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为了看日出，我从床上爬起来。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岁数并不年轻的女士从船舱里走了出来。她身披斗篷，裹着披肩，与我同是看日出的人。我想，如果布莱梅小姐真的在船上，那么一定是这个人了。我开始与她聊起来，她冷淡地礼貌答复我的话。我问她是否是那位写过很多优秀小说作品的女作家，她的回答含糊不清，还反问我的名字。她承认听过我的名字，但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并询问我身上是否有携带。那时我身上刚好带着一本原打算送给比斯考的《即兴诗人》，我便借给她阅读。她径直回到客舱，闭门整个上午不出来。等我们再次遇见时，她满面红光，对我也非常热情。她说，在读过我那本书的第一部分时，就已经对我非常了解了。
我们乘坐的小船在山间穿行着，经过静谧的湖泊和森林，驶向矗立着无数悬崖岛的波罗的海。无数的岩石小岛坐落于这片海域间，有的岛上全是光秃秃一片岩石，有的则分布有草场、树、房子，真可谓一种奇妙的场景转换。小船行驶在海浪和旋涡中，甚至有两次，所有乘客都必须保持原地不动直到领航员竭尽全力带领我们安全渡过艰险。就在那时，我感受到了自己被大自然的神力紧拽住不放，又被松开的境遇。布莱梅小姐告诉了我很多与这些海岛，以及内陆一家大农场相关的传说、故事。而我的旅程因此变得更加丰富有趣起来。
我与布莱梅小姐在斯德哥尔摩经常会见面。其后几年，我们之间书信不断，彼此间的友谊也因此得到了加深。她是一位高贵的女人，她全身心浸浴在宗教真理的慰藉和平静生活里的诗意当中，而她拥有着足以将其表现出来的足够的天赋和才华。
那时候，我的小说还没有瑞典译本。即使在斯德哥尔摩，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读过我的《步行记》和抒情诗，对我的理解仅限于诗人的身份。而这一小部分人大都是文学爱好者。在那里，我被他们以瑞典人特有的礼节热诚接待过，并得到了他们极大的关注。现已辞世多年的牧师达尔格伦当时以幽默诗见长，他曾为我写过一首歌。这里的人们非常热情好客，且友好善良，导致我对瑞典和瑞典人有着良好的印象。我与贝采利乌斯初次见面的地方就是斯德哥尔摩，他是奥斯特德曾向我推荐过的人。通过他，我在乌帕萨拉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就在那里待的几天里，当时还健在的路德博格教授带我去过芒德。在那里，我们用卡尔·约翰国王赠送的大银角杯畅饮香槟，为北欧人民的健康干杯。正如上文所述，我觉得我祖国的疆域已然得到了延展，我爱上了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我这时才真切地感受到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彼此间的亲密无间。就在我写于归途中的一首诗里，我将这种情怀表达了出来：“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名字——斯堪的纳维亚。”
对于政治，我可以说是一个门外汉。诗人大可不必为政治写作，即使在政界风波前也要表现出宠辱不惊的态度。斯堪的纳维亚民谣在鲜有人谈论起这个所谓的纳维亚人时已然产生了，而这正是源于三个民族之间的紧密相连和浓厚的情谊。虽然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受，但也希望每个民族能在自己的精神血脉中尽情分享这份情感，而非彼此分离，相互怨怼。
在国内，我所听到的很多人对这首诗的第一反应是“显然是瑞典人让他小题大做了”。多年过后，三国之间相互增加了了解。另外，欧伦施莱格、泰格纳和弗里德里卡·布莱梅也在竭力说服国人多阅读外国人的作品，使得人们逐渐了解并感受到这份情谊。曾经，彼此间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秀品质而产生并延续着一种相互敌视的状态。如今，这种相互对峙的关系消失无踪，瑞典人与丹麦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友好、亲密起来。
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花朵在哥本哈根绽放，在瑞典或许也会有同样的成就。然而，我认为挪威未必能如此。在哥本哈根，我创办了一个所谓的社团“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谈论北欧三大民族。另外，我们还会举办历史讲座和斯堪的纳维亚音乐会，演唱贝尔曼、容格、林德布莱德和盖德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似乎进行得颇为顺利。而且，我写的这首歌也似乎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甚至有人认为这首歌比我的其他作品更有生命力。事实上，某位重要的公众人物曾对我郑重表示，我正是凭借着这首诗才配得上称作是“丹麦诗人”。如今，这首诗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可就在几年前还被人视为虚伪浮夸的产物。
难得是朋友
在瑞典和丹麦，不乏作曲家为这首诗谱曲，并且这首诗业已成为音乐会歌曲，虽然尚未流行开来。
从瑞典回来后，我就开始潜心学习历史，泛读国外文学作品。然而，一如既往，我广泛阅读，可从中获得最深厚感悟的还是这本书。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费恩岛小住一段时间。在这里，有很多房屋，譬如说凯·利克的老房子“利克别墅”就有着一种别致的浪漫情调。它坐落在森林边上，带有某种特别的浪漫情调。而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死敌、颇具权威的沃尔肯多夫在格劳鲁普也有一处居所，现已成为尊贵的摩尔特克哈维特福特伯爵的家。在那里我受到了极为友好的款待，那里成了我最为舒适的家。我认为，漫步静谧的林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甚至远远超过我从学校课本上获得的知识。
在《即兴诗人》的献词中，我曾表示，科林在哥本哈根的家是我的“家中之家”，那里住着我的父兄姐妹。现在亦是如此。从那些年我所创作的小说《奥·特》，以及戏剧《斯普若格的隐形女人》中，也能看出其中愉快的情绪，还有明亮的幽默色调。这正是科林家所带给我的，也就是在这种健康情绪的影响下，我才不致被不健康的情绪所影响，并变成病态情感的奴隶。尤其是科林的大女儿英格堡·德维森夫人，她独有的幽默、睿智的头脑以及她欢快的情绪，都将深远地影响带给了我。当思想就像海平面一样平坦光滑、张力十足时，其上将会倒映出周围一切的景物。
我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是丹麦作家中书卖得最好、读者群最广泛的作家之一。我每一本新出的书都能为我带来一笔不小的稿酬。并且，我的作品如今已经远销海外。事实上，我还没被黑伯格从他华丽的阳台上和《文学月评》封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稿费相对也比较低。虽然我还没过上英国人眼中《即兴诗人》的作者应该过上的生活，但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不如意。我还记得，查尔斯·狄更斯听到我的《即兴诗人》的稿费时，他满眼的不可思议。他问我：“这本书能带来多少稿费？”我答道：“十九镑。”他又问：“是每二十四页吗？”我答：“不，是整本书。”他随即说道：“容我思考片刻，我们可能在理解上出了偏差。《即兴诗人》一整本稿费才十九镑？这简直不可能的，它一定是每二十四页的稿费。”对此，我只能表示抱歉，这确实不是每二十四页的稿费，我二十四页稿酬应该是大约十便士。他对此表示惊讶不已：“要不是你亲口告诉我，我根本难以想象。”老实说，他对丹麦的状况并不了解，从而通过英国稿酬的状况来推算我的收入。我的英文译者或许挣的钱要远超过我这个原作者所挣的钱。然而，这些钱对我来说已然足够了。虽然生活所需已经足够，但不得不承认，我对钱还有着进一步的需求。
就我看来，如果继续这样写下去，对自己全无好处，于是我找到了其他的职业挣钱，可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我曾向皇家图书馆提出过求职申请；奥斯特德还为我给图书馆的霍奇馆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在这封信里，他在探讨结束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作为诗人的功过”后，总结认为“他品行正直，思维缜密，很多人认为这不是诗人能具备的，但那些了解他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些话对于我的求职来说，并无任何益处。馆长礼貌地拒绝了我的请求，并认为我如此才华横溢，又怎么能沉浸在图书馆的琐事之间了此一生。
后来，我又与新闻自由协会取得联系，将我希望能像古比兹编那部著名的德国年鉴一样，编一部丹麦的通俗年鉴的想法告诉他们。因为当时的丹麦还不存在类似的年鉴。我坚信我已经在《即兴诗人》中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并且从我已经出版的数量不少的童话集中也可以看出我写故事的能力。当然，这个计划得到了奥斯特德的赞同和极力帮助。可协会的会员们却认为，协会难以承受这项工作所要花费的费用和才智。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我并没有胜任这项工作的能力。当然后来这本类似的年鉴还是出版了，并由协会赞助出版的，但编者不是我。
就这样，我满脑子都是另辟蹊径生存下去。幸而当时有一位年长的女士为我打开了她好客的家门，事实上，她的这个爱好比她身上所具备的一切良好品格更显而易见。通过我的书，她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并像慈母一般对待我。这位女士就是如今已过世的老寡妇比尤格，娘家姓埃泽尔。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科林一直都在为我带来安慰和支持，但我只有在最艰难的时候才去找他以寻求帮助，这无疑是我羞怯的性格使然。我经历过真正的困窘，暂且不在此赘述。想不到的是，就像我孩提时代一样，每当困难来临，上帝一定为我打开另一扇窗。上帝即是我的幸运星。
当我某天在奈哈汶紧靠夏洛特坦堡的小屋坐着的时候，有一位风度高雅、面相和蔼的陌生人敲开了门。这个人就是已故的康拉德·兰佐·布瑞坦堡伯爵，出生于荷尔斯坦因，彼时正是丹麦首相。出于对诗的热爱，还有对意大利美景的向往，他希望能拜访《即兴诗人》的作者。在阅读丹麦母语版的《即兴诗人》后，他深受感动，并在亲友王宫中不断赞扬这本书。这位绅士口碑良好，品德高尚，文学素养也极高，有着极高的精神境界。在青年时代，他曾四处游玩，因为曾旅居西班牙和意大利一段时间，更有权评论我的书。于是，他决定亲自拜访这本书的作者。他安静地走进我的小屋，在表达谢意以及对书的欣赏之情的同时，要我去他家做客，同时，还坦承向我询问是否有任何困难需要他的帮助。我如实相告，说我为了生存必须要写作，这样的创作既不会有任何发展，还可能导致一定的生存困境。他亲切地跟我握手，并表示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向我提供帮助。事实上，他也确实如此做了。我想，科林和奥斯特德在私底下一定和弗里德里克国王六世谈论过我。
重开的希望之门
弗里德里克国王六世在位的数年间，国家财政都会拿出部分钱来资助年轻的学者和艺术家到国外旅行。并且，部分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还能获得一份被称为“赞助”的年薪。如，欧伦施莱格，还有在此之前的英格曼、黑伯格等，都曾收到过此类的年薪。当时，赫兹已经幸运地得到了这笔年薪，并使得他的生活变得相对稳定下来。当然，我也希望能和他一样有如此运气。结果这种幸运果然降临到了我的身上，我每年会被弗里德里克六世授予一年四十镑的年薪。
欢快和愉悦的心情从心底反映出来，我也不必像之前那样为生计被迫写作。如今，即使生病也会得到一份资助。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减少对周围亲友的依赖了。
从此，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