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转移到20世纪的80年代。我要从杜小宝的叔叔杜凤梧的大儿子杜思磊把刘家老十三刘臭蛋的兄弟刘继宗的媳妇许翠翠拐跑的那一年说起。
你不要嫌我啰唆。我之所以说这么多绕嘴的话，主要是想把人物线索交代清楚。因为这一卷与上卷有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事物、人物和景物，变迁得比较大，躺在床上想想，恍然如同两个时代。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比如高楼人民公社改成高楼乡，马寨大队改成马寨村，我们八队成了第八村民组，孙二孬娶了杜小宝、刘臭蛋他们的同学，那个领歌委员马玉花；再如孙二孬的妹妹孙丫丫考上了省里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唐都市人民医院当了医生；还有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嫁到了高楼街一户姓沈的人家；小公社的走资派曹书记当了县统战部部长；台湾老兵孙丙豪回归故乡，等等，我都会慢慢地告诉你的。
杜小宝是泥水匠杜凤翔的儿子，杜思磊是木匠杜凤梧的儿子。杜凤翔和杜凤梧共有一个父亲，是一对亲兄弟，杜小宝和杜思磊共有一个爷爷，他们两个是堂兄弟关系。按他们爷爷杜兴立下的规矩，他们这一辈人是“思”字辈，所以杜小宝大名叫杜思宝，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小暖叫杜思暖。
杜思宝的爷爷杜兴经常念叨：“也不知你二爷的儿子杜凤桐是怎样给孩子起名的，要是也用‘思’字该有多好！”
杜凤桐是杜兴的弟弟杜旺的儿子，早年因为修淮水市的白沙湾水库有功，到湖北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前几年曾经回来探过一次家。杜旺老两口已经谢世，杜凤桐识字不多，不会写信，这几年很少同老家联系。杜思宝在爷爷的催促下，把杜兴要统一下辈字“派”的意思，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千里之外的堂叔杜凤桐。
他们原来以为写这封信是白搭工夫，谁知杜凤桐很快就让他儿子代写一封信，热烈地响应了大伯的号召，已经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名字统统改为“杜思×”。这让杜思宝好长时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堂伯伯，连父母生病、死亡都不回来探望一下，竟然对统一起名这么感兴趣？真是咄咄怪事。
一般说来，男孩子是用来传宗接代的，起名字必须慎重。对于女孩子来说，长大了，终归是人家的人，命名的规则没有男孩子那么严肃认真。尽管杜家所有男孩子都统一用了“思”字，但杜思宝的两个妹妹小朗和小春，并没有随他们的“思”字，仍然叫“小朗”和“小春”，这是上了大学的杜思宝的意思。杜思宝的爷爷和爹爹当然依从，因为在他们眼中，小宝是他们人老几辈子中头一个文化水儿最深的人，他说不让用“思”自然有很深的道理。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他爷爷就常常夸口说：“哈，俺家小宝考上大学，在清朝以前，就是中了状元啊！”那份自豪和骄傲溢于言表。其实，不让用“思”字的含义，只有“状元”杜思宝自己心知肚明，他不好意思把问题的根源说出来。要不然，让那些文人知道小宝的妹妹，一个叫“思郎（朗）”，一个叫“思春”，是多么不雅观的名字。
姓名是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符号，在我的吃饱了饭、穿暖了衣的乡亲们的心目中，是马虎不得的。
咱们中国人，自古很讲究长幼顺序。中国文字又是方块字，一字一音，给我们的人民起名字带来了方便。生了孩子起名字时，一辈人统一用一个字，冠在名字中。这个字我们那里叫“派”，与姓氏相连，或嵌在中间，或缀在尾部。都共同拥有这一个字的男男女女，表示是同代人，属于兄弟姐妹的关系。姓孔的、姓孟的是圣人后代，比我们这些杂姓氏更加严格，他们不仅从来不会乱“派”，而且约定俗成，两姓人用的是同一种“派”。所以，台湾的报纸曾经宣称，孔氏家族在台湾，到目前已经排到九十二代了。
据说，咱们的老祖宗自从有了姓氏之后，起名字一般都是用两个字，这就给统一一个字“派”留下了余地。虽然容易发生重名的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幸亏是用两个字，要是用一个字，更容易发生重名。好在超过五代以上，相互之间的字“派”就趋于淡化，只好另辟蹊径，重立字“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辈分开始杂乱起来。比如，有的亲堂叔、侄，因为婶子和侄媳妇之间存在着表姐妹关系，认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显得特别麻烦。你不要以为，要是亲弟兄二人，娶到了亲姐妹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了，然而不然。若是西洋人，并不算什么，叔叔与舅舅都是一个“Uncle”，一样地尊敬，在我们中国，就要加以区别。我们细致的祖宗们，创造的称呼太复杂了，像兄弟娶了姐妹这种情况，如果哥哥生了个孩子，应该向叔叔的老婆叫“姨”呢，还是叫“婶子”？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宗们自有解决办法，“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多大的宗亲冲突。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设立了新朝。他为了革除以往的习俗，曾经别出心裁地下令，所有人名只允许用一个字。所以，你翻烂一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名，刘备呀，曹操呀，赵云呀、夏侯渊呀，找不到一个人名是用两个字的。当然，为了避免重名现象，人们又起了“字”，就出现了“姓×名×字××”的复杂称谓。到了《水浒传》中，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单字的人名仍然很多，但有了卢俊义、鲁智深等人，双字的人名出现了，并且有了“浪里白条”、“青面兽”等更能体现人物个性的诨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为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字的人名，搞得用电脑统计，全国的“王伟”有上百万个。如果一个人成名，大家都沾光。要是通缉这个人，不知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审查的株连。
上述这些，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考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和我们那里的民俗相比较，也为了说明中华民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镇压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收音机
孙丙豪同他的小妹妹孙转联系上，是在1982年。这里边的曲折，难以一言尽述。
孙丙豪走的时候是在1948年，那年他刚刚满二十一岁。这个财主家的儿子，当时在省会汴梁城，历史上又叫“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读高中二年级。我们寨子里的群众，听到哪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会说：“干啥呀，热闹‘东京’的！”这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日本的东京，而是指的古都汴梁城。历史上的汴梁，是繁华的都市，热闹非凡。到了宋朝，是朝廷老子居住的地方，进入鼎盛时期，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当时热闹的景象。
然而，这地方真正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解放开封的那几天。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把城墙轰开十几处缺口以后，留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残部，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竟然把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员，临时征集的高中学生裹挟在里边，不战而逃。
这一批败兵，顺着大路，跑到了现在的107国道上，向西南逃窜。在他们裹挟的学生中，就有孙丙豪和他的同学们，他们都是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孩子，不然，肯定没有钱跑到省城，上全省为数极少的高级中学。这些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国民党军队残部跑，大多数属于自愿的性质。中途，也有的人脱队回家，军队里长官们并不难为他们，随他们的便。最坚定地跟着部队走的学生，有的是豫北人，那里已经解放，他们断了接济，知道已经无家可归。有的学生铁心要当兵，跟着国民党走。
当十三军残部狼狈地跑到西乡赵集的时候，又与挺进大别山的李先念部队遭遇上了，这股溃不成军的残部边打边撤，折转身向东南逃窜，一直窜到了我们马寨，才得到暂时的喘息。我们那里的群众对这一幕，记忆非常深刻。多年以后，他们讥讽那些带狼狈相的人，常常形容说，“看你那糟样子，跟打垮的十三军一样”，出处就在这里。
跑得衣衫褴褛的孙丙豪，神奇地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没有抱怨兵荒马乱，却向他哭诉了他父亲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老婆的事情，这小老婆就是后来上吊而死的胡荣花。这些家庭变故，让年轻的孙丙豪怒火中烧，说啥也不在家里待了。但他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不敢说什么，他只是唯唯诺诺地说，要跟着部队走。他爹孙乃器冷峻地说：“孩子，你走吧，无论如何，也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你是我们孙家的根子。”
孙乃器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大劫难，恐怕难以逃脱。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和前程，他专门请十三军的头领吃了顿饭，送了人家两根金条。那个十三军头领拍着胸脯担保说，孙大哥，请你一百个放心，你的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孩子带好。
临出发的时候，孙丙豪最小的妹妹孙转五岁了，抱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孙丙豪抱起妹妹，亲了亲泪脸蛋儿，毅然决然地走了。就是这么一个亲吻，让妹妹永远记下了哥哥的样子，也让孙丙豪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亲人。
后来，孙转的两个姐姐出嫁了，在她母亲临死前，把她嫁给了高楼街一个贫农家庭，条件是把孙转母亲一并接来过日子。孙转的母亲到孙转家以后，一病不起，在咽气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豪，小豪！”孙转当然懂得母亲的心思，她虽然在脑子里想象不到大哥现在的模样，潜意识里却牢牢地记住，有一个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的大哥。
孙转的日子过得不错，大儿子考上了县高中，每当回到家里，孙转就跟他念叨：“你那个丙豪舅舅也不知活着没有？要是能够联系上就好了。”孝顺的儿子很在意母亲的念叨，灵机一动，想起在学校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曾经看到过《海峡之声》节目，知道里边专门辟有《两岸寻亲》栏目，就让母亲出钱，买一台高档收音机，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给了儿子八十三块钱，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一听，果然有类似节目，只不过集中在短波1、2频段，在中波段收听不到。
收音机这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兴盛起来。最初的起因应当归功于东北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有一个评书连播，所有播出的节目中，要数刘兰芳的《岳飞传》，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最大。几个月里，老百姓对刘兰芳播讲的岳飞和岳家军的故事如痴如醉。许多人到了田间地头，还在津津乐道地学着刘兰芳的腔调：“只听得‘嗬朗朗’一声响，从山后杀出来一员猛将，金兀术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
这个评书，最初在各家省级电台相继播讲的时候，我家乡里的收音机还不太多，只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买了这种玩意儿。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们省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兰芳评书的时候，好多人挤到这些人的家里，听得入迷，听不完就不回家吃饭。如果漏听了一集，就会留下无穷的遗憾。有收音机的人家，有的人很喜欢大家来听评书，当成一种荣耀，把声音开得很大，招徕乡亲们作为听众。有些人则不喜欢别人来分享这种快乐，一见人来得多了，推说干电池鼓了，向外流白糊糊了，没劲了，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小，让大家失望。其实没有多久，挤到这些家里的听众逐渐减少，原来他们也都凑钱买来了收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