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豪一开始就喜欢幻想，堂堂如蓝星诗社应该有一套基本的理论，因此在聚会的时候他几度提出自己的理论，似乎希望大家接受，成为诗社的信条。幸好鼎文，禹平，夏菁屡加阻止，他才作罢。鼎文一向不好理论，禹平富于四川人的幽默感，夏菁则一闻主义长派别短就不快乐。事实上，子豪也是四川人，所以私下夏菁常对我说：“这是以蜀制蜀。”每次听了，我都忍不住要笑。当时众人在餐桌上议定，编辑的事务采轮流方式，每人负责一期。可是这种轮流制，如果欠缺成熟的民主训练和责任感，往往是行不通的。子豪自告奋勇，不久在“公论报”上洽得一块园地，便逐期编起“蓝星周刊”来了。当时和他接触的作者很多，其中也有好些是参加了纪弦的现代派的。这些人很自然经常在两人之间走动，对于子豪和纪弦之间的冷战心情，不免越扣越紧。子豪主编“蓝星周刊”，既然集稿有方，编辑甚力，又乐之不疲，其他的四个人久之也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了。事实上，鼎文和禹平都相当懒，禹平当时已经少产，鼎文后来也渐渐减产；夏菁和我，发表的刊物很多，我自己更负责编“文学杂志”的诗作，两人对于印刷和销路皆不理想的“公论报”，可谓兴趣缺缺。子豪的几乎是独力经营“蓝星周刊”，实在是很自然的结果。
至于“蓝星”这个名字，倒是子豪想出来的。那年夏天，大家经常在中山堂的露天茶座聚会，一面饮茶，一面谈诗，并传阅彼此的新作。有一天，众人苦思社名不得，子豪忽然说：“就叫蓝星如何？”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叫蓝星，大家也没有多加推敲，一时就通过了。当时各人的作品也许大半不够成熟，可是写得都很认真，也很多产，聚会的时候，常有人带新作去传观，因此很有相互激励的意味。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真是一个天真而且可爱的时期，也许幼稚些，可是并不空虚。
过了不久，蓉子就常常出现了。添了一位女诗人，我们的聚会就更多彩多姿。可是那时罗门还在纪弦的旗下，冲劲很猛，似乎他们夫妇两位，在文坛上的步伐不大一致。这情形，一直要到一九五八年间罗门脱离现代派并加入蓝星时，才告终止。同一时间，梁云坡，司徒卫两位也不时出现，且偶有刊稿。在子豪那一面，经常和他接触而和其他社友较少往还的，有白萩，向明，沉思，彭捷，辛郁，叶泥，彭邦桢，袁德星，朱家骏（即后来的朱桥）等好多位。
稍后一点，大约在一九五五、五六年之间，夏菁把季予介绍给大家，可是要说到对于诗社的影响，则这位新人远不如同时出现的吴望尧和黄用。望尧的出现，大约比黄用要早一年，不过望尧的热和黄用的冷，前者的好逞幻想和后者的善于分析，在对照之下，大大地丰富了蓝星的视域。黄用于诗，才学都高，尤富批判的能力。一开始，他就对蓝星不整齐的阵容颇为不满，而于子豪在翻译和诗学上的表现，尤不敬佩。平心而论，子豪的创作，每有可取之处，晚年渐入佳境，亦复大有可观，可是他的外文和诗学，以言翻译和理论，终觉勉强，却又不知藏拙，因此在《论现代诗》一类的书中，错误百出。
因为黄用的加入，蓝星对现代的论战，一时军容大壮。一九五七年的夏天，蓝星同人又在中和乡夏菁的家中，议定要办一个季刊，由鼎文，子豪，夏菁和我各编一期。不知怎么一来，子豪筹到一笔钱，又演成他一人独编之局。他在封面上大书“覃子豪主编”五个字，令众人都不高兴。夏菁与我引此相戒，所以后来我们主持编务的时候，都不肯自己出面，只将光荣归于全社。
子豪既编“蓝星诗选”季刊，便将“公论报”的“蓝星周刊”交给了我。在我主编周刊将近一年的期间，我还负责“文学杂志”和“文星”的诗作一栏，一时相当繁忙。主编周刊的经验，是憎喜参半的：憎，是因为《公论报》的纸张和印刷都比别的报纸差，误排既多，每星期五出刊后又往往会忘了送五十份赠刊给我，还要我亲自去报社领取；喜，是因为投稿的作者很是踊跃，佳作亦多，编起来也就有声有色。当时经常出现，且有不少是初次出现在周刊上的名字，包括向明，阮囊，夏菁，望尧，黄用，张健，叶珊，复虹，周梦蝶，唐剑霞，袁德星，金狄等多人。其中的金狄，是我台大外文系同学蔡绍班的笔名，他现在加拿大，常用本名在“中副”上发表哲学性的小品。痖弦，洛夫，辛郁，管管诸人出现得较少，原因是他们的作品，和上述其他诗人的作品一样，我往往移用到“文学杂志”上去。这时我和子豪合作得很愉快。两人在诗坛上的渊源相异，交游的圈子不同，不过对于新人的欣赏，大体上趋于一致，所以上列这张名单上可以自豪的名字，十之七八亦出现在“蓝星诗选”上面。
同时，透过子豪的关系，“宜兰青年”上更开辟了“蓝星”分刊，由朱家骏主编。到底是朱桥的“前身”，编出来的这份分刊，已颇不俗。其实当时发表蓝星同人作品的刊物很多，初不限于诗社自己的“机关报”；这些“友刊”包括“中副”，“文学杂志”，“文星诗页”，“创世纪”，“南北笛”等等。有一次望尧还用了“巴雷”的笔名，在纪弦主编的“现代”上刊出了好几首怪诗，事后非常得意，好像是达成了一次间谍任务一样。
这时诗坛上有一个很美丽的现象：不少作者颇能发挥个性，创造自己独立的风格。也许今日回顾起来，那些作品显得粗些或者嫩些，或者天真得“不够现代”，可是大半生命饱满，元气淋漓，流露着可爱的本色，和稍后一段时期正宗现代主义产品的哽咽作态，大不相同。模仿甚至抄袭，不是没有，例如纪弦，子豪，愁予，痖弦等的作品，便是当时一般“盗写”的对象，不过比起今日的抄袭成风，面目依稀来，还是清新得多。
一九五八年夏天，先有罗门脱离现代派来归，继有“蓝星诗奖”的颁奖，和鼎文的宣布退出诗坛，一时蓝星诗社的动态，非常“新闻”。罗门的投奔蓝星，很是戏剧化。他不但就此退出现代派，还要在“蓝星诗选”上发表文章，申明他所以退出的理由，并且向纪弦掷出一只铁手套。当时元气充沛的纪弦，一定比周瑜还要生气。七月一日，为了庆祝“蓝星周刊”二百期纪念，我们在中山堂颁“蓝星诗奖”给吴望尧，黄用，痖弦和罗门。诗奖的雕塑由杨英风设计，梁实秋颁奖，子豪主席，我致颂辞。那天观礼的人很多，包括“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和现代派的重要人物方思。事后夏济安把我的颂辞刊在他的杂志上。得奖作者的阵容，显示这是蓝星“联创抗现”的一项政策。当时子豪和我不免沾沾自喜，坐在后排的方思则笑得非常复杂。我已经记不清那天禹平有没有出席，只记得轮到鼎文致词的时候，他忽然宣布说从此他要退出诗坛。众人惊讶之余，都认为他选上社庆的这个场合来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声明，未免不太适合。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鼎文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一席话。一说那是由于子豪凡事喜欢独揽，这话可能有几分真实性。不过鼎文一般活动很多，写诗在他只能算是次要之务，算是一种间歇性的喷发，子豪则于诗为专，也难怪他要独揽。
同年十月，我来美国念书，好像“蓝星周刊”也就停刊了。我将“文学杂志”的诗交给夏菁，“文星诗页”则交给子豪。同年十二月，望尧和夏菁创办“蓝星诗页”，由夏菁主编。这份小刊物，编排灵巧新颖，不但省却装钉，而且方便邮寄，一时很得读者喜爱。一九五九年我回国后不久，夏菁便把这份“小蓝星”交给我编。我编了很久，又给罗门，蓉子伉俪合编。他们编得比我出色，过了一个时期，又还给我。直到一九六四年我来美讲学，才再度由罗门，蓉子接编，之后又给王宪阳主编，不久好像也就停刊了。这份诗页，除了偶或中辍，一直按月出版，一度还增加篇幅到两张甚至两张半，也就等于八版到十版。它每期的篇幅虽然显得相当迷你，可是加起来的总篇幅，恐怕比任何大型的诗刊都少不了太多。而由于一期篇幅有限，编起来也较能集中，精练，而且美观。这时，常在诗页上刊登作品的诗人，除了在周刊时代的旧人以外，更出现曹介直，陈东阳，王宪阳，吴宏一，菩提，郑林，王渝，蜀弓，楚风，白浪萍，方良，蓝采，方莘，高准，旷中玉，刘延湘，周英雄，曹逢甫，李国彬等的名字。笔名的流行，使作者阵容显得比实际上的要壮阔些：例如胡筠便是复虹，汶津便是张健，商略是唐剑霞，浮尘子是曹介直，女诗人专号上的聂敏是我自己。
就在我出国的时候，大约是一九五九年的春天，蓝星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龃龉。其时黄用以批评家的锋芒和青年人的锐气，在他的四周颇吸引了一些少壮的作者，而与他往来最密的，则有叶珊和洛夫。三人对子豪的欠缺敬意，时或溢于言表，子豪偏又素以前辈自居，因此相互之间的不满之情，时弛时张，已有一段日子。“事发”之日，双方似乎都很激动，遂达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原不在场，事后众说纷纭，亦莫衷一是。文坛聚散本来无常，这样不迷人的场面，我自己也经历过多次，何况一方诗友坟木已拱，谈之何益。不过事后接到黄用来信，说少壮诗人，方筹组“五人派”，欲以一新诗坛耳目，可是他自己颇为踟蹰，最后提出“也要余光中加入”为他加入的条件，其他四人也答应了云云。五人者，痖弦，洛夫，叶珊，复虹和黄用自己。这个阵容确乎不弱，当日果真组成一派，诗坛要转祸为福，也不一定。我很感激黄用相邀之意，可是在回信上坦白地说，夏菁在国内正辛苦经营“蓝星诗页”，如果此时我竟舍他而去，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的，同时，我也不愿和望尧分手。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所谓的“五人派”也没了下文。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既回国，第一件事，便是在子豪和黄用之间竭力斡旋，企图弥补蓝星同人的裂痕。总算给我面子，双方不再僵持，黄用也很有风度，在会上称子豪为“覃先生”。当时我私心庆幸，认为蓝星团结有望。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年（一九六○年），黄用和望尧先后出国，第四年（一九六二年），夏菁也来美，第五年（一九六三年），子豪竟便逝世。少壮派的黄用和望尧既告别了缪斯，蓝星的发展史遂进入后半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子豪的逝世视为蓝星前后期的分水岭。总之，到了后半期，就要靠蓉子，罗门，向明，梦蝶，张健，复虹诸位来撑持局面。现代派在方思走后就失去平衡。蓝星社在走了望尧，黄用，哑了阮囊，死了子豪之后，阵容大见逊色，发展也就改向。“创世纪”的幸运就在聚而不散。
当时蓝星的同人也不能不团结，事实上，所有现代诗作者都有合作的必要，因为当时文坛上对于所谓现代诗渐起反感，形诸笔墨的亦复不少。先是子豪和苏雪林为了象征主义的解释涉及现代诗的评价，在“自由青年”上展开论战，颇令文坛侧目。继有我在回国后和言曦为了更广泛的问题，在“中副”，“文学杂志”和“文星”之间掀起的辩难。后来的发展，不再是一对一的论争，而是一场混战。在现代诗一边卫战最力的，有虞君质，黄用，夏菁，吴宏一。攻击现代诗最烈的，有门外汉和吴怡。对现代诗的非难多于同情的，有陈慧和孺洪（高阳）。“创世纪”季刊曾经响应我们。纪弦也在我力促下在“蓝星诗页”上发表了一篇（我的立场）。至于谁胜谁负，可说见仁见智，因为评定胜负的准则，深一层看，不在论战本身，而在现代诗的兴衰甚至存亡。十年后的今天，事实证明，现代诗非但没有亡，甚至也没有衰，相反地，现代诗的读者日益增加，现代诗人在文坛上甚至学术上的地位也日见提高。现代诗的作者和支持者之中，在国内国外已任文学教授且又表现出众者，屈指算来，至少有一打以上。一九六七年一月某夜，我和司马中原在成功大学演讲，苏雪林正襟危坐在拥挤的听众之中，听我朗诵的，正是现代诗。那些听众大半是她自己的学生，可是她已经无力阻止他们来接近现代诗了。这种“时间的讽喻”当时并没有使我骄矜起来。相反地，言辞之间我对她甚为尊敬，同时由于有“长者”在场，唯恐顶撞了她，我还将预定要诵的一首（七十岁以后）特别删去。不料事后她竟在“纯文学”上对我冷嘲热讽，而且企图用徐志摩来镇压我。十年来，现代诗人一直在求进步，不但在学问上做功夫，而且在文学史观的透视上，适度调整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和西洋时尚的看法。相反的，当日抨击现代诗的人士，十年来多半一成不变，仍然在五四的襁褓里牙牙自语。那就不能怪时代和读者要遗弃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