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叔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人，每隔一个时期，他的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怪念头，促使他从实用主义出发，努力钻研这一个课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用自己创造的独特学习方式，钻研过初等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不亚于一个合格初中毕业生的水平；钻研过玄学，快把孙乃社那一包书读烂了。除了知道自己眉心里那一颗红痣不“主贵”外，对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等知识弄得滚瓜烂熟，在相面、占卜和看风水方面颇有心得，只不过碍于出身地主家庭，避免祸从口出而深藏不露。在这一方面，比起后来在祖师顶住持的长老“静宇”道人来，是一个世外高人。
最终，元叔走上了钻研医学的道路。物理、化学和玄学，这几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学问，竟然能够杂交，对于元叔钻研祖国医学宝库很有帮助，使他比我们那里其他医生的中西医基础功底和理论水平，要深厚得多。他在治病时，常常熟练地运用理化、玄学和医学理论，对各种疑难杂症，通过望闻问切，得出比别人更加深刻的结论。他对疾病成因判断得正确，再加上中西医兼顾，敢于并善于用药，处方独特，标本兼治，医好了许多其他医生束手无策的病人，从而使他在我们那一带名声大振，经常有人上门找他看病。
元叔的实践证明，一个有脑筋并肯动脑筋的人，只要朝一定的方向钻研，就会搞出名堂来。知识其实是一种网状结构，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可以启迪思维，开阔视野，丰富心灵，激发和提高人的参悟能力。元叔好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只要水肥条件合适，一定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决定生存；生存需要产生知识追求，知识追求产生学习动力。元叔在其他方面，没有过多的建树，最终转向钻研医学，是他这么一个能人，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走出的必由之路。
在本书的上卷里，我们已经知道，元叔还钻研过农业应用技术。有一段时间，元叔对搜集农业生产、气象节令方面的农谚入了迷，积累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他对所能搜集到的每条谚语，不仅加上了批注，记载出处和注释，还举出具体的例证。他搜集的这些资料在杜思宝看来，比许多正式出版物，内容要翔实得多。可惜，他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走得太远，让他与一个农业土专家失之交臂，要不然，他同样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所造就的。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年，贵亭叔日渐衰老，终于干不了生产队长了，他主动地向支书刘庆典撂了挑子。贵亭叔向支书举荐的继任人，是从部队转业的党员、当着我们第八生产队保管员的刘庆河。刘庆典觉得刘庆河这个人太聪明，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不同意贵亭叔的主张。他说：“这事儿，还是叫继安干吧。继安这孩子老实，办事认真，当一个生产队长是块好料儿。”顺便交代一下，刘继安与支书刘庆典的门分近一些，刘庆河与贵亭叔的门分近一些。
贵亭叔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仍然要争一下。他对刘庆典说，当队长这活儿太辛苦，继安这孩子还有点嫩，若不行让社员们选举一下？谁知刘庆典比他有眼光，胜算在握，竟然同意让刘继安和刘庆河两个人当候选人，在我们八队搞一次选举。
我们八队公开选举生产队长，可以说是在我们寨子里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让人民当家做主、行使民主权利的创举。在选举的那天，因为新鲜，全生产队男女劳力到会非常整齐。大队的几个干部全部来参加了会议，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在他们的面前，摆了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放了两只碗，一只碗下面压的纸条写的是刘继安，另一只的是刘庆河。开始选举时，两个候选人回避了，群众按照要求，每人只准朝一只碗里丢一粒豌豆。
大家丢完豌豆以后，在我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的监督下，由两个社员分别数了碗里的豌豆。结果，刘继安比刘庆河多了七粒豌豆，刘继安当选了。
刘继安一上任，首先找元叔讨教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元叔对这个邻居侄子，没有过多的谦虚。他一语惊人地问刘继安，你知道毛主席为农业立的“八字宪法”不？刘继安说，知道，不就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嘛。元叔说，你说得很对，据我历年观察，毛主席的这个“八字宪法”尽管缺一不可，但种子应该放在第一位。在同等的条件下，只有种子，才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牛鼻子”。牵住了这只“牛鼻子”，一定能够丰产丰收。刘继安果然听话，比其他生产队长分外注意串换良种。在那几年里，我们八队确实比其他生产队高产得多。群众认为，选刘继安当生产队长算是选对了，并且对种子的增产作用深信不疑。有一次，发旺哥拍着队长的肩头说：“继安，你就是你爹的一颗好种子啊！”
说实话，自从分田到户后，政策好，天凑巧，人肯干，是家家户户丰产的基础条件。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良种的增产作用，更是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都知道，湖南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发明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震惊世界，解决了地球上第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国家重奖了他和另外一个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当代毕昇”王选，每人发了五百万元人民币的特殊贡献奖金。而我们这里的小麦良种专家龚文生已经作古，没有获此殊荣。现有个小麦育种专家叫周中甫，享受着国家特殊津贴。由此可见，水稻到底比小麦占了上风。
我们这个中原大省，除了红薯外，是小麦和玉米的主产区。解放以来，许多农业科学家、土专家，为了研制出高产优质的小麦、玉米良种，费尽了毕生精力。在我的这部著作中，从主题的需要出发，有必要为他们大书一笔。为了弄明白一些问题，我把玉米、水稻和小麦的育种技术简要地作一说明。
稍微懂得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人都知道，科学家们从细胞工程、染色体工程和基因工程这三个方面，开展生物特性的研究和实验。而基因工程是生物技术的尖端技术，带有遗传密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学家们最重视的研究对象。要改变生物的性状，转基因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转变基因的途径很多，有物理的、化学的，也有运用同属物种间杂交的办法。杂交是应用最广的技术，杂交优势是人们早已接受的道理。马和驴杂交，生出的骡子，性状比马和驴要好得多。不同的人种之间、远距离同一种人之间、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相互交配生出的子女更加健壮和聪明。比如发旺哥和发旺嫂常桂，两个人长得都一般，不算漂亮，但他们俩生的三个孩子，却一个比一个漂亮。特别是他们的二女儿刘玉娜，就跟仙女下凡一样。而且发旺哥的妹妹刘发英，和他大舅哥常有生的孩子也都很好。这显然不是什么改了门风，说不定正是暗合了远缘杂交道理，沾了杂交优势的光。在我们寨子里，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同姓人不能通婚，近亲不能结婚，可能也是这个道理。但也有姑舅结亲、姨娘结亲的，由于亲缘关系相近，对他们的孩子进行统计，真的生出过几个哑巴、傻子，其实就是吃了没有运用杂交优势的苦头。杂交，对于物种延续和壮大来说，是多么伟大的字眼儿！
玉米制种的技术已经突破。玉米属于自花传粉植物，但它是雌雄同体不同位。雄穗是顶叶，雌穗是玉米棒。在制种时，人们在玉米授粉前，把母本玉米的顶叶（雄穗）摘去，在授粉时，把父本的花粉授在母本的雌穗上，结出的玉米子，就是下一年的杂交玉米种子。这种种子第二年下地后，再自花传粉时，虽然不再杂交了，但亩产量可以高出许多。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高产的性状不可能维持下去，必须年年制种，才能保持杂交优势。
袁隆平的最大贡献，就是很好地解决了水稻的杂交育种技术。
水稻这种农作物，虽然也是自花传粉，但它与玉米不同，是雌雄同体又同位，这就比玉米制种技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在水稻育种中，必须首先选出一种种子，它的特点是不会孕育，叫做“不育系”。和“不育系”进行杂交的另一种种子，与它的亲缘相近，但它们产生的种子，仍然具有不育的特性，这一种用作父本的种子，叫做“保持系”。两种不同品系的种子杂交，不育系生成的种子，仍然是“不育系”，并没有生成人们需要的杂交种子。与袁隆平同时代的农业科学家们，都已经找到了这两种品系的种子，他们试图选出一种亲缘较远的新种子与“不育系”的种子杂交，产生一种性状优良、能够孕育的种子，这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水稻杂交良种。而这种父本植物，叫做“恢复系”。
一方面要用“不育系”和“保持系”产生大批量的不育系种子，另一方面要用“恢复系”与大批量的不育系稻穗杂交产生水稻良种，就是整个水稻制种技术的关键所在。
最让科学家们头疼的是，所有的水稻品种，都没有能够让“不育系”成为可育的杂交良种。袁隆平先生的运气好，他的努力研究，加上有准备的头脑，让他在海南岛育种时，从一种野稗子上，找到了“恢复系”，一举攻破了这项多少人攻不下来的技术难关，从而在世界上第一个培育出了水稻杂交良种，水稻的产量翻番。从这里，你难道不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我们这里的小麦，与水稻近似，也是属于自花传粉植物，雄蕊和雌蕊同体同位。研究小麦良种的专家们就没有袁隆平先生那样幸运。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像解决“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问题一样，探索出小麦杂交育种技术。我是一个爱吃面食的北方人。我常常想，如果有谁能把小麦杂交育种技术的难关攻破，其贡献不亚于袁隆平先生，奖给他一千万元我都拥护。
在我们这里，有一句农谚说，产于我们这一带的农作物，丰收的标志是，“谷三千，麦露齿，豌豆好收八蓬子”。其实，就小麦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每亩地打上一百多斤就是好收成。因为虽然另有“哭不活的伯，瞎不枯的麦”和“稠谷子稀麦，坑死老伯”这样的说法，但是，生长期较长的小麦并非是铁杆庄稼。过去的小麦秸秆长，种得稠了，容易倒伏。往往在抽穗期间，一场风雨过后，麦子从根部连同青青的穗子，卧在地上，搞不好就是颗粒不收。小麦育种专家们，通过多年的研究，重点在小麦秸秆的“矮化”上做文章。他们通过多种方法，包括杂交技术，诱使不同的小麦种子发生基因突变，从中通过粒选、穗选和株选，挑出矮秆品种小麦，然后历经试验、推广，花十几年工夫，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最初的“矮丰三号”到后来的“宛7107”，推出了一代比一代更加优良的小麦品种。
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优良品种的大普及，带来了小麦亩产的大提高。要再为孙乃社的诗，狗尾续貂地添上几句，有可能把单干后粮食增产说得更完备一些：
……
种了几亩责任田，
种子换换，肥料换换。
麦子浓密秸秆矮，
穗也饱满，粒也饱满。
收打以后进仓库，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
……
当然，这几句是加不上去的。孙乃社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了也不会写，反而会对我加上去的句子嗤之以鼻：“你们这些年轻人，读的书算白搭了，不知道写诗不可太实的道理，哪能这么没有水平，把种子、农药、化肥也写进去呢！”
交粮
不要说后来县委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拿孙乃社的诗作为反面典型，痛批小农经济意识，如果让孙乃社知道了，是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就连孙乃社本人，这种怡然自得的心情也没有维持几年。一肚子又粗浅又酸腐学问的孙乃社，分田到户后，主动地当了自己家里的会计，一年记一本收入支出的明细账。那首诗，是一种满足现状的定性描述，这本账，才是对现实生活的定量分析。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麦季，我们寨子家家户户大丰收。看着囤在屋子里那么多的粮食，孙乃社心里的喜悦无法形容。他有生以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属于自己家里的小麦。他找来一个本子，记了一笔账。全家七口人，打了八十六个“长虫皮袋”小麦。（“长虫皮袋”又叫“蛇皮袋”，我们那里的群众把蛇叫做“长虫”。装化肥的口袋是塑料篾子编织的，很像蛇皮，故得名“长虫皮袋”，化肥撒在地里后，这种袋子用来盛粮食。）每袋按一百斤计算，一共打了八千六百斤小麦，大人小孩均拉起来，全部吃白面，每人每年消耗六百斤，只要四千二百斤就足够了，节余四千四百斤，也就是说，足够两年吃了。不要说秋天还有更多的收成，就是颗粒不收，一点也不存在生活问题。
已经替代贵亭叔当了八组组长的刘继安，向各家各户宣布了交公粮的数字以后，大家很不习惯，因为这在生产队的时候，本不是群众考虑的事情。那年月，在粮食收打以后，自然由大队安排，生产队执行，群众只管“扬鞭催马送公粮”就行了。不过，大家很快由愕然变为释然，上缴“皇粮国税”，千古一律，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当农民的，不上缴粮食，解放军吃什么，谁来保卫国家？工人老大哥吃什么，谁给你生产农药、化肥？干部们吃什么，谁带领你走上致富道路？这是人人都能够想得通的简单道理。再说，平均分配，一口人才三十二斤，牙缝里漏下来的就够了。孙乃社家需要上缴二百二十四斤，不过是两个“长虫皮袋”多一点儿，就这么多粮食，犯不着心疼，拉去交了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