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这次到美国，受到林同炎的殷勤接待，并到林同炎家中做客。林教授虽功勋卓著，誉满全球，且已年过六旬，但始终执学生礼节，对老师茅以升毕恭毕敬。茅以升在旧金山失落了手杖，走路不太方便，林同炎的得力助手、也是唐山交大毕业生的陈乃东看到后，赶快买了一根手杖，献给茅以升。茅以升至为感谢，回国后又亲自写信，再次表示感谢，令林同炎和陈乃东感到愧不敢当。他们在这件小事上感受到了茅以升充满师爱及和蔼可亲的伟大长者之风。
从那以后，林同炎曾多次回国，茅以升每次见到他，总不忘叮嘱他要饮水思源，热爱祖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人民富裕多作贡献。林同炎把老师的教诲牢记在心，尽最大努力为祖国效劳。他多次回国讲学，帮助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派遣科技人员赴美进修，还对国家建设提出重大建议。
开发上海浦东的建议就是林同炎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应把浦东浦西打成一片，发展工商企业和先进科技，在浦东批租土地，吸引国内外资金，把上海建成现代化的世界一流城市，提高上海的综合功能，使上海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
这个想法形成后，他立即与陈乃东共同研究计划，为它的实现献计献策，并和上海市领导共同研讨，前后七次拟定了开发浦东的各项计划建议书。这些工作，都得到了茅以升的赞赏和鼓励。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浦东和开放浦东，林同炎的提议变成了现实。
“茅老在天之灵，闻此大好喜讯，必定欣慰欢乐！”林同炎说。
1982年10月，茅以升再次到美国，他这次是应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的邀请，来接受该院授予他的外籍院士称号的。这是美国工程技术的最高荣誉，也是各先进国家的工程科技界所向往争取的荣誉。茅以升是获得这个称号的第一位中国人。
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的评选程序相当严格，必须有四位以上有声望的科学家提名推荐，再经过委员大会讨论、表决通过。茅以升被提名是1979年初由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发起的。
11月3日，美国工程学会第18届年会在华盛顿开幕，新当选的美国院士48人，外国院士6人进入会场，一一向会议主席报名。茅以升已是86岁高龄，乘坐轮椅被推入会场，在第一排就座。
会议主席是美国工程学会主席勃金先生，他宣读完一位新院士的功绩，这位新院士就走上主席台，与主席握手，由主席颁发给院士证和一枚蔷薇花徽章，然后在院士名册上签名。
轮到茅以升时，勃金先生走下主席台，来到他座前颁发证书，并亲手给他别上徽章。
当勃金先生正要转身时，发现茅以升左襟上已经有了一枚同样的徽章，那是勃金先生访问中国时，先赠送给他的。
“你是我们院士中唯一拥有两枚徽章的人。”勃金先生亲切而幽默地笑着说，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会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厅，由美国工程学会举行招待会。来到茅以升身边，向他祝贺、问候的客人络绎不绝，使他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进食，竟空腹而归。
第二天中午，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夫妇设宴招待茅以升，庆祝他为国争光。晚上，美国工程师联谊会主席罗伊博士宴请茅以升，他是茅以升的四位提名推荐人之一。
事后，茅以升又到匹兹堡看望女儿于璋一家。加里基大学工学院设午宴，盛情款待又为母校增添荣誉的老学生。
6．“最光荣的一天”
198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的墙壁上悬挂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92岁的茅以升一字一句地宣誓入党。他的声音显得苍老而略带嘶哑，但掩不住他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宣誓完，统战部负责同志对茅以升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茅以升同志是与我们党长期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前，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同情和支持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刚成立，茅老就提出‘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这样—个重要而正确的观点。三十余年来，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九三学社的活动中，在铁道科学院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岗位上，茅老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与党忠诚合作，坦陈己见，积极工作，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普及科学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茅以升也作了简短而热情的发言：“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个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战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天，我入党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茅以升多年的愿望。
20世纪50年代，他加入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九三学社”，并从1958年起担任九三学社副主席，但他一直未敢提出入党要求，因为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知识分子一直被作为思想改造的对象。他的一个最得力的秘书也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1958年4月北京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中，向党提建议143条，5月铁道科学院就批判他的“名位思想”，他向全院干部作了三次检讨。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怕提出入党要求后，不被党所接纳，所以也就没有勇气提出来。但1958年李四光等老科学家的被批准入党，在他心中燃起了强烈的希望。
1962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他与几位科学家正在议论入党问题，周恩来总理走了过来。
“总理”，他们问周总理，“不少知识分子被拔了白旗，他们能申请入党吗？”
当时强调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而把一些刻苦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称为“白旗”，并对他们进行批判，说是“拔白旗”。
“当然可以！”周总理爽朗地回答。稍停片刻，又说：“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像茅老这样的同志，是入党好，还是留在党外更便利于工作，应该慎重考虑。”
茅以升在国内国外都很知名，他的学生和朋友遍及海内外，他留在党外为党工作，就更有利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更符合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反复琢磨周总理的话，领悟了这个道理，觉得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和提出的更高要求。他为此而感到兴奋，觉得自己与党更亲近了。
此后20年里，他铭记周总理的话，没有再提入党要求，但在行动上，他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党也没有忽视他的贡献和政治表现，给了他崇高的政治地位。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茅以升进入90高龄后，感到自己能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再不申请入党，他这个夙愿恐怕就不能实现了。1986年11月22日，他写好入党申请书，亲自送到许德珩家中，请许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第二天，许德珩致信中共中央统战部，转交了茅以升的申请书。
“我已年逾90，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期望与日俱增。”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是继续在党外，还是加入党？怎样对党有利，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就应当怎样做，这是大局。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是我终生志愿。”
7．一座永远的桥梁
茅以升的晚年，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可是，一次意外的事故，使他开始了两年的病榻生活，直到逝世。
1987年10月14日，茅以升入党后的第三天，他因感冒发烧住进医院，那时党正要召开“十三大”，他执意要带病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
11月1日是大会闭幕式。他一早起床，七点多钟便坐在沙发上，准备出发。这天的天气是大风降温，女儿玉麟不放心，在家给他打电话，劝他不要去开会了，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几乎和女儿吵了起来。
“今天并不冷！”他对着话筒生气地说，“只是有点风，我多穿点衣服，怕什么！”
玉麟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但又实在放心不下，便说：“好吧，你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玉麟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却发现父亲身边已围满了医生。原来他在上完厕所回到沙发的几步路上，忽然跌倒，造成“左腿骨股颈骨折”。
“没关系，一点也不疼。”他一见玉麟，说，“可惜今天参加不成党的会议了，唉！”
医生让他上床休息，他勉强答应了，但却悄悄对玉麟说：“医生一走，我就起来。”
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躺，便再也没有站起来。
当天晚上，他开始昏迷，体温升高，血压下降，心律不齐，连续几天，越来越严重。主治医生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并报党中央、国务院：“茅以升病危！”
但是，茅以升奇迹般地挺了过来。病情逐渐好转过来，可头脑有时仍不清楚，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时而会说：“小林，我们准备开会了，看看车子来了没有。”“小林，我要回家了。”有时说要回镇江，有时说要回南京。
玉麟见此情景，知道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便强忍泪水安慰他说：“好吧，等您再养几月，我们一起回去。”
他身体虽然好些，但左腿已不能站立，每天大部分时间卧床，只是在午睡后起床三四个小时，或坐在轮椅上，或坐在沙发上。但他的精神还很愉快，每次起床，都哼着小曲。
“爸，”玉麟一边给他按摩，一边问他，“你现在还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吗？”
“不好说。”他笑了笑说。“一定是忘了。”玉麟笑着激他。他哈哈大笑起来。玉麟知道父亲爱吃花生米，有一次参加招待会，包了些剩下的花生米，第二天给父亲吃。“好吃！”他问玉麟，“这是从哪里买的？真好吃！”“是昨天晚上我从招待会上‘偷’来的。”玉麟回答。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多难看！下次不可以‘偷’。”
茅以升住院两年，每逢1月9日他的生日，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送来花篮和大蛋糕。全国政协、全国科协、九三学社、欧美同学会、北京科协、国务院管理局等单位的领导也都前来祝寿。这一天，他总是十分高兴，精神抖擞，头脑也格外清醒，与客人进行亲切自然的交谈，还不忘询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
他在医院经常患呼吸道感染，但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都很快痊愈。1989年9月11日，他又患呼吸道感染，就再没恢复过来，咳嗽、痰涌、气喘、发烧，折磨得他非常痛苦。
一天，他突然对玉麟说：“我要走了。”玉麟以为他又在说胡话，问：“你又要往哪里去？”“唉，这还不懂，”他以责怪的口吻说，“就是我的病好不了啦！”
“别瞎想了！”玉麟安慰说，“您的病已基本好了，只是在恢复阶段。”
从10月24日起，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到11月10日，病情更加恶化，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挽救无效。
1989年11月12日下午3时整，茅以升走完了他的九十四个春秋，安然地离开了人世。
让我们用茅以升生前的一段文章结束对他一生的记录。
造成的桥，就老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它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它不怕负担重，甚至“超重”，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伤”，就乐于接受。这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俨然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了。
这一段对桥梁的朴实描述，不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吗？他奋斗一生，除了建造江河大桥外，还修起许多理解之桥、友谊之桥、报国之桥、科技文化交流之桥和科学通向人民之桥。他的精神就是一座永远的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