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综括起来，这五十年的重要有几点：
一、五十年前，《申报》出世的一年（一八七二），便是曾国藩死的一年，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但是他的中兴事业，虽然是很光荣灿烂的，可惜都没有稳固的基础，故都不能有长久的寿命。清朝的命运到了太平天国之乱，一切病状一切弱点都现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国，平定各处匪乱，做到他们的中兴事业。但曾左的中兴事业，虽然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满清国运，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国的腐败，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室的灭亡。他的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流的方姚派，怪僻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国藩的能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但曾国藩一死之后，古文的运命又渐渐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更成了“强弩之末”了。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旧救不了古文的衰亡。这一段古文末运史，是这五十年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二、古文学的末期，受了时势的逼迫，也不能不翻个新花样了。这五十年的下半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这段古文学的变化史又可分作几个小段落：
（一）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
（二）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
（三）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
（四）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
这四个运动，在这二十多年的文学史上，都该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渊源和主张虽然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我们从历史上看起来，这四派都是应用的古文。当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故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但他们都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都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故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个及身而绝，没有传人。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在当日虽然勉强供应了一时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适用一方面他们都大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们便成了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文章，应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要算很大了，但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往往惹人生厌。章士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出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梁派的缺点。“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一个重要文派。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
这一段古文学勉强求应用的历史，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古文学幸亏有这一个时期，勉强支持了二三十年的运命。
三、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等等续编，都是三十多年来的作品。这一类的小说很可代表北方的平民文学。到了前清晚年，南方的文人也做了许多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等等，都是有意的作品，意境与见解都和北方那些纯粹供人娱乐的民间作品大不相同。这些南北的白话小说，乃是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一段小说发达史，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他的重要远在前面两段古文史之上。
四、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史仍旧与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有同样的一个大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便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无意的演进，是很慢的，是不经济的。譬如乾隆以来的各处匪乱，多少总带着一点“排满”的意味，但多是无意识的冲动，不能叫做有主张的革命，故容易失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排满的色彩稍明显一点，但终究算不得是有意识有计划的排满运动，故不能得中上阶级的同情，终归于失败。近二十年来的革命运动，因为是有意识的主张，有计划的革命，故能于短时期之中，收最后的胜利。文学上的改革，也是如此。一千年来，白话的文学，一线相传，始终没有断绝。但无论是唐诗，是宋词，是元曲，是明清的小说，总不曾有一种有意的鼓吹，不曾明明白白的攻击古文学，不曾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的文学。
近五年的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老老实实的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宣言“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便是五年来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以上四项，便是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以下的几章便是详细说明这几个趋势。
……
六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
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caLste），法会盛于巴力门（Parliament）。”……穗卿赠余诗云，“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
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但当时他们的朋友之中确有几个人在诗界上放一点新光彩。黄遵宪与康有为两个人的成绩最大。但这两人之中，黄遵宪是一个有意作新诗的，故我们单举他来代表这一个时期。
黄遵宪字公度，嘉应州人，生于一八四八，死于一九○五，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他做过三十年的外交官，到过日本，英国，美国，南洋等处。他曾著《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当戊戌的变法，他也是这运动中的一个人物。他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二十多岁时作的诗之中，有《杂感》五篇，其二云：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
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
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
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
即令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离，高炉浮香烟；
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话作诗了。他那个时代作的诗，还有《山歌》九首，全是白话的。内中如：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
因为分梨更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
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
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心中只说“郎”。
都是民歌的上品。他自序云：
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
我常想黄遵宪当那么早的时代何以能有那种大胆的“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我读了他的《山歌》的自序，又读了他五十岁时的《己亥杂诗》中叙述嘉应州民族生俗的诗和诗注，我便推想他少年时代必定受了他本乡的平民文学的影响。《己亥杂诗》中有一首云：
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
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肠断妃呼稀。
他自注云：
土人旧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獠蛋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每一辞毕，辄间以无辞之声，正如妃呼稀，甚哀厉而长。
他对于这种民间文学的兴趣，可以使我们推想他受他们的影响定必不少。故他在日本时，看见西京民间风俗“七月十五夜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悬灯数百，儿女艳妆靓服为队，舞蹈达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亵之词，有歌以为之节者，谓之音头”，他就能赏识这种平民文学，说“其风俗犹之唐人《合生歌》，其音节则汉之《董逃行》也。”他因此作成一篇《都踊歌》：
长袖飘飘兮，髻峨峨，荷荷；
裙紧束兮，带斜拖，荷荷；
分行逐队兮，舞亻差亻差，荷荷；
往复还兮，如掷梭，荷荷；
回黄转绿兮，挼莎，荷荷。
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
陪我钗鸾兮，馈我翠螺，荷荷；
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
柳梢月兮，镜新磨，荷荷，
鸡眠猫睡兮，犬不呵，荷荷，
来不来兮，欢奈何，荷荷？
一绳隔兮，阻银河，荷荷，
双灯照兮，晕红涡，荷荷。
千人万人兮，妾心无他，荷荷；
君不知兮，弃则那，荷荷！
今日夫妇兮，他日公婆，荷荷。
百千万亿化身菩萨兮，受此花，荷荷；
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听我歌，荷荷！
天长地久兮，无差讹，荷荷！
（原刻此诗不分行。分行更好。）
这固是为西京的风俗作的，但他对于这种民间白话文学的赏识力，大概还是他本乡的山歌的影响。《都踊歌》每一句的尾声“荷荷”，正和嘉应州山歌“每一辞毕，辄问以无辞之声，甚哀厉而长”，是相像的。我们可以说，他早年受了本乡山歌的感化力，故能赏识民间白话文学的好处；因为他能赏识民间的白话文学，故他能说“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他自己曾说（此据他的兄弟遵楷跋中引语）：
各人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取《骚》，《选》乐府歌行之神理入近体诗。其取材以群经三史诸子百家及许郑诸注为词赋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为以我之手写我之口。
这几句话说他的诗，都很确当。但他在“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的方面，成绩最大。我们且举《赤穗四十七义士歌》（有长序，当参读）的末节：
……臣等事毕无所求，愿从先君地下游。……明年赐剑如杜邮，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展，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画，手泽珍宝如天球！自从天孙开国首重天琼钅牟，和魂一传千千秋。况复五百年来武门尚武国多贲俦！到今赤穗义士某某某某四十七人一一名字留！内足光辉大八州，外亦声明五大洲。
此外如他的《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聂将军歌》，《逐客篇》，《番客篇》……都是用做文章的法子来做的。这种诗的长处在于条理清楚，叙述分明。做诗与做文都应该从这一点下手：先做到一个“通”字，然后可希望做到一个“好”字。古来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古来决没有一首不通的好诗，也没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诗。金和与黄遵宪的诗的好处就在他们都是先求“通”，先求达意，先求懂得。
黄遵宪颇想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来做当日所谓新诗。他的《今别离》四篇，便是这一类。我且引他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的末段来作例：
……即今种花术益工，移枝接叶争天功。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回黄转绿谁能穷？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搏众质亦多术，安知夺胎换骨无金丹，不使此莲此菊此桃万亿化身合为一？……六十四质亦么磨，我身离合无不可。质有时坏神永存，安知我不变花花不变为我？千秋万岁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随！待到汝花将我供瓶时，还愿对花一读今我诗！
这种“新诗”，用旧风格写极浅近的新意思，可以代表当日的一个趋向；但平心说来，这种诗并不算得好诗。《今别离》在当时受大家的恭维；现在看来，实在平常的很，浅薄的很。
《人境庐诗草》中最好的诗，自然还要算《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一篇。此诗能实行他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内中一段云：
……春秋多佳日，亲戚尽团聚。双手擎掌珠，百口百称誉。“我家七十人，诸子爱渠祖，诸妇爱渠娘，诸孙爱诸父。因裙便惜带，将缣难比素。老人性偏爱，不顾人笑侮。”邻里向我笑：“老人爱不差。果然好相貌，艳艳如莲花。”诸母背我骂，健犊行破车，上树不停脚，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鹊巢，一跌败两牙，噀血喷满壁，盘礴画龙蛇。兄妹昵我言，向婆乞金钱，直倾紫荷囊，滚地金铃圆。爷娘附我耳，劝婆要加餐；金盘脸鲤鱼，果为儿下咽。伯叔牵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儿顶，要图老人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