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更进一步“武断”白话为“粗笨之工具”，文言为“轻便之利器”了！然而汪先生接着又忽然下一转语：
或谓学习文言当较白话费力。曰，然。
这又是不待“心理学专家长期的测验研究”，而“武断”学习文言“较白话费力”了！
究竟学习白话与学习文言“孰难孰易”呢？还是“学习文言较白话费力”呢？还是“文言之省便毋待晓哓”呢？还是“二者正复相同”呢？还是我们应该静待“心理学专家作长期的测验研究”呢？汪先生越说，我们越糊涂了。
这是那个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的发难文字的内容。以后的讨论，更使我们看出当日发难的人和后来附和的人的心事。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篇里，汪先生很明白的说：
读经决非恶事，似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使各省当局如何键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
在这里我的老朋友汪懋祖先生真是“图穷而匕首见”了。至于附和的人，大都是何键陈济棠两位“豪杰之士”的同志。在《时代公论》第一一七号里，有位许梦因先生投了一篇《告白话派青年》，说：
白话必不可为治学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
他痛哭流涕的控诉“白话派”：
其所奉行惟谨之白话，实质全系外国的而非中国的（胡适谨按：这句话大有白话的嫌疑。许梦因先生何不把这句白话改作古文试试看？）其体势构造每非一般识字读书之中国人所能领会。可领会者，大都外国假面具社会主义之宣传，无一事一理及于实用科学，或为本国所有者。
发这样议论的人，当然够得上拥护今日一班“豪杰之士”的主张了。
这个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的主张和动机，不过如此。我们综合我们看见的一些讨论，（惭愧的很，上海各刊物上的讨论，我们收集到的很少。）觉得《时代公论》第一一三号上龚启昌先生的一篇《读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以后》，立论很公平，其中有许多细密的议论。龚先生认清了今日白话文言之争，“是社会对于文言语体的态度问题”。他说：
我们试看社会上对于文言语体的态度如何？报纸影响于社会心理者最大，应能提倡语体才好。其他如官场的文告，来往的公事，虽是加上了新式标点，内容依旧是文言，……就在教育界本身也还有种种矛盾的现象。日前看见报上载江苏省会考试题议决一律用文言。现在国内各大学的考试，及考试院举办的考试，更非用文言不可。……无怪乎现在的中学生（胡适按：此处及下文，原文有缺误。）甚而小学生，你不教他文言，他还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学大学入学试验的影响于学生心理与态度，比了行政机关的一纸号令，或文人的两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
这都是一针见血的诊断。汪懋祖先生们说的“社会应用所需”，其实正是这一类的“矛盾的现象”在那儿作怪。教育部屡次下令禁止小学讲习文言，并且明令初中各科教科书，除国文一小部分之外，不得用文言编撰。但教育部如何敌得过许多“豪杰之士”主持的政府机关，教育机关，考试机关，舆论机关的用全力维护古文的残喘？七八年的革命政府在这一方面只做到了去年的公文一律用新式标点的通令而已。我很佩服龚先生的说法：
语体文在小学里的地位，当然毫无异议。不过应当使社会尊重语体文，广为推行，一切报章公文一律改过，尤其是中学大学入学试验也要能提倡。否则一部分人提倡语体，又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提倡文言，以致青年无所适从了。
我们既是认定了语体为提高国民文化的轻便工具，我们应当再请政府来彻底的革一下命。否则虽是十年百年也还没有结果。
可惜今日的“豪杰之士”还不肯承认龚先生的前提呵！
龚先生说的“社会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十七八年前早已认清楚了。满清的末年，民国的初年，也有提倡白话报的，也有提倡白话书的，也有提倡官话字母的，也有提倡简字字母的。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们提倡的白话。他们自己做八股策论，却想提倡一种简易文字给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道他们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学呢？所以我们在十七八年前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时，决心先把白话认作我们自己爱敬的工具；决心先认定白话不光是“开通民智”的利器，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我曾说：
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页一九三。）
这就是说：若要使白话运动成功，我们必须根本改变社会上轻视白话的态度。怎样下手呢？我们主张从试作白话文学下手。单靠几部《水浒》《西游》《红楼梦》是不够的。所以民国七年我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很明白的说：
若要造国语，必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国语，就是将来的标准国语。
这就是说：我们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话创造文学。白话文学的真美被社会公认之时，标准化的国语自然成立了。
我当时的主张，一班朋友都还不能完全了解。时势的逼迫也就不容许我的缓进的办法的实行。白话文学运动开始后的第三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就下令改用白话作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科书了！民国十一年的新学制不但完全采用国语作小学教科书，中学也局部的用国语了！这是白话文学运动开始后第五年的事！这样急骤的改革，固然证明了我的主张的一部分：就是白话“文学”的运动果然抬高了社会对白话的态度，因而促进了白话教科书的实现。但是在那个时代，白话的教材实在是太不够用了，实在是贫乏的可怜！中小学的教科书是两家大书店编的，里面的材料都是匆匆忙忙的搜集来的；白话作家太少了，选择的来源当然很缺乏；编撰教科书的人又大都是不大能做好白话文的，往往是南方作者勉强作白话；白话文学还没有标准，所以往往有不很妥贴的句子。但平心而论，民国十一年“新学制”之下的国语教科书还经过了比较细心的编纂，谨慎的审查。民国十五六年的政治大革命以后，各家书店争着编纂时髦的教科书，竞争太激烈了，各家书店都没有细心考究的时间，所以编纂审查都更潦草了；甚至于把日报上的党国要人的演说笔记都用作教科书的材料！所以这几年出的国语教科书，在文字上，在内容上，恐怕还不如民国十一二年的教科书了。
所以我们回头看这十几年出的教科书，实在不能否认这些教科书应该大大的改良。但这十几年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不满人意，却也证明了我十七年前的忧虑。我当时希望有第一流的白话诗，文，戏本，传记等等出来做“真正有功效有力量的国语教科书”。但十七年来，白话文字的作品虽然在质上和量上都有了进步，究竟十七年的光阴是很短的，第一流的作家在一个短时期里是不会很多的。何况牟利的教科书商人又不肯虚心的，细心的做披沙拣金的编纂工作呢？今日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对于白话文存着轻藐的态度，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不应该完全怪他们的顽固，我们应该责备我们自己提倡有心而创作不够，所以不能服反对者之心。
老实说，我并不妄想“再请政府来彻底的革一下命”。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白话文学的增多。
二三，七，九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