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事，两言而决耳！
国会对教育界宣战；
也就是恶政府对清议宣战！
十九日，学生三千人向众议院请愿，被军警殴打，受重伤者十余人，受微伤者三百余人。我们且不引学生方面的话，我们单引国会议员李素《致同人书》中的一段：
象坊桥畔，学生请愿，……约法对于请愿，无何等限制；议会对于请愿，有相当受理。……乃警士横加干涉，学子备受赶击；刀斫杠伤，如捕盗犯。……究竟所请者何事，所愿者何事，必有隐情，岂尽好事？众院抹倒一切，毫未考虑，神圣固不可侵犯，人民岂尽可厚诬？……
这是国会自身一分子说的公道话，已很够证明众议院门前的惨剧的真相了。
众议院悍然不顾清议，竟把内阁阁员完全通过了。我们当时还希望参议院能利用两院制给与上院慎重考虑的机会，至少能否决一个教育界公认为败类的彭允彝，也还可以替国会留一点点脸面。不料二十四日下午参议院投阁员同意票，竞又“一榜尽赐及第”了！报纸所指为行贿国会的经纪人高凌露也通过了，教育界所指为毫无人格的彭允彝也通过了。落第的只有一个不肯请客，不肯行贿的施肇基。
这是国会明白和清议宣战的表示。然而还不止于此。今日的政局是国会和内阁和总统打成一家的政局：金钱与差使，酒食和“冰炭敬”，竟把这十二年来分争的三方面黏成一片了。所以今日之事可以说是这个“三位一体”的恶政府对清议宣战的表示！
明朝末年，政府黑暗到了极处，日日与清议宣战。有一天，宰相王锡爵对顾宪成说：
近有怪事，知之乎？
顾宪成问是什么怪事，王锡爵说：
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
顾宪成说：
外问亦有怪事。
王锡爵问是什么，顾宪成说：
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
今日之事，也到了这步田地。清议所是，这个“三位一体”的政府必以为非。清议所非，这个“三位一体”的政府必以为是！
认清了这一点，然后可以决定我们对于政治的态度。
五五菜元培的“不合作主义”
一月二十三日，蔡元培有一篇很明白痛切的宣言（见《努力》第三十九期附录）。北京《晨报》给他加了一个很确当的标题，叫做“蔡元培之不合作主义”；并且加上了一条短评，说：
记者就此篇宣言观之，则蔡氏欲以不合作主义（NonCooperation）打破今日之恶人政治，此与印度甘地（Gandi）抵抗英国政府之方法，完全相同。但未审蔡氏之主张，能如甘地风靡印度否耳。
《晨报》的见解，我们觉得很不错。蔡先生这一次的举动，确可以称为“不合作主义”，因为他很明白的指出，当局的坏人所以对付时局，全靠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助纣为虐”；正义的主张者，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是很沉痛的控诉：控诉一切只认得“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指出他们“助纣为虐”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但是他究竟是一个“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样的做积极的运动，他只能为自己向这个方向作准备。他现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诉文字，一方面控诉“不要人格，只要权利”的当局坏人，一方面控诉“有奶便是娘”的无数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他已起诉了！他提出的证据是眼前的现状，他指定的法庭是我们各人的良心！
印度是个宗教的国家，甘地已成了一个爱国的教主，故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可以“风靡印度”。在这个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个怯懦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况且印度人对英国的反抗，目标很简单，旗帜很鲜明，正如中国前年的抵制日货，容易使人了解，所以能有暂时风靡印度的功效。中国今日的问题，却是内政的问题，远不如外交问题那样简单了。我们认为公敌的人，却有人赶着叫干爹，叫老板。我们认为应该毁灭的制度，却是许多人的财源和饭碗。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决不会风靡全国的。
然而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义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力都没有，那就真成了死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