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虽然很多事在许多别的地方发生，但人们并不以为意，或者仅仅觉得是偶然事件罢了。可我们不仅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并以此作为记忆的一部分。多瑙河岸的莫尔克修道院是一座大理石雕成的建筑，气势恢宏，宏伟壮观。可我唯一清晰地记得的却是地板上一大块烧出来的黑斑——1809年的战争留下的印记。彼时拿破仑就在奥地利军队安营扎寨于多瑙河北岸时，在修道院里设置了他的指挥部。某天，他愤怒地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件烧毁并仍在地板上，于是就有了这个印记。
“诗意的旅程”
圣斯蒂芬教堂的塔尖逐渐进入我的视线，那么我距离皇城也就不远了。对于所有到这里来的丹麦人而言，松累斯奈斯的家就像是自己的家和避难所。在这里，我常与同乡们会面，其中不乏如特思彻宁上尉，名叫本兹和图恩的两位医生，还有挪威人谢维加德那样聪明能干的人。他们常常把聚会安排在晚上，导致我不能定期参加，而剧院成了更吸引我的另一项娱乐活动。我在“城堡剧院”看了安舒兹主演的《葛兹·冯·伯利欣根》，弗若·冯·维森图恩夫人饰演赫伯夫人的《美国人》。这真可谓是喜剧表演，美妙至极。也就在那段时间，有位名为玛斯尔德·维尔道尔的年轻小姐进行了首演，并一举成名。她所扮演的角色正是《英国的印度人》里的葛莉。
另外，德国剧作家科策布也选择在这里上演自己的几部作品，并大获成功。尽管他聪明异常，却总是会受限于自己的想象力，真不愧是当代的斯克里布（法国剧作家）。虽然他的作品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诗剧，可剧中的对话却尤其精彩。而我在希宁见到了施特劳斯，有幸听了他的音乐。那时候，他正站在管弦乐队的中央，仿佛巨大华尔兹乐团的心脏位置。彼时，优美的旋律就好像透过他的四肢溢满出来，他的眼睛里闪着光。毋庸置疑，在这里，他就是统领，是这里的生命所在。
我结识有趣的弗若·冯·维森图恩夫人正是在希宁，她在那里有一座消夏别墅。后来，我还在我的《诗人的市场》里描绘了这位魅力四射、才华横溢的女士。这位女士所创作的喜剧《谁是新娘》和《斯特恩堡庄园》在丹麦上演，并最终大获成功。虽然这一代年轻人并不一定认得约翰尼·冯·维森图恩，可她正是这位演员的女儿，她首次亮相舞台的时候还是在她的童年时代。她于1809年在舒恩布伦凭借演出《费德勒》，获得了拿破仑三千法郎的赏金。二十五岁时，因为与别人的赌约，她一周内写出了悲剧《德鲁森》并赢了赌金。之后，她的创作生涯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大约创作了六十部不同类型的戏剧。就在她演艺生涯的第四十载时，她首次荣获了弗朗兹皇帝所授予的最高荣誉。随后，“普鲁士艺术与科学金奖”也成了她的囊中之物。1841年，她告别舞台，并于1847年5月18日在希宁辞世。终其一生，出版的戏剧集一共有十四卷之多。
就在她希宁的乡间别墅，我们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她十分推崇欧伦施莱格，并称之为“杰出的人物”。在欧伦施莱格还年轻的时候，她在维也纳见过他，从此开始崇拜他。谈话间，她不厌其烦地听我向她描述意大利的事物。我把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形象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她做了描述。她说，听我讲意大利，就像是自己亲自游历过一般。
《女祖先》和《金羊皮》的作者，奥地利诗人、剧作家格里尔帕策，我们结识于松累斯奈斯。那时候，他用维也纳式的坦率与我握手言欢，并热情地将我称作诗人。
还有一个人经常和我会面，他叫卡斯特里，是一位典型的维也纳人，拥有他的同胞们所共享的很多优秀品质和特有品格：性情温和，风趣幽默，忠诚坚持。因此，从他嘴里我经常能听到“亲爱的弗朗兹皇帝陛下”诸如此类的口头禅。他说过：“我曾给亲爱的弗朗兹陛下寄过一首小诗，请求他在严寒的天气里遇见国民跟他打招呼时，务必不要摘下帽子。”他还让我欣赏了他所搜集的古玩，其中包括一只伏尔泰用过的蜗牛形状的鼻烟壶，他说道：“鞠个躬，吻它吧。”在我的《不过是个提琴手》里，我曾写过卡斯特里亲身参与纳米出现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
经历一个月的维也纳生活之后，我决定经过布拉格回国。行程即将结束，一点一点地在从我手中消失，可我还是把它称为一次“诗意的旅行”。马车在路上颠簸行进，而车厢里挤了一大群人。可也算是有失必有得，车厢里坐着几位喜剧演员，沿途少不了几分幽默气氛。譬如说一位在座的老绅士，什么都不能让他满意过。因为被人敲诈过，因此一路上不断地在盘算旅程的花费，最后还是得出了花费太多的结论。他先是对一杯咖啡的价码大发脾气，认为标价太高，紧接着又开始抱怨当代年轻人都是被宠坏了的：他们对什么事都大加评论，甚至都不会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肮脏的犹太人，一路上不断絮叨着什么，简直是一个“婆婆嘴”，就旅行到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就说了不下十遍。他说他不喜欢当国王，因为过往太辛苦，反而是国王的贴身仆人更能让他感兴趣。他认识一个长得很胖的人，走不动路便雇了个仆人。正如我刚才所说，他是一个肮脏的人，指甲里满是泥，却不停地在谈论人必须要爱干净。他甚至还说，一旦想到匈牙利人用牛粪烧烤面包，他就觉得不舒服。他还给我们讲了很多逸闻趣事。忽然，他作了片刻的沉思，随后从兜里拿出张纸写下些什么。说是他刚有的灵感，并让我将其读出来。
马车上没有固定的座位，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可就在英格鲁，有两个新来的旅行者机智地趁我们又累又饿去吃晚饭离开马车时，偷偷占了车厢里最好的两个座位。这是一对年轻夫妇，当我们吃好饭返回时，只有妻子还醒着。这是一位非常健谈的女士，从艺术到文学，从读懂一位诗人，到音乐、雕刻，再到卡尔德隆、门德尔松，她都能评论一番。谈话过程中她不时会停下来，叹着气对丈夫说道：“抬起你天使般的小脑袋，我胸口被压得难受。”她随后还谈起了她父亲的图书馆，她说起自己期待与父亲再度会面。当被我问起是否对波西米亚文学有所了解时，她答道：她认识那里所有最优秀的作家，并且能从她父亲的图书馆里找到所有最现代的文学作品。
简陋的图书馆
一日早晨，我能明显看得出来这是一对金发犹太夫妇。丈夫醒来后喝了一杯咖啡，对妻子开着老旧的玩笑，接着又睡了下去。他把他天使般可爱的小脑袋靠在妻子胸前，一切无限美好。在了解众人职业和身份后，妻子知道了我是个作家并因此变得异常高兴。直到她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我们甚至才刚到达布拉格城门。当她听到耳聋的老“津默曼教授”的名讳时，甚至发出一小声惊叹：“你就是孤独的津默曼！这确定是真的吗？”可她并不知道，她口中的这位作者早已去世多年。耳聋的绅士不得不重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以防止误认。我们在布拉格分手，因为才发现和自己同行的旅客真实的身份，为此她表达了极大的遗憾。我告诉她，我次日要去德累斯顿。她说，她为此感到遗憾，但还是极力邀请我去她父亲家看看他的图书馆，或许能与几位作家不期而遇。随后，又用手指向前方广场说道：“我们家就是广场那里最大的房子。”在我目送他们夫妻离开时，她的丈夫临走前交给了我一张名片。
翌日清晨，我决定多留在布拉格两天。我必须要去拜访一些旅行中的伙伴，还有那间收藏有所有波西米亚文学作品的图书馆。于是，我来到了那两所进口处的大房子。可我并没有从一楼的居民处打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信息。到了二楼，我注意到有个大图书馆，或许是那位父亲的图书馆。在三楼，我也没能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我被告知，我所要找的那家人并不在这里。有个老犹太人住在顶层阁楼的两间屋里，这不可能是他的家。然而，我还是坚持上楼去看，楼梯的木板墙壁是用斧子砍削出来的，有一张纸条贴在那扇低矮的门上。紧随着我的敲门声，一个穿着肮脏睡袍的老人打开了小门。
这间屋子很是低矮，在地板中央有一只放满旧书的盛衣服的大筐。我一边给他看邀请卡，一边说道：“请问这家人偶尔回来住吗？梅因·格特。”随即，一阵女士的尖叫声从旁边的小屋传来。应声走过去，见她穿着便袍，正要往头上系一块黑丝绸，与她旅行中的穿着颇为相衬。她丈夫正打着哈欠，在对面的寝室里微微抬起他那“天使般可爱的小脑袋”。这幅场景让我惊奇不已。这位女士的便袍没有系上背后的扣子，头戴的软帽也解开了带子。见到我，她十分吃惊，脸羞得通红。她随后叫我的名字“冯·安徒生”，并请求我的原谅。房间里的一切都很杂乱，而她父亲的图书馆则是她手指向的衣服筐。事实上，她在马车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的图书馆竟然就是“这个阁楼和一大筐书”。
我打算途经托普利兹、德累斯顿回到哥本哈根。当我行进在海岸线时，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我不禁流下眼泪，却毫无喜悦之情。幸而上帝与我同在。
其实，对于德国，我并没有太多的喜欢。相反，我的心紧密联系着意大利，可我在逐渐背弃我的天堂，不可能再回去了。距离回家的日子逐渐拉近，焦虑和恐惧感越来越明显。越往前进，距离哥本哈根越近。我满脑子里全是意大利的自然美景和人文生活，我想意大利已然构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由此我也即兴构思了一部作品。我确信，如果环境所逼，我还是会拿它出版。虽然这给我带来的痛苦远大于快乐，但我还是选择把这个构思写出来。事实上，我在罗马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前两章的写作，在慕尼黑的时候我又写了一章。这就是我的小说《即兴诗人》。在罗马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封来自黑伯格的信，在信里，他评价我为“即兴诗人”。随后，我灵机一动，自己担当主角，用《即兴诗人》当作题目进行写作。
早在文中我已经说过，我第一次去欧登塞的剧院看戏时，还是个小孩，并且所有的演出都是以德语作为语言。还记得那时候一幕剧结束时观众为女主角鼓掌欢呼，四处环绕着观众兴奋的欢呼。当时的我觉得，能得到这样荣誉的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多年过后，我已然成了一名学生，在那里的一家医院里，我看见一屋子的穷寡妇。正如我在瓦图所见的一样，屋子里的床铺紧挨着，一个小柜子、一张桌子以及椅子成了家里唯一的家具。可就在一张床的上方挂着一幅镀金相框，画的是一个女人——莱辛画的采摘玫瑰花瓣的爱米莉雅·高洛蒂。这张肖像画的存在与周围简陋的环境格格不入，颇不和谐。于是，我问道：“这是谁画的？”他们回答：“是那位德国女士的画。”彼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位纤细灵巧的女士。只见她满脸皱纹，身着一件可见原来是黑色的丝裙。她竟是那位我童年时得到众人鼓掌喝彩的歌唱家。那次会面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时常浮现在记忆里。在那不勒斯首次听到玛丽朗演唱时，她的声音和演技自然远超过我之前看到的任何一场表演，但我还是会联想起来欧登塞医院里那位可怜的女歌唱家。而当时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人物阿侬奇雅塔身上残留着这两个人的影子，而小说的背景我将设定为我所游历过的意大利和想象的意大利。
回到丹麦
1834年8月，我的旅程正式宣告结束，我回到丹麦。之后不久，我去索罗拜访了英格曼。就在那间屋顶下萦绕着欧椴树香气的小屋里写完了第一部分，随后，又在哥本哈根写完了第二部分。
回到丹麦，甚至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愿意把我称作是诗人，“他们看不到我的才华所在”。这对于大家而言，简直就是老生常谈了。几乎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我的书，幸而最后还是瑞泽尔答应了我的请求。可随着订购费的上涨，我必须要依次说服我的朋友们去订购。在书的导言里，我也说过了这本书写作的目的不是在叙述我的旅程，而是一种精神思考的结果。事实上，这本书并不被人看好，我因此得到的收入也很微薄。
书的献词是：“本书献给科林议员及其妻子。在他们的家里，我寻找到了家庭的归属感，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一般的家。为此，将我最诚挚的谢意敬上。”
书出版后，不仅迎来了很多读者，而且还一度畅销，又印了第二版。一时间导致批评家哑口无言，报纸鸦雀无声。我收到了来自读者们颇有兴趣的回馈，很多人甚至在阅读后感到兴奋不已。就连当时《星期天时报》的编辑、诗人卡尔·博格也为之写了一篇评论：“‘安徒生早已不再是过去的安徒生，如今应该为自己写的东西感到满意。事实上，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首都的某些社交圈里，他一直作为话题的重点被谈论着。或者被宠溺过度，甚至被谬赞为神明。但他并不高傲自满。换个角度来看，他或许已然不再是过去的那种高度了。如果需要证明，这本小说《即兴诗人》就是他了不起的才华的证据。”
或许我的行为会招致别人的哂笑，但我不得不说，我将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直到我感到愉快。感谢上帝与他的子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