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一位顾客走进店来，一边抖着身上的雪花，一边问道：“多少钱一支线？”“853729！”正在香烟纸盒上演题的华罗庚头也不抬地脱口说出了刚刚算出的答案。
“到底多少？”“853729！”
“怪事！一支棉线怎么值这么多钱？”顾客更为诧异了。
这时，坐在一旁的华老祥连忙过来解释，可顾客已拂袖而去。华老祥又气又急地训斥道：“怪不得人家叫你呆子，你真是越来越呆了！不好好招呼顾客，成天读那些‘天书’有啥用嘛！”
华罗庚的母亲也苦口婆心地劝他说：“罗罗呀！我们是穿木裙子（指柜台）的命，不是书香门第的斯文人，你还是省些灯油，顾顾吃饭的事吧！”
华罗庚哪里听得进这样的劝阻？他依然我行我素。因此，和父亲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多，矛盾也越来越激化。后来竟然发展到华老祥一见儿子读“天书”、算习题，就上去抢，抢到手后就往火炉里扔。弄得华罗庚把书本东藏西藏，只有父亲不在家时，他才敢放心地把书拿到桌面上来读。华罗庚成名之后，西方有一本数学杂志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父亲手里拿着一根烧火棍，要华罗庚把数学书扔进火炉子，儿子紧紧抱着几本书，在屋子里团团转。这幅漫画真实地反映了华罗庚当时的困境。
后来，据说有两件事情，改变了华老祥的态度，使他对儿子读书的事不再干涉。
一次，华老祥在茶馆喝茶时，突然掉了一颗牙。“牙齿”与“儿子”谐音，这就使十分迷信的华老祥对儿子多了一份忧虑。
“罗罗他妈，我今天突然掉了一颗牙，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莫不是咱家的罗罗会出点啥事？”华老祥满腹狐疑地对老伴说。
“是呀，你成天烧他的书，把孩子吓得胆战心惊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老伴也在责怪他。
“唉，我以后不再烧他的书就是了。”华老祥终于妥协了。
另外一件事发生在收蚕丝的季节。华罗庚随父亲到金坛蚕场盘点蚕茧，替人收购。白天忙乎一天，晚上还要算账。一天晚上，管账人忽然发现有上千元的账对不上，这下可急坏了华老祥。
“上千元哪！别说明天开不了业，就是把整个店铺搭上也赔不起啊！”
“阿爸，我来帮你们算算吧！”将信将疑的华老祥决定让儿子试试看。不一会儿，华罗庚便对父亲说：“账是对的，一文 不差。你的伙计们算错了。”“呀，没想到罗罗还是个活算盘呢！往后再碰到这事，还得找你啊！”伙计们在一旁赞叹着。
“看来，‘天书’真没白念！”如释重负的华老祥也美滋滋地说道。
华罗庚的数学才能很快也得到了街坊邻居的赏识，连曾经嘲笑过他的人也不得不改变了看法。有一天，一位喜欢古代数学的街坊走进了华罗庚的小屋，很自信地对华罗庚说：“人们都传说你神机妙算，我想考考你，你可不一定能过关呀！”
说着，他掏出一盒火柴，撒到桌子上，嘴里说道：“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总数为几？”
“总共23根火柴。”华罗庚慢条斯理地回答他。“啊———真行，你怎么算出来的？”
“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均为二。因此，我想这公式很可能是：三乘七加二等于二十三，用五除之恰余三。所以得数正是23。”
“你看过《孙子算经》？”那人惊奇地问。“没有。我是用自己的‘直接法’算的。”“这是《孙子算经》中的一道难题。你能很快算出，真是不简单哪！”从此，那位街坊逢人便夸华罗庚的过人之处。
当然，每前进一步，华罗庚都要付出别人想象不到的代价。他把自学的秘诀归结为“恒”与“钻”。后来，华罗庚在和青年们谈治学方法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道：“古时候，有些人想修道成仙，大致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自己苦修，另一个是吃‘金丹’。后一种方法显然是荒唐的。但前者的苦修精神，却是可为今人在摸索学习方法时采用的。这种苦修精神，说起来就是‘不怕困难，锲而不舍’。自修是一种比较艰苦的学习方法，但它的优点是无论何人、何时、何地都可以采用。只要我们能按部就班，不懈不怠，继之年月，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光辉顶点的。”
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时，华罗庚强调的是“埋头苦干”、“勤能补拙”。他曾写过这样一首催人上进的诗：神奇妙算古名词，师承前人沿用之。神奇化易是坦途，易化神奇不足提。妙算还从拙中来，愚公智叟两分开。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是第一。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4．幸遇恩师
在华罗庚的成长道路上，曾遇到了几位给他以深刻影响的老师，王维克就是其中之一。
王维克原名兆祥，生于1900年。早年曾就读于南京海河工程学院，与张闻天同学。五四运动中，与张闻天等4名同学积极宣传新思想，被校方开除学籍。后进入上海大同学校学习数理。1924年至1925年，王维克回家乡金坛执教一年，此时，华罗庚也在金坛初中读书。王维克虽未教过华罗庚，但华罗庚对王维克先生很崇拜，常常拜访这位学识渊博、藏书丰富、教学效果极好的老师。
1926年前后，王维克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攻读天文与数理，并有幸成为居里夫人的一位学生。1928年，王维克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当时公学的校长为胡适，教务长为杨振声。王维克与二人不合。于是，便回到金坛，立志振兴家乡教育。
王维克的归来，使正在刻苦自学的华罗庚极为振奋。他多次前往拜访，两人成为知己。王维克不仅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华罗庚看，而且教诲他如何治学，如何做人。
有一天，华罗庚又去王维克家借书。他一会儿看看这个书橱，一会儿又翻翻那个书橱。老师看见他那漫无目的的神态，就立即告诉他：“罗庚呀，知识这东西是无边无际的，就像大海一样，要样样都深入掌握是精力所不允许的事，最好是先集中精力钻研一种。做学问就好比挖井，只有认定目标，挖到深处，才能渗出清清的泉水。如果漫无目的地东挖一锹，西挖一锹，是挖不出水的。做学问也是如此，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人是难有作为的。”
老师的一番话对华罗庚启发很大。他立志要循序渐进、锲而不舍地追求知识。
王维克老师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他正在翻译但丁的名著《神曲》。为了拿出最好的译作，他停止交游，足不出户，系统钻研作者的相关资料，并认真攻读《圣经》。每译出一章 初稿，都让妻子陈淑大声朗读，自己坐在一旁静听，稍有不如意的地方，都要反复进行修改。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华罗庚颇受教育。
1929年，也就是王维克回金坛的第二年，他被任命为金坛初中的校长。上任之后，他立即解雇了该校的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员、一个事务主任，并聘请华罗庚来担任这三份工作，月薪是18块大洋。
华罗庚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他每天不厌其烦地拉铃、打扫卫生、发放教学用品，连教员们所用的铅笔都一一削好。此外，他还负责记账、领款、发款、核算成绩单等，每项业务经过他的手都井井有条。同时，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学数学，一有空便一头扎进无穷无尽的读书与演算之中。
王维克校长对华罗庚的工作非常赞赏。他决定让华罗庚给一个补习班当教员。可名单报到县教育局时，被拒绝通过。理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没有资格当教员。
王维克老师在教育局长面前据理力争，但最终仍无济于事。
当教员之事刚平息不久，一场灾难便悄然降临到华罗庚的头上。这是华罗庚和王维克老师万万未曾料到的。
5．大病致残
在金坛初中工作时，华罗庚的父母已为他娶进了一位秀丽端庄的姑娘为妻。由于华罗庚只知埋头读书，很少接触姑娘，父母只好亲自为他操持婚姻大事了。姑娘名叫吴筱元，是华莲青的同学。她不仅秀丽端庄，而且温和贤淑。吴筱元出身于大户人家，其父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她5岁时不幸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与华罗庚成亲之时，家境十分贫寒。
吴筱元刚被花轿抬回华家，门上的大红“喜”字还没取下，华家就连遭劫难。
先是华罗庚的母亲卧床不起，早已染上的妇科病（可能是子宫癌）使她身体虚弱，难以治愈。不久，便告别人世。
华罗庚还未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自己又病倒了。当时，金坛县瘟疫蔓延，许多人染上了伤寒病。
农历二十三日送灶这一天，华罗庚突然觉得浑身发冷，神志不清，体温上升到摄氏42度，全家人乱作一团。
华老祥求神打卦，结果都是凶兆，心里懊恼至极。受过教育的吴筱元也预感到丈夫可能得了不治之症。一天，一位有名望的老大夫给昏睡不醒的华罗庚诊断过之后，告诉家人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很显然，大夫已给这位年仅18岁的青年无情地下了判决书。
“不！我不能没有他。我一定要救他———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刚刚开始了新生活的吴筱元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种判决。
吴筱元和华老祥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为华罗庚看病。金坛没有好医生，他们就到苏州去请，请一趟要花掉4块大洋。为了买药，吴筱元一次一次地提着新婚的衣物、首饰，走进了当铺。回到家里后，则煎汤熬药，细心照料。
华罗庚仍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但病情也没往坏的方面发展。
“罗庚好些了吗？”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
“啊！是王老师来了。”华罗庚心里一喜，可嘴上仍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吴筱元连忙过来招呼王老师坐下，并无奈地说：“王先生，您可别靠近他，他得的是伤寒，医生说会传染的。”“不怕，不怕！让他安心养病吧，月薪我会派人照常送来的！”王维克连忙安慰道。
老师的话温暖了华罗庚一家的心。由于王维克先生不时地来看望华罗庚，后来，他自己也染上了伤寒，经历了一场病魔的折磨。
华罗庚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半年，虽然侥幸逃脱了死神的魔掌，可疾病却给他留下了终生的残疾。一天，他在妻子的搀扶下慢慢下了床，可脚刚一着地，又“扑通”一声摔倒了。他的左腿胯关节 因长期发炎，骨黏膜粘连，变得僵硬，再也无法伸直了。
“啊———我的腿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这以后还怎么谋生？”华罗庚绝望地喊道。
“你能活过来就算万幸了，别想那么多了。我给你找一根拐杖来，往后你就扶着它走路吧！”妻子强忍住内心的痛苦，极力去安慰他。
从此，在金坛街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步履艰辛的年轻人。他拄着拐杖，走起路来，右腿向前迈一步，左腿要在空中画一个圆圈。他自己曾诙谐地把这种走法，形容为“圆和切线的运动”。
病愈之后，他仍到金坛初中任职。王维克顶着压力让他担任初一补习班的数学。可这件小事却惹来了不小的麻烦。一些地方乡绅小题大做，联名状告到县教育局，列举了王维克的“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任用不合格的教员华罗庚”。王维克才高志远，屈居金坛，本来就感到委屈，再加上恶人告状，一气之下，就拂袖而去，到湖南大学教书去了。
按照旧社会的惯例，学校的会计都是校长的亲信，校长下台了，会计也要辞职。华罗庚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幸好继任的校长是金坛中学的老校长韩大受，此人待人宽厚，也很赏识华罗庚。他对华罗庚说：“旁人上任都要带会计来，我不带，就让你继续干吧。不过，书是万万不能教了，前任校长就是因为你任课才被告的。”
这样，华罗庚继续干他的会计。他白天忙学校的事，晚上回到破旧的店铺里，忍着残腿的疼痛，在昏黄的灯光下继续钻研他心爱的数学。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能摆脱世事的烦扰，忘却人生的坎坷。忽有一天，邮差送来了一封来自上海的邮件，里面装的是1930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华罗庚的一篇重要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终于发表了。在此之前，华罗庚也发表了《Stum氏定理的研究》等几篇文章。可这一回大不一样，他是鼓了很大的勇气，才向著名的数学教授苏家驹提出挑战的。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他曾征求过王维克老师的意见。他把自己心里的顾虑和盘托给了这位恩师：“王老师，苏家驹教授在《学艺》杂志第7卷第10号上发表了《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的论文。可我反复验算，发现他的解法是错误的。我想把自己的实际想法写出来，可一个无名小卒敢反驳大名鼎鼎的教授，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什么麻烦？”
“你当然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圣人，也会有错误的。”王维克老师鼓励他说。
于是，不足20岁的华罗庚便开始向权威挑战，他很快把论文写好，并寄到了上海。因此，当他看到自己的论文已确实发表时，心情格外激动。这篇论文不仅证实了华罗庚的才能，而且改变了他日后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