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首次赴朝探亲没有带我，而是带弟弟去的。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秋天，上级通知我母亲可以入朝探亲。战争结束了，分别两年多的亲人又能见面了，首长和战友们也都为我母亲高兴。母亲想带两个儿子一起去，首长说，路程遥远，两个孩子太小，你自己身体也不好，还是先带一个孩子去吧。建议最好带老二去，因老二自出生以来父子还没见面，而且不足两岁半，按规定保姆可随行照顾，路费由部队报销。首长见母亲还犹豫，又说，老大放在保育院，有我们照顾，你就放心好了。
就在母亲做上路准备时，贵州军区一位政委派人来团里和我母亲商量：要把政委家的保姆和我弟弟的保姆对换一下。原来，军区政委的保姆是辽宁开原人，是南下时跟随他到贵州的，离家几年了该回东北老家了。正好我母亲可带保姆赴朝探亲，便想让这个保姆跟去，这样也解决了路费问题。母亲当然没啥说的，照首长安排办了，弟弟对这个新保姆不认，哭闹着要齐妈妈。也巧，这天我母亲和新保姆带着弟弟去市里商店买路上带的食品等东西，正好遇见军区政委夫妇带着孩子和齐妈妈一起也来商店买东西，母亲一把没抓住，弟弟一下跑到齐妈妈跟前推倒了她身边的小男孩大喊：“这是我的妈妈，你走开！”比我弟弟个头还高的男孩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母亲十分尴尬，边向首长赔礼边拉过弟弟就要打，政委夫妇连忙拦住，齐妈妈也用身子护着。政委说孩子对奶妈有感情很正常嘛，慢慢就好了，还抓了一大把糖果塞给弟弟。
听母亲讲，她和保姆带着弟弟先做汽车又坐火车，走了两个多星期才到沈阳，办完出境手续后保姆就从这里分手去开原了。母亲带着弟弟去安东，渡江出国，父亲也接到了从沈阳打来的电话，便去新义州车站接他们，终于与母子二人见面了。见面后父亲马上从身上拿出一根细绳量我弟弟身高，问：“怎么这两年孩子没长个呢？”原来这根绳子是他当年分别时用来量我的身高后留下的。母亲说：“你好好看看，这不是老大是老二。”父亲才知道眼前的这个孩子是出生后还未谋面的二儿子。大儿子没跟来，父亲还是很遗憾，他带着母子二人乘志愿军专列直达平壤，再换卡车到了志愿军后勤部驻地成川里凤凰山，在山洞里住了一个月。
假期到了，该回国了，父亲送他们到安（丹）东。原来返回时也是可以雇保姆的，母亲想，雇保姆到贵州后部队还要给她拿路费回东北，就决定不雇了，自己带孩子回去，并顺路回老家看看。她先坐火车到兖州，然后到济宁坐船沿南四湖南行。就在这时，弟弟突然患了急性肠炎上吐下泻，船上人都说赶紧上岸找个大夫看看吧。正好船到了湖心岛上的南阳镇，母亲抱着弟弟跑到一家诊所，一见医生双方都愣住了，这个医生是原来父母所在团的卫生队的一名医助，部队南下时脱离队伍回家了。没想到在此见面，又惊又喜。他对母亲说都是老婆孩子扯了后腿，离队后他很后悔，想归队又不知部队开到何处了。他不是党员，也没受到处理，自己就在湖上开个诊所维持生活。他非常想念战友们，母亲向他介绍了战友的情况并进行了一番开导。他细心地对弟弟病情进行了诊治，又留在诊所观察了一日，好转后送母子俩上了船。
自从1946年农历8月15离家后，已经七年多没回来了，见面后姥姥非常高兴。此时三姨已经出嫁，四姨也已上学读书了，土改时家里分了房田，入了农村互助组，由于舅舅参加了解放军（也是志愿军），姥姥成了军属。
母亲又带弟弟去丰县大李庄看望独自一人生活的爷爷，见到孙子爷爷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但大孙子的面还是没见到，直到1958年我和爷爷才首次见面。
假期有限，母亲匆匆告别家人又上路了，弟弟淘气好动，一路上不是摔坏了车站的花盆就是打碎了列车上的水杯，闯了不少祸，母亲一路上不是道歉就是赔钱。列车经上海、南昌到柳州，没等下火车就累得发烧了，硬挺着从柳州换客车回到贵阳。母亲把节省下来的雇保姆的单程路费和伙食补助费上缴给财务部门，人家说是按标准发放的，节省归自己，母亲不敢要，管后勤的副团长说：“这是部队规定，你不要我咋处理？”
母亲走的这一个多月里，每到周六晚上都有一位军人——不是阿姨就是叔叔，带着我的接送证，以家长的名义把我从保育院接走，送到一位首长家里过周末，周一早上再送到保育院，团里几位首长的家差不多都住了一遍。这天，院里小广播又喊我的名字，让去门口接待室与家长会面。保育员送我过去，发现面前站着的是妈妈，多日不见，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