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大隐隐于市，不喜喧嚣的张爱玲在赖雅去世之后更是习惯了独来独往，不喜群体的生活。在美国，她的朋友算不上多，而曾登门拜访的人与在国内相比，也少得有限，所以对于那一段关于她的生活，并不为人们了解多少。
好在也正是那个时候，有张爱玲对水晶先生的一次长时间访谈，使得水晶先生对她有了一次算是近距离的接触，得以为后人保留到一份难得的史料。水晶先生后来把这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写成详细的文章，刊载于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水晶是一位张爱玲作品的热衷者与爱好者，并且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张氏作品的评论。他于1973年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被誉为是这一领域中最好的一本。
这一段相关的资料，曾在关于张爱玲的一本书上读到过这样的描述：“通过水晶细致的笔触，我们看到当时爱玲的房间是这样的：她的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满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山，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爱玲当时的形象是这样的：她当然很瘦——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蒂’——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希腊女神。我们应当羡慕水晶先生的。在那个晚上，他们交谈了整整七个小时。其间，谈到了许多作品，如《半生缘》、《怨女》、《歇浦潮》、《海上花》、《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瓶梅》，等等。谈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张爱玲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当然还有张恨水。她还谈到了一些中国台湾作家，她认为中国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碍。水晶是这样形容席间张爱玲的笑声的：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发痴滴答，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水晶先生形容爱玲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可是，躲在深处的张爱玲却是经常‘一鸣惊人’的。我们都躲不过那‘震得人发聋’的巨大的声响。虽然，我们常常辨不清这声音源自何方。”
1972年，陈世骧教授去世，张爱玲在加州柏克莱大学的职位也随之失去，好在她已经可以依靠版税度日，由于她知名度的提高，偶尔在中国港台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都能得到比较高的报酬，所以还不至于穷困潦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样一来，张爱玲又有了充分的自由来支配自己的生活，这对于这位骨子里并不喜约束的人来说，是怎样“复得反自然”的欣喜。就在那一年，张爱玲告别了那个让她颇为不适应的纽约，前往她曾经和赖雅去过的洛杉矶定居下来，从那时起，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再离开。
洛杉矶的怡人风景让张爱玲很喜欢，她托付当时在加州柏克莱大学任教的好友庄信正代为寻找合适的公寓。庄先生是张爱玲1966年去印地安纳大学参加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上认识的。庄先生那时是该大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生，两个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缘，所以从那时起，张爱玲对他是很信任的，而且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私事托付给他。
对于张爱玲来说，她的要求并不高，只求简洁——买廉价而简单的家具，搬家时就不会成为累赘。经过层层的考虑和挑选，庄信正帮张爱玲找到的一处公寓是在好莱坞区。据说，刚刚搬到好莱坞的公寓时，张爱玲只带了一盏她已经用惯了亮度的铜制台灯，排着三个可以转头的灯罩，每个灯泡都是二百瓦，光线非常好，这也是为了方便她的文学创作。
从这时起到她生命的末了，隐居于闹市的张爱玲，除了创作出几部新的作品之外，她所做的主要两件工作便是翻译《海上花》和对《红楼梦》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的创作翻转，或许是因为此时的张爱玲锋芒渐失，文学也不再是她标榜飞扬个性的旗帜，反而成为她生命中一种必需的素质和养分，是她力不从心却又难以割舍的一份生命情怀，供她维持孤单的晚年生活。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子云写的一部专门描写上海青楼生活的长篇小说。鲁迅认为此书是“狭邪小说”中之上品，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其他书“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胡适、刘半农就曾经重印此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张爱玲曾经自称“十三四岁第一次看《海上花》”，“许多年来无原书可温习，但也还记得很清楚”。她当初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
现在，对于张爱玲来说，这或许是上天为她留存的完成这一个心愿的时候了。
张爱玲完成的另一项并不容易的工作是对《红楼梦》的考据。我们都知道，这位旷世才女是自小就熟读《红楼梦》的，并且非常喜欢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她十二三岁读石印本，看到“四美钓游鱼”，便觉“突然白色无光，百样无味起来”。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爱玲十四岁时就模仿《红楼梦》的笔法，写出了《摩登红楼梦》。此时对于这一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名著的研读，或许正是张爱玲心境的一次自我梳理与人生情感的回归。大家族的败落，繁华落尽后的凄凉，多么像是她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幕幕。
张爱玲晚年已经失去了早期作品中那种才气，更多的是梳理、是回顾，那么不能绕过去的便是她最后一本书《对照记》。在这里，她公开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私人照片，通过这光影声色，让世人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他们所未曾见过的张爱玲。在这本书中，一半是文字，一半是照片。她写道：“‘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平时也就‘丢三落四’的，一累了精神涣散，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内，借此保存。”
在这里，她选用了一百多幅她和家人、朋友的照片。仿佛文字和话语都伴随她的年华老去，不再意气风发，倒是那些照片因为将历史那么深刻地凝固着，虽然静默无声，却更加真实和珍贵。这一切不难让人想象，当年在大洋彼岸，张爱玲用那双枯瘦的双手，孤独地着手整理自己的一生，对照着，回忆着。
也正是在《对照记》里，保存着她那张经典的睥睨一切似的旗袍照片，缎子做的高领短袖大襟衫，看上去柔软闪亮，人也半昂着头，眼睛朝着侧上方，“给人一种清贵桀骜的姿态”。曾经看到有人这样写道：“ 年轻时候的爱玲也算不上漂亮，五官也不够精致，却别有一种落拓的美。大约写作的女人都不漂亮，漂亮的女人的人生定然是丰富，自然无法安心下来写字。”我总是觉得，这一句话说得对极了。
《对照记》上同时也写着这样的文字：“1984年我在洛杉矶搬家整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的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这感慨流露出晚年凄凉的感受，看看那时她的文字与照片就知道，在这个女子的世界里，是有些落寞在里面的。在《对照记》所收录的照片中，有母亲、姑姑、炎樱的影像，也有不少她风华正茂时代的照片。然而，在她的生命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两个男人——胡兰成与赖雅，却并没有出现。或许她是怕自己睹物思人，或许是她想回避那伤心的过去，是的，与胡兰成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让她“刻骨铭心”，而那与赖雅的恋情则不免让人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对照记》的结尾，张爱玲写道：“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或许，那个时候她写下这些句子，正是在摇椅上，望着一炉的火光，叹人世无常，叹人生易逝。
张爱玲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在获得中国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拍的，这也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已经非常的苍老，而且有一种出奇的病态的瘦，甚至让人感觉到一种森森然可怖的“死亡”的气息。似乎她是在向读者们隐隐然地透露着一个讯息：她将不久于人世了。
她避居美国的几十年里，再没有惊世的佳作问世，究竟是幸与不幸，已无法分说。身在异乡，颠沛流离，已经足够表明一些事情。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她的创作生命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