没有一点儿好感；你认为是混蛋恨不得要做掉的一个人，却是两个孩子的慈父。这时候，你的需要除了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又如何在伺候好你的同时也伺候好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真的万事如意了，你以为自己就幸福了吗？很难说你不会觉得无聊乏味和厌倦，并且因此而狂躁变态，成为弗洛伊德医生的病人，纠缠在某个古怪的情结里脱不开身来。甚至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那样，因无聊得发慌而要往邻居的屁股上钉钉子。在那种状态下，你要是不干出点惊世骇俗的事情那才怪呢！
完美的社会可以消除许多让我们意气难平的东西，却不能够消除人对生老病死的面对，以及面对这些面对时的困惑、恐惧和焦虑；也不能消除人心中欲而不能、爱而不得的痛苦；更不能消除人由于精神的迷惘、偏执、厌倦、颓废和混乱而放浪形骸、滥用自由和身体、醉生梦死、走火入魔，把自己和别人本来可以过得好好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在完美的社会里，我相信会有很高的天空、很好的夜色，月光也会温柔地照耀着每一个床头，但照样会有很多的人要失眠。在完美的社会里，可能没有人死于饥饿、寒冷、战争等外在的事故，但人还是要死的，而且，像索尔·贝娄所说的，“将有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死于自己对自己的伤害、虐待和遗弃，死于无法安慰的郁郁和孤独，死于活着不知如何是好的凄怆”。对于很多的人来讲，生命还是一份过于唐突和郑重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恩惠和感激，相反还带来了精神的困扰、混乱乃至崩溃。我们不能说，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里，人们的苦难才是真实的；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人要有了痛苦和烦恼，那都是一种矫情、一种活该。或许，尽善尽美的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痛苦，才是人真实的痛苦，是真正属于人的本质的根本意义的痛苦。它更需要疗救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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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人具有不变的天性为前提，按照完全适合人性的理念来设计他们的蓝图。但是，在描绘这些蓝图的过程中，空想家们发现，如果给人过多的自由，任人性散漫开来，蓝图就无法绘制完成。为了克服绘画上的困难，他们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人性加以限制的笔墨。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所有的人都必须从事公益劳动；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每一个人不论分配给他哪一种工作（当然包括扫厕所和抬死尸），他都必须当作最崇高的工作去完成。而在另一些理想社会的设计者那里，还要求人节制、压抑自己的欲望，衣着要朴素，不能佩戴质地比别人更优良、光泽更夺目的项链，“任何虚荣表现都应该受到行长和家长的制止”（摩莱里《自然法典》）。对于那些不能够把劳动当作崇高工作来对待，也不能够治理好自己发酵的欲望的人来说，这些社会并不是什么人性的净土，而是炼狱。对人的品质修养的要求，几乎成了各种乌托邦梦想成立所必须依持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没有对人性提出的崇高要求，这些乌托邦体系便无从谈起，就连空想也不能自圆其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蓝图里，除了自由、平等之外，还有博爱，但博爱只能是发自人内心的品性，不能作为一种制度要求来强加。一个人要是不博爱邻人甚至连自个都不爱，甚至还痛恨自己和邻人，那也是谁都奈何不得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警戒，是自由资本社会常见的街景。一个本来依据人性要求来设计的社会，最终却反过来对人性本身提出苛刻的要求，这意味着人性中存在着不堪承受理想生活的阴暗、腐败、卑劣、下贱、魔障的成分，对它的改造成了社会改造的核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