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女儿朱敏参加教育工作，父亲立即让女儿搬到学校去住。朱敏告诉父亲，学校正在兴建，家属宿舍还没盖好。父亲对女儿说：“那就住集体宿舍，这样更接近群众。住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你脱离群众，滋长优越感。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要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够吃苦。”结果朱敏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4年，直至分到家属宿舍。
朱德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女儿生孩子产假刚满，他就催促她立即上班，由他安排照顾孩子。儿子从部队转业，他支持和鼓励他到生产劳动第一线当了一名火车司机。他还热情鼓励儿女到农村接受艰苦的锻炼，告诫他们了解农村，向农民学习。他从不把儿女留在身边，有时儿女们去看望他，他总是要刨根问底，弄清楚他们是不是请了假，占用了工作时间。
有时他甚至很不高兴地说：“我的生活有组织照顾，你们不要老回来看我了。”直到晚年一直是这样。在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还一再劝说儿女们：“我很好，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要请假来看我，影响了工作。”
为了不使孩子们滋生特殊化思想，朱德在吃饭、穿衣方面对他们都有严格的约束。他要求孩子们住校，他说：“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星期天回家来就到机关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学校伙食比较差，孩子们好容易盼到星期天，想到机关大食堂买点好的吃。可是朱德一再嘱咐他们：不准买好的，不准超过别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孩子们背后嘀咕、埋怨，朱德知道后对他们说：“你们在家吃饭，对你们的思想没有好处。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正是你们和大家接触的好机会。”后来孩子们看到不少同学从家里带饭到学校吃，也要求这样。朱德还是不答应，要他们与工农子弟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就这样孩子们坚持住校，直到毕业。
在孩子们的衣着方面，朱德的约束也是严格的。几个较大一点的孩子穿的鞋，通常是从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们上缴的旧鞋，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他常说：“衣服的主要作用是御寒，人要穿上暖和、干净，就是好衣服。”
朱德在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约束是这样的严格，他决不允许孩子们有丝毫的特殊，决不允许他们的生活水平超出一般职工的子弟，而实际上，他的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比一般职工子弟还要俭朴。
朱德对他的孩子们的培养、教育是多方面的，但培养他们学会过俭朴的生活、热爱劳动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在他的培养和教育下，他的孩子们都养成了朴素的美德，具有质朴的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吃苦耐劳的生活能力，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辛勤地劳动，默默地奉献，正像朱德期望他们的那样。
如果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个人生活上，迷恋于吃喝玩乐，既消磨人的意志，又会分散工作精力，这样的人必定是平庸之辈。
【原典】
今人专求无念而终不可无，只是前念不滞后念不迎，但将现在的随缘打发得去，自然渐渐入无。
【译释】
如今的人一心想做到心中没有杂念，可是始终做不到。其实只要使以前的念头不存心中，未来的事情不去忧虑，把握现实将目前的事情做好，自然能使杂念慢慢消除。
专求无念，凡事随缘
随缘以清心，日日是好日
何为随？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恨，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握机缘，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忘形；随是一种达观，是一种洒脱；更是一份人生的成熟，一份人情的练达。
人活着，要做的事情很多，奢望每一件都能按自己的设想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的羁恋苦求无非徒增烦恼，只有一切随缘，才能平息胸中的“风雨”。
苏东坡和秦少游一起外出，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一个全身爬满了虱子的乞丐上前来乞讨。
苏东坡看了看这名乞丐对秦少游说道：“这个人真脏，身上的污垢都生出虱子了！”
秦少游则立即反驳道：“你说得不对，虱子哪能是从污垢中生出，明明是从棉絮中生出来的！”两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于是两个人打赌，并决定请他们的朋友佛印禅师当评判，赌注是一桌上好的酒席。
苏东坡和秦少游私下分别到佛印那儿请他帮忙。佛印欣然允诺了他们。两人都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于是放心地等待评判日子的来临。评判那天，佛印不紧不慢地说道：“虱子的头部是从污垢中生出来的，而虱子的脚部却是从棉絮中生出来的，所以你们两个都输了，你们应该请我吃宴席。”听了佛印的话，两个人都哭笑不得，却又无话可说。
佛印接着说道：“大多数人认为‘物’是‘物’，‘我’是‘我’，然而正是由于‘物’、‘我’是对立的，才产生出了种种矛盾与差别。在我的心中，‘物’与‘我’是一体的，外界和内界是完全一样的，它们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好比一棵树，同时接受空气、阳光和水分，才能得到圆融的统一。管它虱子是从棉絮还是污垢中长出来，只有把‘物’与‘我’的冲突消除，才能见到圆满的实相。”
佛印化解苏东坡与秦少游的赌局正是采用了“枯也好，荣亦好”的禅理。
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相遇、相随、相乐的可能性。有可能即有缘，无可能即无缘。缘，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你、我、他都在缘的网络之中。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万里之外，异国他乡，陌生人对你哪怕是相视一笑，这便是缘。能够相识相知，是一种令人珍惜令人难忘的缘。一见钟情是一种缘，高山流水是一种缘，怦然心动则是另外一种缘。
这个缘，令人难解。卓文君为了司马相如，别豪门赴街市，当垆卖酒不言贫富；温莎公爵不惜放弃王位，舍弃江山，终于携得美人归，皆因有缘；而钟子期与俞伯牙，不需任何介绍，只一曲高山流水，弦响天地间，空前绝后，震撼心灵，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眸中读懂了彼此，这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知音遇知音的相惜，更是潇洒物外无欲无求的缘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谓是有事必有缘，如喜缘，福缘，人缘，财缘，机缘，善缘，恶缘等。万事随缘，随顺自然，毫不执著，这不仅是哲人的态度，更是快乐人生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缘不是索求，也不是奉献，更不是宗教，缘就是缘。不需许下誓言，也不必要求承诺。可以拥有时，不必海誓山盟依然可以真诚相拥，而无法拥有时，即使是求，也求不来一份聚首的缘。
缘，有聚有散，有始有终。有人悲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既然要散，又何必聚？”缘是一种存在，是一个过程。“有缘即往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人生有所求，求而得之，我之所喜；求而不得，我亦无忧。若如此，人生哪里还会有什么烦恼可言？苦乐随缘，得失随缘，以“入世”的态度去耕耘，以“出世”的态度去收获。
民国才女张爱玲曾这样写道：于千万人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中，在时间的无垠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而徐志摩却告诉世人：“在茫茫人海中，我欲寻一知己，可遇而不可求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事事如意，总会有不顺心的事时常萦绕着我们，那该如何面对呢？答案很简单：随缘自适，烦恼即去。其实，随缘是一种进取，是智者的行为。
陆贾《新语》云：“不违天时，不夺物性。”明白宇宙人生都是因缘和合，缘聚则成，缘尽则散，才能在迁流变化的无常中安身立命，随遇而安。生活中，如果能在真理的原则下坚守不变，在细节处随缘行道，自然能随心自在而不失正道。
有人认为，随缘是宿命论的说法，其实不然，随缘要比宿命论高深。宿命论不过是无奈于生命的抗争而作的不得已之论。随缘是一种人生态度，高超而豁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一切随缘，多么洒脱的胸怀，看穿眼前的浮云，把人生滋味品透。
【原典】
喜寂厌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静，不知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著于静便是动根，如何到得人我一视、动静两忘的境界？
【译释】
喜欢寂静而厌恶喧嚣的人，往往逃避人群以求得安宁，却不知道故意离开人群便是执著于自我，刻意去求宁静实际是骚动的根源，怎么能够达到自我与他人一同看待、将宁静与喧嚣一起忘记的境界呢？
人我一视，动静两忘
内心的宁静关键在于心
完全扬弃自我和动静不二的主观思想，才能真正达到身心都安宁的境界。
一位名叫梅凯的同学患了严重的感冒，被送进医院治疗。他的同学们常到医院去看他。梅凯病情不轻，原本结实而又活泼的他，此时变得面黄肌瘦，体重减了很多，看起来一副病容。他皮肤苍白，两眼无神，没有活力。他的一位同学这样描述：“当你去看他的时候，你会感到他对你的健康非常嫉妒，这使我在他的床边与他交谈时，感到很不自在。”
同学们轮流去看他。
有一天，他的同学见到病房紧闭，门上挂着一个牌子：谢绝访客。
他们吃了一惊——是什么原因呢？他的病并没有生命危险啊。
是梅凯请求医生挂上那个牌子的。同学们的探访不但没有使他振奋，相反地，却使他感到更加沉闷，他不想跟同学们打交道。
之后，梅凯把他不想与人打交道的情形告诉了同学们。他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有一种轻蔑之情，他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值一顾或荒谬可笑，他只想独个儿与他愁惨的思绪共处。
他的心中没有欢乐。由于身体的疾病而抑郁寡欢，他同时感到他正在排斥生活，弃绝世人。
那些日子对于梅凯而言，可说是毫无乐趣可言。他的恼怒使得他难以忍受。
但他很幸运。一位日班护士了解他的心境，有一天，她对他说，院里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遭受了情感的打击，内心非常苦恼，如果他能写几封情书给她，一定会使她的精神振奋起来。
梅凯给她写了一封信，然后又写了一封。他自称他曾于某日对她有过惊鸿一瞥，自那以后，就常常想到她。他在信里表示，待他俩病好之后，也许可以一同到公园里去散散步。
梅凯在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感到了乐趣，他的健康也跟着开始好转。他写了许多信，精神抖擞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不久，他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的消息使他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还没见过那位少女。他从书写那些表示倾慕之情的信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他只要一想到她，脸上就现出一道爱的光彩，但他一直没有见到她——一次也没有。
梅凯问那位护士，他是否可以到她的病房中去看她。
那位护士表示可以，并告诉他，她的病房号码是四一四。
但那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病房，也没有这样一位少女。
求得内心的宁静在于心，环境在于其次。否则把自己放进真空罩子里不就真的无菌了吗？其实，这样环境虽然宁静，假如不能忘却俗世事物，内心仍然是一层繁杂。何况既然使自己和人群隔离，同样表示你内心还存有自己、物我、动静的观念，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宁静和动静不一的主观思想，从而也就不能真正达到身心都安宁的境界。
【原典】
此处常放在闲处，荣辱得失谁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静中，是非利害谁能瞒昧我。
【译释】
耳朵根子听东西就像狂风吹过山谷造成巨响，过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人间的是是非非都会消失；内心的境界就像月光映照在水中，空空如也不着痕迹，那么就能做到物我两相忘怀。
身放闲处，心在静中
淡泊胸怀，独善自身
只要经常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安闲的环境中，世间的荣辱得失如何能差遣我；只要经常将自己的心境置于清静之中，世间的是是非非怎么能欺瞒我。
曾国藩说过：“人无一内省之事，则天君态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做人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这句话道出了不做执迷不悟的事，人便无惴惴不安之态，而会怡然快乐，心静宽悠。“此身常放在闲处”，就是要人闲得自在，闲得悠然，闲得真性，不痴不迷，保持自我。这个“闲”字，绝不是叫人游手好闲，不思进取，也不是叫人“两耳不闻窗外事”，凡事都漠不关心。而是寄寓着一种心灵的升华和高洁的情怀。
老子曾说，一个人的一生中，生命比名誉、名声更重要，比财物要优先。如果丧失了生命，纵然高官厚禄、遍地财宝又有什么用呢？知道生命本身是最重要的，就会珍惜生命，就不会让生命承受太多的失望和压力。于此，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呢？
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曾为生活所迫，到官场上任职几年，他极为讨厌巴结逢迎、投机钻营的官场丑态，刻意回避官场上腐朽黑暗的东西。他在做彭泽县令时，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彭泽县来检查工作，按官场规矩他必须穿着官服恭恭敬敬地向督邮行拜见礼。陶渊明本来就非常鄙视那些倚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僚，他叹息着对小吏们说：“我怎么能够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向那些人打躬作揖、曲意逢迎呢？”说完后拿出大印和官服，轻轻松松回家种田去了。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大自然中，他的心情格外舒畅，所撰写的《归去来兮辞》表达了他对官场的厌恶，对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他终于在菊花水酒与明月中获得了自由的身心和无穷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