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独立国家创制新文字，无例外地都实行拉丁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给每一种非拉丁化文字，都规定一种拉丁化的拼写法，方便文化交流。今天国际互联网上，拉丁字母已经占文字符号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一九五八年），不是用来代替汉字而是用来帮助汉字，也是全球拉丁化运动的构成部分。《汉语拼音方案》在一九八二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在电脑上，拼音自动变换汉字的输入法，成为广泛应用的技术。
吴玉章倡导的文改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科学是在尝试与错误中前进的，文改事业也是在尝试与错误中前进的。有错就改，不断完善，提高认识，继续前进。这就是我所体会的吴玉章的革命精神。
（上海《语言文字报》，二00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倪海曙：拉丁化运动的旗手
倪海曙先生（一九一八—一九八八）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文字改革。他的青年时代是拉丁化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老年时代是拉丁化运动的消沉时期，他的一生是拉丁化运动的化身。拉丁化运动曾经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倪先生是重要的积极带头人。
拉丁（罗马）化运动在中国有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二十年代的国语罗马字运动，第二个高潮是三十年代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第三个高潮是五十年代的汉语拼音方案运动。第一个高潮时期，倪海曙先生年纪还小。第二个高潮时期，他一跃而成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坚分子。第三个高潮时期，他以丰富的经验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推行中发挥了指导作用。
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一九三三年从苏联传来上海，因此有人认为“北拉”的群众运动是“赤化”。一九五五年成立的“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是由原先参加“国罗”的人、原先参加“北拉”的人，以及其他语言学者共同组成，并非偏于一方。《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和韵母差不多一半相同于“国罗”，一半相同于“北拉”，而标调方法来自“注音字母”。可是由于这个方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制订的，有人仍旧把它说成是“苏联货”。这个误会今天还遗留在某些人的心中。这是一大误会。有一次倪先生说，“历史就是误会”。
苏联在斯大林掌权以后，推行一律改用俄文字母的斯拉夫运动，甚至把列宁讲过的名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这句话也从《列宁全集》中删去了。“北拉”传到上海是在拉丁化运动在苏联悄悄停止的时候，从上海推广到全国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是在苏联拉丁化运动完全熄灭以后。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要人几次来华劝说采用俄文字母。中国没有动摇。在字母形式问题上，汉语拼音方案没有向苏联一边倒，而是坚持了拉丁化方向。在今天拉丁字母成为实际上的国际通用字母的电脑时代，这个坚持的正确性更加清楚了。要知道，在这一坚持中，倪先生有他的功劳。
倪先生重视拉丁化的实践，他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扫除文盲，一个是小学语文教学。抗日战争时期，逃到上海的难民越来越多，其中多数是文盲。倪先生亲自对他们进行扫盲教育。他的辛勤工作，使许许多多难民，利用拉丁化新文字而学习了汉字，提高了文化，真是多快好省。他的实践受到当时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其他教育家的高度评价。
用字母帮助学习汉字，开始于一千年前的日本。清末王照的“官话字母”用同样的方法取得可喜的成果。一九五九年山西万荣县利用“拼音字母”实行注音扫盲，成效卓著，被称为“扫盲红旗县”。“文化大革命”之后，黑龙江省三个试点小学实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取得优异的成绩。倪先生积极予以支持，登高一呼，各地响应。不仅方言区行之有效，少数民族地区也行之有效。这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教改）”。人们看到倪先生跟小学生们用拼音夹汉字的通信，激动得流泪！
倪先生研究文字改革，重视历史资料的整理。他收集、编辑和出版《拼音文字史料丛书》，包括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等三十余种，使散开来看似乎意义不大而集合来看意义非常重大的文化史料，发挥出古为今用的作用。可惜没有出完而受到阻力，不得不停止。复旦大学前校长陈望道先生在生前多次提出，应当继续完成这一丛书的出版工作。
倪先生一生写了许多书，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文改运动史的著作。有：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记事》等。这些著作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对历史事实经过研究作出了评价。看了这些书，就知道文字改革在现代文化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倪先生一生主编了多种语文杂志。例如《语文知识》，在五十年代传播了语文的常识，说明了语文运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许多青年说，他们正是受了这本小杂志的启发才投身到语文工作和语言学专业的。倪先生编辑的杂志，不是没精打采的文章汇编，而是有目的、有方向、有动力，旗帜鲜明，指出语文工作应当为社会进步而服务。因此任何杂志到他手里就立刻活跃起来。他不是为出版而出版杂志，他是为一种历史使命而出版杂志。
语文思潮是一起一落的，这是历史的规律。“五四”白话文高潮之后，就有文言读经运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吹起一股语文复古风，“重新发现”了文言比白话简洁优美，繁体比简体好认好写，汉字比拼音易学易用。倪海曙先生在这复古风中含笑去世。临终前，他心平气和地说：“历史总是要前进的。”
（《语文建设》，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胡乔木：智慧的巨星
胡乔木先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颗智慧巨星。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做了许多重大贡献，其中之一是文字改革。他上面秉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意图，下面对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其他文教机构进行具体的联系，不居其名，但求其实。
解放后，中国大陆推动报刊文章的白话化，改革政府公文的文体和程式，提倡汉字横排，普及语法修辞和语言规范化的知识，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实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一系列的文字改革工作，都是在胡乔木同志的具体安排下进行的。
扩大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小说和散文是成功的，对各种应用文，有的只成功一半，有的没有成功。成功一半和没有成功的突出例子是报刊文章和政府公文。解放后，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扩大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解放前，中文报刊的文章，以《大公报》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称为“新闻体”。这种文体，只适合上层知识分子阅看，不适合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阅看，即使看了可以懂，读起来是听不懂的。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没有彻底进行而遗留下来的“小脚放大式”的文体，跟报刊大众化的时代要求是不相容的。解放后，报刊文章，尤其是社论文章，改为容易看得懂的白话文，重视语法修辞和语言的规范化。五十年代，这一改革工作成绩卓著，受到群众的欢迎。在这一工作的背后，有胡乔木先生悄悄的辛勤劳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倒退，报刊文章又大都恢复了“半文半白”，但是不再是“文多于白”而是“白多于文”了。
中国的政府公文，一千年来，用的是文言，形成一种“等因奉此”的程式。这是“绍兴师爷”的拿手好戏，而人民大众看了如堕五里雾中。解放后，进行了彻底的公文改革，从文言改为白话，废除“等因奉此”，使公文变成平易的散文体。这种改革，五四时代和三十年代，都有人提倡过，可是陋习顽强，丝毫动弹不得。解放后，公文得到了解放，旧的程式摧枯拉朽一般顷刻废除了。这是白话文运动在应用文中间的扩大。如果没有胡乔木先生的幕后积极提倡，这一改革是不可能如此顺利进行的。
一九五五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规定明确的定义。这都是在胡乔木先生具体指导下进行的。胡乔木先生提倡，文章要明白像语言、语言要流畅像文章，这叫作“语体文”和“文体语”。他认为，文字改革工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在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就完成了。中国到社会主义时代还在蹒跚地进行文字改革，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补课”。
扩大汉字简化的范围
一九五六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简化了五百一十五个汉字和五十四个偏旁。实行以后，发现同一个偏旁在有的汉字里简化了、在有的汉字里没有简化，印刷在同一张书页上，字形不一致，不利于快速阅读。为了扩大简化的效果，一九六四年把可以类推的简化偏旁，在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汉字范围内，类推成为一个“简化字总表”（共计两千二百三十五字）。这一工作也是在胡乔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经过类推，简化字总数在大约七千个现代汉字中占三分之一。关于类推简化，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论是功是过，汉字简化工作从此告了一个段落了。
从历史来看，汉字在三千年间是不断简化的。群众写字，随时任意创造简化字，各地创造的简化字彼此不同。使用汉字越来越频繁，简化字的创造就越来越多。这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更是如此。胡乔木先生认为：“规定一套简化字的规范，可以减少简化字的繁殖，阻止简化字向泛滥而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无休止地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先生一早就受到强烈的无理冲击，长期禁闭，不断戴高帽游街，很晚才平反冤案，恢复自由，因此他对不受欢迎而终于废除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无法事先加以纠正。
解决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难题
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遇到许多难题，其中最难解决的是如何拼写“基欺希”这三个声母。发表《草案》征求意见之后，又发表《修正案》征求意见。《修正案》有两种格式：一种用“知蚩诗”在“衣”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另一种用“哥科喝”在“衣”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这两种不同的“变读法”都有历史背景，难以强求统一。方案的制订工作在相持不下之中搁置了一段时间。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刘继善和刘孟扬等早期的文字改革运动者就提出，采用“J、Q、X”等罕用字母表示“基欺希”，使全部声母不用变读法。可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们大都害怕罕用字母不容易得到群众的欢迎，尤其在用到国外去的时候难以得到外国人的欢迎。胡乔木先生认为，解决两种变读法的矛盾，采用罕用字母“J、Q、X”是唯一的好办法。在他的积极支持之下，终于解决了两种不同意见的矛盾，开创了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汉语拼音新方案。现在虽然用到外国去的时候仍旧遇到外国人的反对，可是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优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胡乔木先生在方案制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值得钦佩。
胡乔木先生自己知识渊博，在流行“知识无用论”的年代里，他没有随波逐流，一贯重视知识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来肯定知识是生产力，胡乔木先生也是最早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一生，走在现时代的前面。
村野辰雄：日语罗马字的旗手
日本罗马字社理事长村野辰雄先生去世了。他不仅是日本罗马字运动的旗手，也是东方新语文运动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东方新语文运动的重大损失！我同村野先生认识，整整二十年了。他跟罗马字运动的关系，是颇有些传奇色彩的。
一九七二年六月的一天，三和银行总裁村野辰雄先生来到北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我接待。村野先生说：“你们的文字改革工作，我非常赞成，今后我想同你们多多联系。”接着，他谈了他自己参加日本罗马字运动的遭遇。
村野先生在青年时代，任职三和银行，业余参加罗马字运动。当时日本政府把罗马字看作共产党活动。警视厅对三和银行的领导说，你们如果能够阻止他搞罗马字，并且为他作担保，我们就不逮捕他！
三和银行的领导对村野先生说：请你选择，留下来在三和银行工作，放弃参加罗马字运动，或者，离开三和银行，自己去继续搞罗马字运动。村野先生不得已只好答应留下。
后来，村野先生由于长期工作勤奋、策划妥善，一步一步上升为三和银行的总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和银行首先代理中国的外汇业务，村野先生是人民币外汇结算方法的设计创始人。
村野先生说：“现在我工作满年，就要卸职，改任三和银行的顾问了。此后，我不再受不搞罗马字运动的约束了。我将以我的余年实现我青年时代的志愿。”
这时候，村野先生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的要人。他离开总裁职务，担任顾问之后，就参加“日本罗马字社”，起初被社员们推举为理事，后来又推举为理事长。他出钱出力，为罗马字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