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存境界，还可以从他发迹之后的行为看出来。过去，因为贫穷和社会的普遍抑制，人心中龌龊的东西沉藏在心底，显示出一种近乎君子的德相。现在有了钱，有了表达的机会和条件，大家都不愿亏待自己，于是那些家底都沉渣泛起，浮出水面，总想通过糟践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物来出一口恶气。有的人，跟他过穷日子没有问题，穷的时候他是一个好人，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钱，或是一旦升个一官半职，就要包养二奶、三奶，把家庭闹得鸡飞狗跳。某老者过七十岁生日，儿子们尽孝心，送来的礼物竟然是一个三陪女。有的地方，连祭祀祖先这样跟灵魂有关的事情，除了烧钱、房子、汽车，还要烧几个半裸的纸美女。肉欲的生活是这群人能够体会到的最高福祉，他们的生活情趣与消费基本滞留在这一层面。除身体上的这点滋腻，有些人重视的是在社会排场中，如何将自己的尊严面子撑大，显示出人头地、在众人之上的风光。在同一权力体系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尊严，意味着贬抑他人的地位尊严。也就是说，给自己挣面子实际上是在砸人家的面子，人与人之间处在互相砸挣之中，平等、和谐和仁爱都难以落实了。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并不能直接改变人性的粗鄙。
物质狂欢的烈焰，销蚀着精神生活的金币，包括义务、责任、诚信、仁慈等神圣的道德价值，都受到了以个人为单位的身体欲望的吞噬，社会进入一种过度世俗化的状态。对物质的神经性焦虑，加剧了社会竞争的疯魔程度，那些利益肥厚的领域，更是成了鳄鱼出没的池塘。在公共场合，人们要把一条队排直都很困难，总有人想办法要插到你的前面，机会均等几乎无法做到。谁都不愿意跟别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与人平等分享机会空间，他们千方百计规避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种豆得豆，获得与自己付出相应的报酬，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无能甚至吃亏的事情。他们梦想种豆得瓜，把付出少得到多当成一种光荣本事。对于从眼皮底下流过的利益，不抓摸一把就觉得自己吃了天大的亏。因此，他们连救灾的物资、希望工程的捐助都敢贪，连公民无偿捐献的鲜血都敢拿去卖钱。他们的聪明更多地表现在钻制度的空子上。人们总在不断地呼吁要完善各种法律制度，但一旦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关系，他们就要来修订制度。
假品牌、假发票、假文凭、假论文，从流通领域蔓延到学术领域的作伪之风，和政治生活中大肆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表明一些人内心的真诚所剩无几。总有一些人爱讲假话，而且讲得脸不红心不跳，比讲真话还振振有词。很多贪污成千上亿的官员在被抓之前，都曾经滔滔不绝地宣讲过如何坚决杜绝腐败廉洁自律之类的报告。当今社会，你要找一个忠诚可靠的人，跟找一条不忠诚的狗同样困难。毒米、毒咸鱼、毒牛奶事件，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暴露的一系列令人惊骇的事情，更让我们感到一些人良心大面积的心肌坏死，他们对他人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是那样的稀缺，做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似乎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在这个时代，人们热衷于谈论财富和权力上的成就，放弃了对人品格和道德的要求。贪污腐败的官员东窗事发，被拎起来，周围的人就大发感慨：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这个人运气怎么那么差啊！听起来像一个窃贼对同道的惋惜，道德底线显然下降到法律底线以下。道德楷模体现一个时代的道德上限。有的人不过是忠于职守，做了些分内该做的事情，却被媒体大张旗鼓地包装，添光加彩树立为时代精神的榜样。
艺术和宗教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领域，这些地方，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娱乐与物质利益所割据。应当说，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在艺术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产生了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但读者仍然看不到在民族精神上有重大建树的作品。高度物化的生活已经风化了作家的灵魂，他们丧失了反思这种生活的语言，也丧失了超出这种生活的想象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还有一种探索的精神和追求的姿态，现在，他们只愿意记录和描摹世俗生活的风景。他们所热衷的更多是身体的日常生活流程，身体的冲动和疲软，身体与身体之间的权谋算计。他们最乐于挑战的是道德的边界，而不是人性的极限。现在，从小说家到诗人，都是清一色的写实主义者。少了抒情和质疑的写实主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细腻、琐碎、华丽，更婆婆妈妈、不厌其烦。
宗教生活是一种精神性极为纯粹的活动，但许多人进寺庙求神礼佛烧高香，为的是升官发财、生男不生女。华贵的法衣被人们用来包裹和装裱世俗的利害，信众中真正具有生命终极关怀、追问生命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真谛的又有几人？
这种富而不贵的状态，借助中国俗话来说就是人只长肉体不长精神。肉体上大腹便便，油光可鉴，精神上却骨瘦如柴，暗淡无光。肉体上胖子越来越多，精神上的巨人却越来越少。
物性成就与人性成就
“放之则弥于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人的心灵是一个神秘浩瀚的世界，中国的先贤很早就认识到其中的璀璨。在许多地方的人还提着弓箭在灌木丛中追逐野兽的时候，他们就十分珍重精神生活的价值，并积累了深厚的道德资源。屈原大夫的《离骚》开篇如是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虽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于修能。”屈原显然为自己的血统出身感到自豪，但他更重视的是自己个人心性的修养：“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沘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他从早到晚都在寻找、采集各种“香草”，披佩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一个“美人”。他要把人类精神中最芬芳的花卉都荟萃到自己的心灵里，成为自己的情怀和品质。在屈原的辞篇中，常常出现美人和香草两种意象。美人之美并非玉树临风、秋水横波，而是内心散发着道德的馨香，即精神性的“内美”。古人常常表现出对自己道德情怀和精神品格的自豪，哪怕是面对贫困潦倒和生死交割。刘禹锡的《陋室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为衣食担忧，为没有住上好房子、坐上好车子而自卑，但有谁像屈原、刘禹锡那样，为自己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而自豪呢？
嵇康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不仅因为他身长九尺、气宇轩昂，而是因为他有高贵的灵魂。由于不愿趋炎附势，与强大的政治势力同流合污，倾心于养生之术的他最终获罪弃身。临刑赴死前，他仍雅兴高致要弹一曲《广陵散》，高山流水，荡气回肠，让在场的人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曾听过现代人弹奏的《广陵散》，夹杂着噪音和烟火气，那种高妙绝伦的精神流韵，真像嵇康所感慨的那样失传了。
中国古典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谱系，涵盖世间、出世间诸法。修身属于内圣之学，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之学。在儒家看来，人的存在是有深度的，内圣之学是人通过性命的修炼，开显天命所给予人的“明德”，从而达到“新民”——不断提升自身精神境界，获得层层超越，最终达到天地通而为一、止于至善的境地。它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学问功夫。外王之学则是关于人如何整合各种社会关系，驾驭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层面建功立业，使家国天下得以治理并走向兴旺发达的知识体系。广义上讲，外王之学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学。就今天而言，建构和运用权力，创造和积累财富，成就种种社会事业，都属于外王之学的范畴。作为经世致用的学问，外学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因循守旧，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合理的观念。但在关于安身立命的内学领域，中国古代积累的精神资源，是现代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他们还需要虚心求教。就因为近代中国在器物和外王层面的失败，就彻底否定中国经典文化的价值，把整个内圣之学当成腐朽没落的东西加以埋葬，从而导致民族文化的断层和精神血脉传承上的断流，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如今，内学所涵盖的心性领域，几乎完全被一套虚假的话语所充塞，成为谋求外在利益的一种运筹。
内学和外学是生活的两大课题，前者完成的是人性的成就，使人能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开掘生命潜在的宝藏，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显发生命内部被深深遮蔽的光辉。这是人对自我的战胜和完成，是凤凰一次次在烈火中的涅槃和再生。后者完成的是物性的成就、社会的成就，是人对世界的征服，让人能够建立丰功伟绩、青史留名。这种成就也可以说是，人对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的经营。内学的成就体现为人格上的果位，它在先秦诸子学说中排列成这样的谱系：小人、常人、贤人、君子、圣人、神人、真人，后来的佛家还延续到四果罗汉和十地菩萨，人的精神在自我超越中不断晋级直至圆满。外学上的成就往往以一个人积累财富的数量和获得权力的大小来衡量，人因此被分为穷人与富人、权贵与百姓。在中国古典文化谱系中，内学为本，外学为末；内学为体，外学为用。性命的成就是人取得社会成就的前提，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古人把实用的技艺称为小学，把安身立命的学问称为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孔子和柏拉图的想象中，公共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应该交给在内学上有大成就的人来行使。
曾几何时，这种本末关系已经被颠倒过来，人们钦慕那些积累大量财富和掌控强大权力的人，渴望成为他们或者干脆投入他们的怀抱，不再仰望苍穹、对圣贤人物存有高山仰止的情怀，也不再为自己内心的高贵优雅而自豪、为内心龌龊阴暗而羞愧，放弃了升越人性的神圣祈求。而这种放弃，意味着作为一种生灵的人，委身物质下沉的势能，以自由的名义缴出自性的尊严。人于是以所依附的事物来估量自身的价值，拥有财富者以财富为贵，拥有权力者以权力为荣，并且互相炫耀着，殊不知，这是对自家性命最大的玷污和辱没，其背后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釜底抽薪的危机。
前些年，熟人朋友聚在一起，喜欢谈论贵族。有人津津乐道自己祖上怎样阔，结婚的场面如何富丽堂皇，生日的晚宴如何极尽奢华，死后的哀荣如何隆盛无比，然后就以贵族自命，认为自己跟一般草民不同。殊不知，没有灵魂上的高贵和精神上的超越，钱财再多、地位再高也不过是物质的仆人而已。倘若那些以肮脏手段攫取不正当利益的人，那些在精神上流离失所、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人，都因为掌握财富和权力的缘故以贵族自居，傲视人寰，睥睨众生，我们这个民族还称得上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