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之后，华罗庚的心中十分不安。他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蒋介石把我的家属弄到台湾！我要加快速度给筱元及孩子们办护照，先把他们接到美国再说。”
此时，华罗庚旅居美国还不足两年，治疗腿疾又花去很多钱，而家人的飞机票大约要2000美元，他一时还无力支付。于是便向朋友借了点钱为家人做好了旅美的准备。
身在上海的吴筱元得到各种入境手续之后，心情十分兴奋，总算可以与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团聚了，她不求富贵，不求荣华，只求全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她眼下要加紧办的一件事是把在北平读书的华顺叫回来。
此时的华顺已长成一位大姑娘，而且思想也极为活跃、进步。早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她曾亲眼目睹了闻一多伯伯惨遭杀害的事件，这在她稚嫩的心灵上印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对国民党的统治她深恶痛绝。她曾流着热泪站在云南大学的操场上参加闻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她也不止一次地跑到医院看护受伤的闻立鹤。“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血气的青年应该站出来，像闻伯伯那样为唤醒国民而尽最大的努力！”华顺对自己说。
1946年，她离开妈妈与外婆，只身来到北京，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在大学里，她是有名的活跃分子，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决心为新中国的诞生尽一份力量。
正当华顺沉浸在远大的理想之中时，她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信中要求她立即回上海，准备去美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华顺难以接受。“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呢？”她把家信置在了一边。
上海的吴筱元见不到女儿归来，心中十分焦急，便多次催促。无奈，华顺便匆匆离开北平回到上海。
“孩子，你爸什么都办好了，连你的学习都安排好了，我们一起去吧。”吴筱元开导着女儿。
“阿妈，我想过了多少次，还是决定不去，我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快要解放的时候，我实在不愿意离开。”女儿的态度是坚决的。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你一定要想好。”“我知道了，还是你们去吧。到了美国，把我的情况告诉爸爸，希望他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来。”
吴筱元也理解了女儿的心思，再三叮咛她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并把自己的老母亲和最小的孩子送到金坛安顿下来，自己带着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孩子乘飞机离开了祖国。这样，华罗庚一家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团聚了。
4．魂系中华
吴筱元和孩子们到美国后被安置在伊利诺伊州阿尔巴勒城的一座舒适的洋房里，华罗庚每天则乘坐雪亮的“顺风”牌小汽车去伊利诺伊大学上课。徐贤修等老朋友不断从外地来，与华罗庚一家相聚。这段日子，应该说是华罗庚的生活中最宁静、舒适的日子。可是游子的处境、思乡的孤寂又时时在折磨着他的心。
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排外情绪极为强烈，中国人的处境也极为艰难。华罗庚后来回忆说：“到了美国，生活是有所改善了，但是社会关系却是道道地地的买卖关系。金钱 第一，什么 第二，我却说不上来。歧视黑人，固为人所共知。但黄人、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也都在被歧视之列。上铺子去买条裤子，店员拿出粗货，当你请他拿细料的时候，他会悻悻然地对你说：你们黄人穿这种料正合适。是的，黄种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佣工，就是厨师。”
在这样的环境里，华罗庚的思乡之情日益浓烈。在一次热闹的圣诞联欢晚会上，华罗庚当着钱学森、林家翘等教授的面，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这样的讲话：“诸位，我们大家来到美国，并不准备久居。当初，是因为在国内科学家无用武之地我们才出来的。现在国内要民主、要科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我情愿和同胞们站在一起克服困难，而不希望站在世外。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争取逐步改善环境。因此，如果谈希望的话，我希望回国和苦兄弟们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
在伊利诺伊大学，华罗庚积极参加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争取回国的运动，并担任了一个中国学生团体的负责人。
有一天，他和美国数学家莱茉尔教授谈起了中国的数学。华罗庚很激动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的数学却这样落后呢？我们一定要赶上去。而且，我想我们能够赶上去。”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与政局的稳定，华罗庚深信中国已经有了民主建国的条件，他深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会重视数学、重视科学，他决心为中国数学创世界一流水平而尽力。华罗庚的想法也是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的共同心声。据美国作家斯泰芬·萨拉夫记载：“在战后的年代里，华罗庚是在美国工作的许多杰出科学家中的一个，这些人中还有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华罗庚和钱学森是散布在各地的那些决定回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中的两个。他们中间的活跃分子组成了回国学生和教师小组，其他对政治较不感兴趣者，亦因中国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政府，它能终止毁灭性的混乱与通货膨胀，并能终于统一了国家而高兴。而且，如同我从一些有思想的青年数学家那里了解到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绝大多数在国外的中国学者都饱尝了孤独，而且对他们国家的新生与成长怀有强烈的感情。”
1949年前后，华罗庚曾向徐贤修、梅贻琦（前清华大学校长）等人谈了他的归国决定。
“归国当然是好事，可政治是很复杂的，留在美国也许能超脱一些。”梅贻琦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深感教育洋人子弟，远不如教导祖国青年更有意义。”华罗庚的态度十分坚决。
“中国有句名言：‘大学者，不是有大厦，而是有大师之为也！’你回去后，就去清华当一名普通的教授吧。”梅先生还鼓励华罗庚要不断进取，勇攀高峰。
当华罗庚把回国的打算告诉给伊利诺伊大学校方时，得到了对方真诚的挽留。
“华先生，你可以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代为照料。”一位管理人员说道。
“谢谢校方的好意。孩子我还是带走为好。中国人应该为中国效力，我想你们会理解我的心情的。”
1949年岁末的一天，从外面回 来的华罗庚十分兴奋。一进家门，就大声喊道：“筱元，快拿酒来，今天要喝酒，好好庆贺一番！”
“发生了什么事？看把你高兴的，简直像个孩子！”
吴筱元莫名其妙地问。
“你看！这是信，华顺来的信！祖国已经解放，叫我们赶快回去。你说这还不值得高兴吗？”
吴筱元慌忙接过女儿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信上说，祖国的北平已经解放，全城成了沸腾的海洋，共产党顺乎民心，纪律严明。华顺还特别强调，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热烈欢迎各界爱国学人回 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希望父母能尽快响应号召。
“走不走呢？我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吧。”事到临头，一直不适应美国生活的吴筱元倒显得犹豫起来了。“走，当然走！”华罗庚斩钉截铁地说。“要不，我先回去看看情形，然后你再决定是回去还是不回去。还有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不敢太贸然吧！”“不必这样做，我和你一起回去，而且越快越好。”过后，华罗庚积极张罗着回 国之事。交接业务，预订船票，告别朋友……忙得不可开交。
他带过的学生闻讯赶来，并买了数学名著送给老师，以作纪念。要好的美国朋友也前来与华罗庚告别，并期望他回国之后别误了数学研究。华罗庚告诉他们：回去以后我还是要搞数学的，我已付了费用，让美国科学家年会定期把《数学评论》、《数学学报》等刊物寄给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杂志对以后初创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大有帮助。
这样，华罗庚就丢下了洋房、汽车与半年的工资，带领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旧金山，他们从这里与美利坚最后告别，踏上回归故土的征程。
5．归去来兮
在从旧金山到香港的邮轮上，华罗庚一家巧遇数学家程民德。程民德毕业于浙江大学，长期工作于北大，是分析专家。不期而遇，殊途同归，两个人谈得格外投机。
华罗庚向程民德讲起了起航之前，在旧金山旅馆里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还坐在旅馆的桌子前潜心写作。忽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了进来。门开了，一位国民党元老走了进来，此人也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坐下来，神情凄然地对华罗庚说：“华先生，听说你此行要回国了，我真羡慕你啊！你回到国内以后，请转告故人们，说我受了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不能回去了，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和共产党合作，把国家建设好。”
“新中国，真是众望所归啊！”华罗庚深有感触地说。
门谢客，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几天之后，他写完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这封长信也是华罗庚投向新中国的决心书，他在信中写道：朋友们：
不一一道别，我先诸位而回 了。我有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心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如果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也请细读一遍，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苦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我们是怎样出国的？也许以为当然靠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才能考试获选出国的，靠了自己的本领和技能，才可能在这儿立足的。因之，也许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在这儿的享受，是我们自己的本领，我们在这儿的地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据我看来，这是并不尽然的，何以故？谁给我们的特殊学习机会，而使得我们大学毕业？谁给我们所必需的外汇，因之可以出国学习？还不是我们胼手胝足的同胞吗？还不是我们千辛万苦的父母吗？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才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还如何可以为之公平？如何可以为之合理？朋友们，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我们应当认清：我们既然得到了优越的权利，我们应当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聪明能干的朋友们，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人民的任务！……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一九五○年二月归国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