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的代表作，集中记录了荀子的言论，对于研究荀子及先秦学术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该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以前，荀子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位大儒的形象。《史记》中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可见汉朝人是把荀子当做大儒的，《史记》将他与孟子合传，也表明了这一点。在汉代，荀子备受尊崇，汉儒董仲舒对荀子就很佩服，“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当时人甚至认为“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刘向《校书序录》），这种评价是非常高的。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提出“夫天道、自然也”的论点，与荀子的“天行有常”的观点是一致的，荀子对王充的影响是显然的。其实，在汉以前的秦代，荀子的思想就已被部分地实施了。他的弟子李斯，韩非等人的法家学说，是可以从《荀子》那里看到影子的。
荀子在汉代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止，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中有许多内容是直接从《荀子》中摘录的。著名的《毛诗》的作者是荀子的弟子，而另一位治《诗》的韩婴在说《诗》时，也颇多采用《荀子》的见解。
在汉代，《荀子》一书第一次得到整理。传至汉代，《荀子》尚存有三百余篇，刘向删除重复，定为32篇，这是《荀子》的第一个定本。所以刘向在《荀子》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向校雠中秘书，定著《荀卿子》三十二篇，传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
到了唐代，人们对荀子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减。唐代的著名儒学大师、诗人韩愈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即《读〈荀子〉》。在这篇文章中，韩愈说：“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有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指孟子）雄（指扬雄）之间乎”、“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显然，韩愈对荀子是不很赞成的，他的“大醇而小疵”的评价，虽还算客气，但足以动摇荀子大儒的地位。加之韩愈影响，荀子在后代颇受非议。韩愈在他的另一篇重要著作《原道》中，对荀子的评价还不如《读荀子》的评价，说他“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把他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韩愈所排列的道统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而另一位唐朝人杨倞在元和年间是这样评论荀子的：“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这个评价与韩愈的迥然不同，荀子不仅继承了孔子，而且其立言陈理也非同凡响。杨倞在评价《荀子》一书时说“又其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很显然荀子在唐代还有许多尊崇者。
杨倞不仅高度评价荀子，还亲自为《荀子》一书作注。杨倞认为，同样是孔门传人，孟荀之书的命运却各不相同，这是不公正的：“倞以末宦之暇，颇窥篇籍，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谓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赵氏章句，汉氏亦尝立博士，传习不绝，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于是，他为《荀子》作注，并对《荀子》加以整理。杨倞的注是《荀子》一书的第一部注，虽然杨倞作注时说“非敢传示将来”，但事实表明其注足以传之后世。清人钱大昕说：“世所传唯杨倞注本”。与刘向一样，叙述《荀子》的流传，杨倞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在唐代的思想界，荀子的思想也是有影响的。文学家柳宗元在《天说》中认为天是一大物，不能赏功罚祸，人间的功祸全是人自己所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与荀子的观点十分相近，柳宗元是直接从《荀子》中接受这些看法的，因为他对《荀子》一书十分熟悉。他在《封建论》这篇名文中论“君”时说：“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由是君长政生焉”。由此可见，柳宗元受荀子思想影响是很深的。
到了宋代，荀子颇遭非议，其书也受到牵连，宋代的理学家对荀子是不满意的，程颐认为“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圣人之道，至卿不传”（《二程全书》）。文学家苏轼在《荀卿论》中说：“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于是他得出结论：荀子的为人必定是“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程、苏之说显然集中表现在对荀子性恶论的不满和否定上，这与当时孟子地位的上升及其学说的被接受有关，宋人已存门户之见，不能客观看待问题。
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朱熹对荀子同样是不满的，但他对荀子的评价还有些实际内容。如他认为：荀子之说“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知”。朱熹的观点虽然失之偏颇，但也有些道理，显然他是认真研究过《荀子》的。
《荀子》一书在宋代出版过多次。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兵部员外郎吕夏卿校刊过一次，这就是“北宋大字本”。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唐仲友根据吕氏本，重刊于台州，这就是“台州本”。当时另一位叫钱佃的人在江西刊印了《荀子》，这个本子世称“江西漕司本”。
明朝人对荀子褒贬不一，了解荀子的人也不多。黄佐在《南雍志》卷18中说：“荀况之书，以性为恶，以理为伪，其言曰：‘一之于性情则两失之矣，一之于礼乐则得之矣’。人惟性善，故可以用礼乐，不然其如礼乐何矣？其言戾矣！”黄佐是明后期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荀子不被这些人看中，主要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结果。
在明代极力推崇荀子的是李贽，他说荀子与孟子都具有良好的才质，而荀子“其文更雄杰，用之更通达而不迂”（《藏书》卷32《德业巨儒》）。李贽是明代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他的意见当时多为一家之说，但颇能切中要害，他对荀子的评价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明代的散文家归有光对《荀子》的评价是“务当于文辞，引物联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归有光的评价有褒有贬，虽是论书，实则论人。
清代对《荀子》的关注，比以往历代都要突出，从事于《荀子》研究的人非常之多，其中较著名的如惠栋、卢文弨、郝懿行、王念孙，俞樾等，都是当时的大学者。清人对《荀子》的重视，既是由于注经之风使然，也与理学未有新的发展有关。
总的说来，《荀子》作为一部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受批评，还是受推崇，都绝非偶然，而是与社会政治思想紧密联在一起的。孔孟之学愈受尊崇，《荀子》所遭非议也越多。而李贽能标立新说，极力推重《荀子》，也是明末新思想泛滥的一种反映。
荀子在20世纪70年代曾被当做法家的代表人物而备受颂扬，虽然其学说被歪曲，但荀子的名声却是大大提高了，他的著作也得以广泛普及。
《荀子》问世以来，载着荀子的思想走过了两千多年。其间荣之者有之，辱之者有之，荣之者无益于其书，辱之者无损于其书，但都证明了一点：《荀子》及其作者没有被后世忘记，是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