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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有缘三花(2)

记得,W老师举行婚礼后,邀请全班学生去她的卧室兼新房作客,品尝喜糖。当我们跨进老师的新房时,满屋生辉,春风荡漾,香气四溢。我问了旁边的同学,他悄悄告诉我,老师在灯泡上洒了几滴香水,我才恍然大悟!W老师真如勤劳而聪明的蜜蜂一样,善于酿造幸福的蜜糖,酿造幸福的生活。两个女同学囊中羞涩,无法购买礼物,冒着被北温泉公园看守巡查发现的危险,悄悄偷摘了2朵鲜艳欲滴的山茶花送给老师,表达对自己喜爱老师美好幸福生活的由衷祝福。

W老师还有一副动听的好嗓子,课余教唱了不少外国歌曲。她教过的《星星索》、《哎呀,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我至今还会哼唱。从W老师教唱外语歌曲一事我依稀觉察到,教师拥有多种知识、多种才能,必然赢得学生的尊敬,缩短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做好教学工作的重要辅助手段——这是我后来才感悟出来的道理。

担任会话课是一个从苏联回国的翻译Z老师,一米八的身材,长得高大魁梧,脸庞棱角分明,鼻梁高耸,眼珠发褐,与西方人的形象极其相似。一袭深蓝色笔挺毛呢中山装在身,那是标准的海军军官服,系Z老师曾在海军服役的真实见证。Z老师甚为荣耀的是曾经为敬爱的周总理担任过翻译,足见其政治背景和业务水平非同一般,犹如巍巍泰山,不可动摇。其俄语口语流畅至极,跟讲汉语毫无二致。他是北方人,一口浑厚的男低音,标准的普通话无懈可击,时而还用手势助说话,偶尔做出俄罗斯人一个习惯的耸肩动作,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自然引来了许多学生的欣羡之情。他给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上会话课,简直犹如小菜一碟。会话材料是他自己编写的,课前发给大家自学。上课时,Z老师左右逢源,潇洒自如,颇有风度。遇上学院放映俄语电影,他在学生观众中是最优秀的解说和翻译之一,常给我们讲解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破解电影中那些云遮雾障的谜团,博得了一大批男女学生的青睐和拥戴。

早有盛传,Z老师在苏留学期间已有妻室儿女,自中苏关系恶化后,无论怎样向有关方面申诉,他也只能独自一人回国,家人不能随同。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每年还有七夕短暂的相聚,叙述离别之苦,他连牛郎都不如,多年里,Z老师是无助的孑然一身。

在学生面前,Z老师是那样谈笑风生,潇洒自如,把最美好的词汇语音,最流畅的会话奉献给学生。在Z老师的描摹声中,同学们仿佛看到高加索山峦飘浮不定的雪白云朵,听见贝加尔湖浪花轻轻拍岸的涛声,闻到卡玛河畔向日葵花海飘来的清香,享受到学习俄语带来的无穷乐趣。

但在课后,当别人节假日携妻带子盘桓于金色晚霞里,漫步北泉公园花丛绿树之中,Z老师却长年累月吞噬着无言的痛苦和孤独。“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心灵受到何等的折磨啊!

婚姻是甜蜜感情的归宿。一个风流倜傥的大学生与外国姑娘通婚,总会凸显我们想象不到的浪漫蒂克妙曼。在那个谈外国而色变的特殊年代,Z老师算是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长期受到政治的羁绊和制约,不幸啊!

接触过俄罗斯文学的人,都知晓普希金在被沙皇政府流放这样的处境下,仍没有丧失希望与斗志,执著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来。他的心态极好,高瞻远瞩,寄希望于未来。他这样写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时光将会来临……

我不知道,Z老师是否借用过这些诗句,倾吐过心中的块垒?

时过境迁,数十年后的今天,笔者写完本文时,得知才华横溢的Z老师若干年前终究喜结良缘,苦尽甘来,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到底弥补了青壮年时期的许多遗憾,这让曾经关注他坎坷一生的不少学生有了一些愉悦慰藉。

D老师是三年级时担任教我们翻译课的老师。他的衣着可用“寒伧”二字概括,恰与Z老师形成鲜明的反差:一件蓝咔叽的干部服,早已洗得发白,变成浅灰了。如果不是一副千度的近视眼镜醒目,怎么也不会把他与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联系起来。几乎不修边幅的他,理发后就似乎很少梳理过,头发有些凌乱。上课前,在教室门外用左手五指在头上匆忙挠几下,就算整理好发型,以整洁的形象迅速步入教室,登上讲台。他不时用食指把眼镜架往鼻梁上扶,以保证眼睛能正对镜片,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他总是面带笑容,不住点头,对学生的回答及时表态,有时还用手势指强调说话的内容,从开讲到结束讲课,都是如此。

我去过D老师的寝室一回,室内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除了一大摞书籍还是一大摞书籍。蚊帐用4根竹竿支撑在棕绳床上,就算搭建好栖身的床铺。

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但他讲课十分认真,板书中规中矩,从不龙飞凤舞。对俄语原文的理解,对汉语的遣词造句格外讲究,经常提醒学生,要用中国翻译界的鼻祖严复老先生提出“信达雅”的原理来审视自己的翻译作业。翻译就是译者的第二次创造,岂能草率从事?若以为翻译就是俄汉词语的简单对应,则是滑天下之大稽。他曾引述望文生义者将“胸有成竹”直译为“胸中有根竹子”之类的笑话来嘲笑蹩脚翻译叫人哭笑不得的糟糕,提醒我们必须精益求精,尽心遣词造句,用中国人的语言准确表达俄国人的思维,学习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精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当得知我喜欢文学,课堂上便常叫我回答俄译汉的提问。一旦得到老师首肯,我如饮甘醴,激发了学好翻译这门课的浓厚兴趣。从在校学习起,就暗下决心,非翻译作品问世不可,以不负老师恩泽。

D老师知识面之宽泛,基础知识之扎实,词汇量之丰富,令人惊叹!学生完成翻译作业不知应该选择哪个单词,面对砖头般厚重的俄汉字典,常常不知何处下手,多爱向他请教,老师不假思索便可指点迷津,同学领教后再翻阅字典,仔细比较词条词义,竟然不差毫分!因此,同学背后盛赞学富五车的D老师为“活字典”,虽未脱俗,却犹如高山仰止,在调侃中蕴含了学生惊叹崇拜情分。

D老师的言传身教,犹入春潮涌动,催生了一大批熟读背诵俄汉字典的“超人”。许多人单凭这样传统笨拙的办法,掌握大量词汇和句式。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就凭这种顽强毅力,居然把一本陈昌浩编写的《俄汉字典》基本“拿下”,后来分配到新华社担任驻莫斯科记者,写下上百万字的新闻和评论,在新闻界很有口碑,原先在校背单词的功夫,不能说没有产生强大的助推力。

60年代,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风靡全国,D老师很快译成俄语,在爱好音乐的同学中不胫而走,迅速传唱开来。他私下却很平淡地解释:“自己不过尝试做了一道翻译练习,仅供大家参考,贻笑大方。”一副谦和的神情,真实而可信。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抄录的歌本,有时哼几句俄语歌词,D老师可亲的形象便立即浮现在眼前。

D老师也曾动手翻译《鲁迅全集》。只见老师看一句原文,就在稿纸上迅速留下一排排漂亮俄语译文来。偶有障碍,略翻字典,一行又一行漂亮工整的译文像打字机一样留在稿纸上,熠熠生辉。

文革前,他就把毛泽东37首诗词全部翻译成俄文,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职业责任和社会价值。可D老师从不张扬,只是把文稿珍藏在书柜里,我们不便打听他不愿送交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真正缘由。

因工作需要,D老师后来不再教俄语,调往英语系改教英语,创造又一个新的奇迹:从俄语副教授又变为英语教授,其思维翅膀跨越了不同语系的鸿沟,而又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在两种语言广袤天宇之间架上彩虹,频繁来往,自由飞翔!

一位朋友对我讲了他亲自经历的一件小事。1986年春,他去川外登门造访D老师,进入老师的寝室,屋里静坐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D老师立即笑盈盈向老人介绍客人,原来这是老师的母亲。老人彬彬有礼点头,和蔼可亲,极富涵养。同室一位研究生手持一篇文章正向老师请教,他斜睨文章标题,一行赫然醒目的文字跃入眼帘:《关于<;红楼梦>;诗词几种译本的比较》。D老师的宏观视野,分析深邃,但不显山露水。如果不通晓《红楼梦》古典诗词丰富的内涵,如果对英语研究没有很高的造诣,如果对英语汉语表达的比较没有相当深厚功底,恐怕难以驾驭这样艰深的论文指导。

我知道D老师五十年代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仅只在读大学前学过英语,起点为高中水平,其英语研究水平才华横溢,居然具有如此惊世骇俗的造诣,实在不可思量。这样高水平的教师可能不单是在川外,就是在其他外语院校也算是凤毛麟角的全才!D老师事业的成功迅速传遍学院,引起轰动,让众多学子学生五体投地,啧啧称赞!

不过,仅以为D老师只是拘于斗室的一介书生,那就大谬不然了。除了嗜好读书研究之外,他还酷爱游泳,常去泳池劈波划水,或许这是锻炼体格和意志,适应工作的需要,是一位学者在时间安排上的科学观念。他多么热爱生活,渴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展示属于自己的乐趣,追求属于自己自由啊!

不过,D老师1964年那次下乡搞“小四清”的一次经历,叫人揪心的痛。学院师生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到江北县一个叫统景的区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D老师随队前往,住在队部,可谓领导对他单薄身体的一种照顾。一次,他只身一人下队调查,夜晚归队时天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屋漏又逢连绵雨,偏偏带上的千度近视眼镜不幸丢失,完全变成盲人。既无学生相伴,又无手电在身,短短1里小路,D老师竟用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队部。其实,哪里在走,他简直是靠两只手摸着高低错落的田坎,一步一步爬回队部,才免予落身水田的狼狈。我后来得知这个消息时,涟涟泪水汹涌而下,为老师的执着,也为老师的不幸而悲泣。

掩卷沉思,担任过我们教学的许多老师,都有自己的悲欢历史,有自己的个性,也有自己的缺点,但瑕不掩瑜,老师人格的光亮,学识的明灯,过去曾指引我们前行,今后,也会如此。

食堂变奏曲

1962年秋,我们进入川外那年,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吃饭依然是全民面临的头号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们进入了高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天之骄子”(记得那一年,全国招收大学生仅20万,四川提出了“宁缺毋滥”的录取标,中学校内出现“上大学难于上青天”的嗟叹),我们的粮食定量比在高中时要多一点,各种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充足一点,可以使用工业票去购买吃穿用必须日用品。但毕竟国家的粮食还没有过关,一箪食,一瓢饮,对于犹如嗷嗷待哺婴的学生,是何等重要!我们从收获红薯的季节开始,每天中午或晚上单吃红薯,以红薯取代大米,权当主食。

当时,全校2000多学生都在草棚食堂里就餐。食堂是学院唯一的砖竹建筑。我不知这个草棚是什么时候搭建的,猜想,应该是“抗大精神”的传承,反正我们到校时就在使用了。草棚食堂用楠竹搭建,四周用砖块砌成,顶棚用茅草覆盖,因为顶棚搭得高,食堂还比较通风透光。

就餐时,8个桌友共同进餐。每人一小瓦罐蒸熟的红薯,桌上有一小碗蔬菜和一碟酸萝卜,有时搁一碟没有放油炒的“广东咸菜”。言称“广东咸菜”,据伙食管理人员讲,是来自遥远的广东省。咸菜是将高粱杆剥皮后用杆芯制作而成的,味似咸菜,可粗纤维特别多,咀嚼时刺激口腔,咽下后肠胃有阻塞感,难以消化。在那个年代,不消化的阻塞感,倒还有“充饥”特殊的功用,以欺骗自己敏感的胃神经,坏事变成了好事。红薯不易消化,吃下后常常打嗝倒酸。女同学的胃口比较袖珍和娇嫩,常常将自己口中食送给男同学充饥。

食堂中央搁放一个大黄桶,盛上満满一桶蔬菜汤。因为每天吃红薯,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喝一碗菜汤下肚。全校上千名的学生都去盛汤,其场面何等热闹!

男女同学都顾不上什么面子,围住黄桶,用长勺子能捞上几片菜叶也补充一点维生素C。戴眼镜盛汤就似乎难堪了,蒸气扑面而来,镜片顿时变成雾茫茫的灰白色,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手感去捞菜叶了。

那时女同学中不留披肩发,时尚编长辫,有的学生的长辫子超过了上衣,似乎身后长的是黑油油的尾巴。婀娜多姿的姑娘走在路上,长辫子时而展示在胸前,时而习惯性将头颅朝后一甩,那两根长辫子犹如迎风摆柳,飞向脑后,挺胸收腹,活脱脱露出一副俊俏漂亮的少女脸庞,故意吸引男同学欣赏和赞许的目光,也让那些不肯跟上时代潮流而剪短发的同伴,一任群芳妒。

不过,此刻,那些留着长辫的女同学,也无暇孤芳自赏,依旧要争着盛一碗菜汤就餐。眼看长辫子在汤面上晃来晃去,旁边等候的男同学不便提起辫子交给女同学,自然十分着急,一旦“乌龙游海”,那就狼狈不堪。几个男同学在后急中生智,连忙提醒持勺者:“且慢!且慢!”旁边的男同学也故意调侃女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持汤勺的女同学玉指捂住小嘴,嫣然一笑,侧身转过来,脸颊绯红,退出围攻的圈子,点了点头,抿嘴会意一笑,递上勺子:“现在该你了,同学!”

我在一旁,常为这种尴尬的窘况流露出一丝苦笑。当时的流行语就是“民以食为天”,身为坦荡荡君子的大学生也不得不为起码的生存果腹而“同室操戈”,可叹啊!

好在那个年代,许多同学还没被饥饿所恫吓,人性尚未亵渎,友爱还是多于自私,多少保留了一些君子谦恭之情。眼前的事情虽然叫人悲戚,但一切都会消失,烦恼过去便会出现欢悦。最后,我们还是从饥饿的阴影中走出来了!饥饿的折磨,使我们变得坚强,有了这碗“酒”垫底,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在后来的许多考验中,都能从容应对!

那时,母校的礼堂低矮,许多集体活动不便于在礼堂开展。因此草棚食堂的多种潜在功能作用被开发出来。

食堂进门的两侧的砖墙被辟为发布消息的公布栏。红红绿绿的开会通知,售书消息,电影影讯,拾物招领等,凡涉及学生的诸类点滴信息,都会在饭前饭后吸引许多同学驻足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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