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太爷是重外孙拉着平板车，送回我们马寨的。他出走的这两个多月，差不多把各种车辆都体验了一遍。七太爷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家，远方的亲戚也重新接上了头，家里人当做节日庆祝。寨子里的人听说后，也来了不少，知道了老人家要到西乡赵集看的“稀奇”，不过是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火车。中国的工程师詹天佑指挥修铁路的时候，七太爷还小，还不懂事，以至于到了这个年代他才看到了火车，还当做“稀奇”宝贝，实在让人不可思议。重外孙断断续续地讲了七太爷这次失踪后的一切奇遇，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实现了七太爷多年的夙愿。
重外孙走后，七太爷突然变得异常衰老，没病没灾的，食量锐减，吸旱烟袋也停止了。入冬后不久，连路也不会走了。小宝奶奶给他加了一双棉被，怕他受不了寒冷。每顿饭都由小宝和他妹妹们送去吃，后来还要用调羹一匙一匙地喂。小宝的奶奶说：“这老头子，就像一个老面瓜，怕是要熟透了。”
招工
年轻人的心，是躁动不安的。他们的心关不住，总想走出大山，开辟新的天地。男青年走出去的途径只有三条，招工、当兵、上大学。在修淮唐小铁路的时候，大家满怀对招工的企盼，拼死拼活地干了五个多月，什么也没有捞到，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寨子里的年轻人刘继太、孙丙申、秦建国们，彻底绝了当工人老大哥的念头，在心里压抑了好多年。没有办法，只得娶妻生子，伴着山峦，伴着坡地，伴着土坷垃，赶着牛车，扶着犁子，拖着石磙，过着祖祖辈辈一成不变的日子。
女青年比他们多了一条出路，就是嫁到工人家里去。凤姑的二姑远嫁给了县城里一个工人，每次回娘家，一身城里人的光鲜打扮，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城里人的官话儿，还会带来一大堆新鲜的礼品，让凤姑的爹妈喜得合不拢嘴儿。她大姑嫁的是一个农民，回娘家也常常提着一竹篮子白面蒸馍，受到的礼遇就比二姑差得远了。所以，大姑离娘家虽近，却很少回娘家，二姑虽远，隔三差五地经常回来一趟。特别是自从二姑把凤姑说给了县城的人家以后，寨子里的姑娘们，没有人不羡慕凤姑的，她们更看中的是二姑说媒的能力。她们的父母期期艾艾地挤到凤姑家，纷纷托二姑在县城里，给即将成年的丫头找婆家。二姑也乐意当红娘，可以成人之美，还可以收两边的谢仪。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还真的把五六个漂亮的山妹子，说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因此，上凤姑娘家求二姑的人更多了起来，二姑成了我们寨子在外边的专职媒婆。那时不时兴自封官衔，要不，二姑完全可以给自己戴一顶“婚姻介绍所所长”的帽子。
寨子里的男青年们明明知道，嫁出去的姑娘们，即使嫁不到城里，也未必属于他们，说不定还会嫁到其他村庄，但依然恨凤姑的二姑回娘家当媒婆。只要听说她回来了，就有年轻人恨恨地骂道：“人馋说媒，狗馋舔灯，咱寨子里的女甫志高又回来了。”（注：甫志高是电影《红岩》里的叛徒。）嘴赖的发旺哥也要乘机捞一句：“气死你们这些鸡巴娃子，有二姑在，好闺女到不了你们日！”
在七太爷回家以后衰老缠身的日子里，公社给我们大队下达了四个招工指标。其中有三张是合同工，一张是亦工亦农。这四张让多少年轻人拿着发烫的招工表格，没有跟群众见面，就让大队干部们给瓜分了。
支书刘庆典的堂侄子刘继贵、大队会计的儿子刘庆堂，去了县里的丝钉厂，治保主任张群柱的女儿张灵玉，去了县里的棉纺厂。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老曾家的小儿子曾狗留，也被招工进了县城东边十几里地外的砖瓦窑场。
那年头，提倡“狠斗私字一闪念”。可在实际上，大队干部们的私字根本不需要一闪念，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子中。在支部班子开会研究定人的时候，人人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当工人。定了刘继贵、刘庆堂、张灵玉后，不料支书刘庆典说：“老曾家的大儿子是当年修水库的英雄，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照顾。这次让他的小儿子曾狗留去顶亦工亦农的指标，也算是党组织的一点关怀。”道理是冠冕堂皇的，几个大队干部纷纷表示同意。但他们心里如同明镜，都知道刘庆典跟老曾家的女儿曾巧兰打得火热，要是不让曾狗留去当工人，曾巧兰要不把刘庆典的小弟弟咬下来才怪。见刘庆典这么表态，妇女主任葛华嘴张了几张，也没有敢把自己儿子的事情说出来。刘庆典和她也有一腿，安慰葛华说：“小婶子，我知道你的心思，庆立还在初中读书，他的事儿，等下一次机会吧。”
等寨子里的其他年轻人知道这件事儿，已经到了这几个人要走的时候了。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接受刘庆典的领导，公社领导和刘庆典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挑头闹起来的是红卫兵头目刘继先。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刘庆典对刘继先说：“日你妈，闹啥？不想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那些丑事儿？你有啥资格当工人，真是扳着屁股亲嘴，不知道香臭！”也不知道刘继先有啥把柄让刘庆典拿着，气势汹汹的刘继先马上蔫了，嘴里嘟囔着：“庆典叔，大鸣大放大字报，你咋不叫人提意见？理不顺气死旁人嘛，他曾狗留凭啥法当工人？”刘庆典说：“你哥当民工死了吗？要是你哥死了，我现在就向公社争取招工指标让你去！”刘继先知道自己没戏，边走边说：“当个工人有啥了不起的，叫我去，我还不干哩。”刘继先一撤退，一群年轻人立刻作鸟兽散了。
刘庆典亲手导演了我们大队夺权的闹剧以后，把刘继先扶了上来。刘继先虽然是夺到了领导权，心里明白这权是怎么夺过来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大队的领导权，仍然在刘庆典的操纵之中。有一次，元叔对小宝和孙二孬说：“刘继先算什么红卫兵司令？不过是刘庆典的‘提猴儿’（木偶戏，我们那里叫‘提猴儿’），啥家也当不了！”小宝说：“我明白了，就是书上说的‘儿皇帝’、‘傀儡’政权！”元叔对小宝的悟性很赞赏，忽然警觉起来，又对他俩说：“咱们今天议论的，不要让高恩典知道，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们马寨小学，每年都会有四五个学生考入初中。这一年，因为闹“文化大革命”，初中和高中都没有毕业生，到1968年年底，积了三年的学生，才一道毕业，这个特殊时期的高中毕业生，称作“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称作“小三届”。葛华的儿子刘庆立，就是该毕业而没有毕业的学生，刘庆立没有领到初中毕业证，本来打算滞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葛华觉得不合算，还怕他参加武斗把小命丢了，说啥也不让刘庆立再去上学。她想，凭着自己和刘庆典的交情，刘庆典总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及早安排工作，当然最好是当工人。这一次，由于没有给安排上，有一段时间，她对刘庆典的温度快降到了冰点。过罢年，刘庆典对夺了权的大队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说：“先让你庆立叔当民办教师吧。”刘继先马上点头同意。
同期的初中学生，还有刘继昆、刘继华、崔淑云和孙长运。崔淑云的妈妈听说刘庆立当了民办教师，也找到刘继先，想让他把自己的闺女安排到学校里，刘继先说：“没有指标了，等等再说吧。”谁知三年以后，小公社并成大公社，我们寨子划归高楼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这几个初中毕业生，有条件去读高中了，反而成了好事儿。只有刘庆立恋着自己已经到手的位置，没有去上高中，当刘继昆、孙长运和崔淑云高中毕业以后，程度最差的刘继昆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崔淑云已经嫁人，依然自强不息，和刘继华、孙长运一道考上了大学。崔淑云毕业后，到我们县第一高中任教。孙长运公派出国留学。刘庆立说起这些儿时的朋友，后悔得肠子都要发青。
当了工人的刘庆堂、刘继贵和张灵玉，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吃上了商品粮，领到了薪水，穿上了工作服，肚里的油水多了起来。只有去了县砖瓦窑场的曾狗留，差一点辞职不干。因为他干的仍然是跟泥巴打交道的事情。吃的倒是不错，正应了“卖鞋老婆赤脚走”那句老话，他们住的房子实在太差劲儿，墙是工人们用土坯子摞起来的，连泥巴也没有用，房顶是三角铁和钢筋搭成，上边盖了一层石棉瓦，一下雨直漏八淌的。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间里，经常丢东西。一个公社的人抱成一个小团体，搞不好就要打起来。曾狗留想，日他妈，这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坐劳改！
到了一个星期天，曾狗留跑到县城里，去看刘庆堂和刘继贵。他对看大门的好说歹说，才让他进了工厂，轰轰隆隆的响声立刻让他头疼。见到这叔侄俩，更让曾狗留大失所望，他们在一个车间，干的活儿是往烘炉上拉盘圆儿（圆盘钢筋的别称），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到了烘炉前，被火烤得脸漆黑。他们中午留他到工人食堂吃饭，每个人抱一个盆子，筷子上一股铁腥味儿。到了他们的住室，是一间漆黑的房子，挤了八个人，一屋子都是汗酸和脚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熏得曾狗留脑子发木，心想，这两个人还不如自己在野地里干活痛快。罢罢罢，生成是鸡子，上不了高门台！回到砖瓦窑场，倒是安心地当起了苦力工人。
在棉纺厂干活的张灵玉，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家探家就不想再回厂里。她对妈妈哭着说：“妈，你看看，我的腿都跑肿了！”她妈既心疼，又无可奈何，安慰女儿说：“去吧，孩子，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你看咱们寨子里的年轻人多么羡慕你们！当工人到底比当农民强多了。”张灵玉想想也是的，寨子里的几个小姐妹嫁了人，很快成了抱孩子、喂猪、纺花、织布的农村妇女，体形也变得让人不忍目睹。于是，她又回到厂里，咬紧牙关，干了下来。
赌
入冬以后，场里地里一扫而光，没有什么农活可以干，几千年来，农民们都在此时进入了“冬闲”状态。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农民，到了冬天，更要躲在屋里几个月，叫做“猫冬”。因为人类不是冷血动物，不可能像蛇那样蛰起来，于是就像猫一样，卧在温暖的土炕上打瞌睡，哪管外边狂风怒吼、冰天雪地。
在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核心时段，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冬闲就变成了冬忙。我们大队首先要组织八个生产队的劳力，集中干一项大工程，主要是修水库、搞梯田。
到了这个时候，全大队的男女老少一齐上工地，背着镢头、铁锹、扁担和抬筐，男人们腰里束着草绳，女人们系着方头巾，大家嘴里向外哈着白气干活。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锣鼓也上去助威，好不热闹。干起活来，英姿飒爽的男女青年们，嘻嘻哈哈，相互嬉闹。更多的群众是在“磨洋工”，目的是为了挣工分。到了休息时间，男人们纷纷躲到背风向阳的土坑里抽烟袋，女人们则另扎一堆儿，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一边说，一边“刺棱刺棱”地纳鞋底子。
“农业学大寨”是当年不得不搞的工作，因为我们寨子位于公社所在地，“天子脚下，皇城根儿”里，公社领导就在身边，只有做得轰轰烈烈，才能经得起公社领导的检查。由于我们马寨年年干得突出，还登过《唐都日报》，称我们马寨是唐都的大寨。其他大队就没有我们马寨这么动真劲儿了。因为所有的工程，差不多都是劳民伤财的。山穷了，水就恶，年年修，年年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说，冬天干的工程，过了夏天，往往水毁得不像样子，到了冬天还得重新做起。
大队搞完了，生产队里也有一些小型工程。主要是垒石堰、整修牛车道路。这些活儿，在贵亭叔的心里有一本账，安排得比较扎实，实用得多。群众干这种活儿，比干大队的工程还要卖力一些。
你不要以为整个冬天人们真的都在忙，其实大呼隆一阵子后，还有很多闲暇时间。“人闲生是非，驴闲啃树皮”，最应该破除的“四旧”赌博，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破除。我们寨子的红卫兵司令刘继先，就是一个在赌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那时候，破“四旧”破得最彻底的是扑克牌。
扑克牌我们那里叫做“纸牌”。按说这种“舶来品”是洋玩意儿，不应该归为“四旧”之列。可是，到了那个年代，印刷厂不印了，商店里不卖了，手里的烧掉了，兴盛一时的纸牌就绝迹了。元叔这个人自卑，从来不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扎堆儿，什么牌也不会玩。要是他会玩纸牌，也不至于一直用自己创造的念法去钻研平面几何。在他不知道英文字母如何念的时候，寨子里的年轻人对纸牌上的“A、J、Q、K”早已烂熟。不过念法也不标准，“A”念作“尖儿”，“J”说成“丁钩儿”，“Q”说成“炸弹儿”，只有“K”的念法最正确，说成是“老开”，“大王、小王”说成“大鬼、小鬼”。这可能是我们祖先创造象形文字的办法，融入了我们这些后代的血液里，大家望形生意，杜撰了一套新的叫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