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同志在一篇评论《心祭》的文章中指出：“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追思，近几年的文学已经由暴露走向追忆和沉思，由凝视到发现，由直面到开掘，由现实而历史，又由历史而现实，进一步把美学观点同历史观点结合起来。背景拉开了，文学的时代感、纵深度由之而加强。”这一类社会问题悲剧正反映了文学的这一发展趋势，表明社会主义悲剧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以暴露批判社会现实为侧重点，而以探索人性、思考人生为目的；不以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打动读者取胜，而以凄婉动人的艺术魅力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见长；通过读者由共鸣而产生的沉思、反省，发现、开掘人生的真谛。在这类悲剧中既没有悲壮的牺牲，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但却能充分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富有悲剧的特殊魅力；它通过对人性中美与丑的比较，赞颂美，鞭挞丑，引起人们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向往和对丑的事物的憎恶、厌弃；它像一面镜子深深地照进人的灵魂深处，唤醒人的良知，奋起改造悲剧性的现实。这类悲剧反映的生活并不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而是贯通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从我们上面分析的几个作品来看，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生活中的悲剧因素不仅影响甚至主宰了我们过去的生活（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形成，就和这些生活中的悲剧因素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吗？用《心祭》中“我”的话来说：“这并非飞来的横祸，它的某些可悲的因素，也许早就渗透在你我的血液和骨髓中了！”），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而且只要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境界尚未发达到足以彻底消除这些悲剧因素的高度，它还将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因此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悲剧艺术中，这一悲剧类型将作为一种主要的形式存在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的作家也应当把笔锋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探索生活的真理；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挖掘人物内心的美与丑；利用文艺这一战斗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充分发挥悲剧艺术的认识、教育、审美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自然原因造成的正面人物的不幸、痛苦、死亡是否具有悲剧意义？传统的悲剧观念认为：悲剧人物的不幸、痛苦或死亡必须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必然性，正面人物由于生理上的疾病或者其他偶然事故造成的不幸是自然主义的东西，不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和本质，没有美学意义。我认为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自然以前，人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还必须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这种牺牲并非全然没有悲剧意义，关键问题在于艺术家如何表现这类社会生活中的悲剧，在于把它加工成悲剧艺术时歌颂什么，赞扬什么，表现怎样的社会理想，如何从中挖掘出生活的意义。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外国影片，如日本的《生死恋》、《白衣少女》等，主人公的不幸不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吗？《生死恋》的爱情毁于偶然的事故，《白衣少女》的爱情毁于疾病。然而作品借此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唤起人们希望这样的美好事物能够长久的理想和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难道能说没有美学意义吗？还有像《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王志刚、梁珊珊的死都和自然条件有关，当我们看到鬼沼吞没了梁珊珊，“出血热”夺去了李晓燕的生命，恶狼吞噬了王志刚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为一种强烈的悲壮的情感所激动吗？当然他们的悲剧并不单纯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但直接夺去他们生命的则是自然力。因此对自然原因造成的悲剧，我们不能简单地只从造成悲剧的原因否定它的美学意义，而应当从悲剧的效果来分析、评价。那些通过自然原因造成的悲剧来讴歌生活中美的事物，反映人类高尚的情感，表现进步的人生观，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悲剧作品还是有悲剧的美学意义的。诚然这类悲剧与反映重大社会矛盾，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悲剧相比，在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广度方面和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方面都显得逊色，但作为一种悲剧的艺术形式，它还是可以存在的。因此，尽管直到目前为止，我国文学艺术还未有纯粹的自然原因的悲剧作品出现，但我认为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中是可以有一席之地的。
总之，悲剧是用悲的方式，奋发起人们生活的激情，产生审美的愉悦，具有特殊的审美作用。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是社会主义文艺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东西，应当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中得到广泛的、多样化的反映，以便使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广泛、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兴盛。
1983年7月27日第二稿
论新时期悲剧文学的历史发展
新时期悲剧文学的滥觞，大抵可以以1978年8月发表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为上限。这样它的发展迄今已经有了8年的历史了。它以对十年浩劫这场全民族的大灾难的暴露、批判为发端，自然地引起了对悲剧原因的思考和探索；随着思考探索的不断深入，悲剧观念也不断地发展。经历了由外在的直感认识—内心的理性观照—整体的透视；也就是说人们对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认识，经历了由对“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原因的揭示到考察人的性格中的缺陷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进而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消极因素方面去挖掘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与这个发展过程相适应，新时期悲剧文学的悲剧美感，也产生了悲愤—悲壮—悲哀—悲凉的演变。这种完整而又复杂的发展过程便构成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特殊色彩的中国式悲剧文学。本文试图就人们对悲剧原因的探索引起新时期悲剧观念的发展，从而导致悲剧美感变化这个角度把握新时期悲剧文学的发展轨迹。
一、外部条件的揭示——社会批判
新时期悲剧文学是新旧交替时期历史蜕变的精神产儿。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它的产生自然有自身内外在的因素。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看，它是十年浩劫的悲剧现实的反映；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它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所产生的对“四人帮”这伙丑类的极端厌恶的情绪的折射；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它是对“四人帮”反艺术的阴谋文艺的反拨。
因此，新时期的悲剧文学是以暴露、控诉和批判为最初形态出现的，而其中分别以侧重于现实的批判和历史的反思两种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
现实的批判的主要特点，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层次揭露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暴虐和罪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人民和共和国一起受难的图景。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得到表现的是个人在那阴暗的社会环境中的孤独感和压抑感。这种富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情绪是通过前文所提到的《伤痕》以及《萱草的眼泪》这类描述所谓“出身不好”的子女的不幸遭遇的作品表达的。在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是那样的凄凉，人显得那么的渺小，微不足道；展示了畸形社会中人物性格的畸形发展，从而充分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荒唐、冷酷。此后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代价》从家庭的角度为我们再现了动乱时期知识分子的惨痛经历；韩少功的《月兰》，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则把人们带到了极“左”思潮猖獗的农村生活中去；而丛维熙又另辟蹊径，选择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监狱和劳改农场作为透视点，揭露、控诉“四人帮”一伙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对人民进行迫害和摧残的罪行。
在这类作品中，反响较为强烈的是诸如《枫》、《重逢》、《记忆》、《飞天》、《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一类反映在那阴暗的岁月里人的善良本性被扭曲，美好的青春被糟蹋的悲剧作品。《枫》、《重逢》、《记忆》都是对现代迷信这种“新世纪病”的病毒在中华大地上流行、传播，使人如同着了魔似的疯狂社会现实的暴露，无情地揭露了无耻的野心家对可爱青年的愚弄、残害。这几部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作品对那种“新世纪病”的鞭挞，使几乎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期生活的人都可以在其中得到自我观照。而《飞天》、《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这几部作品的主要意义则在于：作品反映了人性中那些邪恶的因素如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泛起，与阴暗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一致这个命题。李丽芳（《在社会的档案里》）和“黄毛”（《女贼》）从善良美丽的姑娘堕落成流氓、罪犯，都是被社会的恶势力所迫，而这些恶势力则是当时社会的主宰，这种暴露和控诉不可谓不深刻。虽然在这些作品刚问世的时候非议颇多，但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以为这些作品的出现也是悲剧探索的一环，从对人的私欲的揭露这个角度来看，它对新时期悲剧文学的区域是有所开拓的。当然由于这些作品主要从情感出发，不适当地将悲剧原因归于制度本身，因此难免产生一些偏颇，但它们的认识价值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在控诉批判型的作品中，作家的眼光并不是始终羁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像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丛维熙的《泥泞》、祝兴义的《杨花似雪》这些作品的背景都拉开了，作家的视点开始向着历史的深处延伸。这是控诉批判型作品中的更高一个层次。如果说前述的那些反映“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作品主要侧重于情感的批判，那么这些作品则已经出现了理性思索的倾向；如果说前者侧重于对现实作具体细致的描绘，那么后者则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对前者进行历史的反思。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这类作品的先声，虽然其中的理性思索的倾向还未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但是作者以一个老作家并且是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首先意识到悲剧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于是把笔触探向了极“左”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潮流正式泛滥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无疑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和思路。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对“老甘”和“老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关系的相互比照中，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基础。其余几个作品，或选择普通农民造房屡屡失败这样一件小事，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几个历史阶段串联在一起，用比较冷静的态度加以审视和观照；或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背景下，从政治和经济因素方面对悲剧加以考察，使对悲剧原因的揭示显得较有深度；或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有意识地把悲剧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加以表现，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历史渊源。
不可否认，这几部作品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原因的探索还是停留在时代延续性的认识上，因而就无法真正挖掘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所以这些作品也还是处在控诉、批判的阶段上，其中的理性思索还仅仅是一种倾向，历史的反思也仅就“文化大革命”而言。但是同样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已经跳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圈子，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这是新时期悲剧作品得以摆脱囿限，向理性思考阶段发展，向深层开拓的重要环节。
综观这类悲剧作品，它主要以暴露、控诉、批判为主要形态，深刻地表现了人物与暂时阴暗的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正因为这些作品反映的大体上都是一些“小人物”在险恶环境压迫下的辗转、呻吟乃至毁灭，所以这些悲剧作品的主要美感特征就是悲愤，这一方面是作家对悲剧现实的理解、感受并熔铸在作品中的情感；另一方面是读者对悲剧主人公不幸遭遇的理解、感受而获得的情感。悲愤也是一种美感，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对丑的事物、对旧生活的否定；对合理的生活理想和要求的肯定。当然，正如暴露、控诉、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局限一样，这种悲愤的美感也因过分拘于情感而难免失之狭隘，但无论如何这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已经是一个“美感超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左”的路线的主导和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当代文学的创作片面强化文学的政治、服务的需要，而忽视其自身的规律，片面注重文学认识、教育的功能，而忽视审美的作用；片面强调机械的客观反映论，而忽视作家的情感和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典型的“高大全”共性，而忽视人的个性特质。这种文学创作上主观的真实性和客观的虚假性必然构成了当代文学主流的非艺术本质，从而陷入说教有余、美感不足的浅薄之中。而到了“四人帮”手上，这种创作倾向更是变本加厉地演化为一种阴谋文艺，即文学沦为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麻醉品，自我粉饰的遮羞布。这种文学创作上主客观双重虚假性的本质是反艺术的。因此，当那些悲剧作品生出悲愤美感的时候，便标志着文学的创作向着艺术的本性、特质回归。它不仅超越了“四人帮”反艺术潮流的丑感，也超越了在此之前的当代文学非艺术潮流的浅薄的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