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话，是复调，是“个人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和“宏大叙事”的交响，但是，大头儿的声音更近于莫言的本能，它有强大的生命，它不管不顾，冲垮了莫言的设计，它的丰沛、鲜明、宽阔、复杂和它的自信，使其他两种声音都显得孱弱勉强。实际上，真正的对话是在大头儿声音的内部展开的，驴、牛、猪、狗，每一次转换都是新的一重调子、新的一种眼光、新的一次阐释和发现，都是世界图景的扩展和重绘。
中国的小说家常常把复调简单地理解为叙述中的自我抬杠自我消解，他们常常把自己弄成了《生死疲劳》中招猫逗狗的“莫言”，常常忘了复调的真正志向：从总体上想象和理解世界。写作《生死疲劳》的莫言坚持这个志向，他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由此再度确认他的根源：一种说书人般的总体性的“大声”。
说书预设了听众的在场，说书不是书写，而是声音，是包含和模仿所有声音的“大声”，古代的小说是“说”出来的，而且是“大说”，绝大部分现代小说是“写”出来的，顶多是“小说”，这是非常重要和复杂的区别。《生死疲劳》是一次罕见的大说特说，它具有说书人的声音，而这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总体性路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切如轮回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不是与他的世界对抗或从他的世界出走，从根本上看，人是在承受、分担和体现世界的命运，人物带着他的整个世界行动和生死。《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三国演义》皆是如此，说书人的无情与慈悲，他的宏大与庄严，他对时间和命运的领会一概由此发端。
这是古典小说久被遗忘的根本精神，而《生死疲劳》让我们重新记起那长河落日的气象。
重生——评《生死疲劳》
■〔美〕史景迁（Jonatban D.Spence）著苏妙译
1976年夏，正值毛泽东在北京弥留之际，山东高密东北乡西门屯生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突然猝死。刚开始死了五头，这些猪死时都有这样的特征：“皮肤上生满了铜钱大小的紫斑，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是蒙冤而死不瞑目的样子。”公社兽医宣称这些猪死于“所谓的红死病”，须立即焚烧掩埋。不巧当时下了几周的大雨，地湿漉漉的，社员们把死猪用煤油浸了然后火化，谁知燃烧时发出令人作呕的气体竟然把其他八百头猪都给感染了。公社赶紧派摩托艇请来了一批有经验的兽医，尽管他们带着先进的药物，但对这些猪却没有什么治疗效果。死猪堆积如山，尸横遍野，腐烂发臭。村民们“也没办法掩埋，只好等着兽医们走后，在一个日薄西山的黄昏，用四轮车装运死猪扔到附近的河里，任其漂流，也就图个眼不见心不烦”。农民们就这么破产了，昔日的“光辉岁月”也只能成为“过眼云烟”了。猪圈坍塌了，洪水冲垮了一切，也切断了公社和外界的联系。他们通过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方式——收音机得知毛泽东的逝世，“毛主席怎么会死呢？不是都说他老人家至少能活一百五十八岁的吗？”
莫言的小说力作《生死疲劳》处处充斥着这样生动的片断。他的作品如史诗般壮丽，横跨1950年到2000年这段被称为中国的改革年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说更像一部纪录史料，它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历史时空的旅行，从解放战争末期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上世纪50年代早中期的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到冒进主义的“大跃进”时代，以及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代，再到后来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腐蚀集体主义的所谓新经济时代。在小说的结局，有的人物开着宝马车，而有的染起时尚的发型，镶着金鼻环。可以说这部小说是莫言对历史忠实反映的一部政治性长剧，但它仍然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性小说，它以讽刺幽默及其特有的叙述方式震撼着读者，以政治病理展开叙述。在小说一开始，读者必须和莫言抱有同样主题思想，这五个故事述说者不是人而是动物，虽然它们都是用人类的语气语调去述说。这五个述说者，包括驴、牛、猪、狗还有猴子，都是一个叫西门闹的人相继投胎转世而来，而这一切都是阎罗王安排设计好的。三十多岁的西门闹是高密县的一位富有的地主，在解放后土地革命初期的一个十二月份的寒冷冬天，西门闹被一个同村人开枪打死。而实际上，在他有生之年他是个诚实实干的有用之人，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一妻两妾的好丈夫。西门为他不公的命运而斗争，而阎罗王却有自己的为人们熟知的准则，“好人无长寿，恶人活千年”。于是阎罗王承诺给西门一次重生轮回的机会，从他刚入地府开始，先转世为动物，最后再转世为人。
当然，这种虚幻的故事情节是很难叙述的，五种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要自己的语气叙述自己的经历，还要淡化人世间的知识和情感。它们和真实相联系的锚点是西门闹家的长工蓝脸。蓝脸是个坚强勤劳而少言寡语的农民，他一直执著于个体单干，并拒绝加入任何社会主义劳动组织。蓝脸一直都是这五个动物的主人和伴侣，他们一起干活一起同甘共苦，尽管不能说话聊天，蓝脸却能够感受到与五个动物共同的记忆，就是他曾经东家的旧忆。
当然，这样简洁的故事摘要可能会把这本尖锐刻薄甚至淫秽搞怪的小说描述得优美异常。农村的改革政策往往易趋于极端化，乡村里激情似火的人或动物的性爱，那些难以预料的暴力死亡，时时刻刻都在戏剧性地大量发生着。用一本正经的方式叙述滑稽的事情，并用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经验丰富、优美流畅的语言，反映那些悲情时光，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情况却是这样，每个动物都用自己的特色语言去评述，比如在养猪农场里那些转生的猪角色评述自己对死亡的讽刺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包括蓝脸等很多人都也曾经在故事里参与叙述和评论。
本书作者也经常明显偏向于自传性叙述。作为一名作家，一个普通人，他的局限性也常常遭到嘲讽，他也再三提醒读者，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不是真实的。“莫言绝不仅是个农民，”有人这样说，“他的身体或许还在农村，但他的思想却在城市。出身贫穷，他却梦想富有和名望；长相丑陋，却常寻觅佳人相伴；孤陋寡闻，却让自己成为博学多才的学者。除了这些，他还让自己成为著名的作家，在北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小说的结局，莫言却分身成为小说中一个主要角色，在他西安老家，蓝脸的儿子能够和他情人躲避了艰难的五年，莫言甚至还说这对情人曾提供日本保险套。
《生死疲劳》并不是一部反共题材小说，有时候，莫言甚至更想重新建立起那座曾经烧坏的心灵之桥。“我并没有反对共产党，”蓝脸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说过，“我并不想反对毛主席，我也不反对合作社和集体主义，我只想自己为自己干活。”但是这样的尽忠党的保证在这部复杂悲惨的鸿篇巨制里显得多么地脆弱。
这本书中的批判理念在当今中国文学界里引起很多的共鸣。姜戎在他的最新小说《狼图腾》里叙述了西伯利亚高原上一群饿狼和一群野性十足的马的残酷厮杀，这样的厮杀反映了高原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党提出的艰苦奋斗形成了对比。莫言也有他自己的驴狼农场大战的版本。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也描述了一个有关普通士兵的痛苦，军区司令的妻子，夏日激情爱欲，疯狂放纵的狂欢的故事，最终打碎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以及他那些过时的没有意义的政策。这些反传统的激情也出现在莫言的《生死疲劳》里，小说里也有很多关于性爱纠缠的描写。这似乎表明中国作家宣称中国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表达思想的年代，毛进而可以变成一个反派，可是谁又知道他的继承者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免于此种遭遇呢？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王德威
2008年在香港举行的“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由两部小说对决：莫言（1955年—）的《生死疲劳》和朱天文（1956年—）的《巫言》。两位作者都是当代中文小说界的领衔人物，参选的作品各为精心力作。《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两部作品的主题、风格如此不同，以致引起评审者热烈的讨论，久久难有共识。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无非印证了“见仁见智”的老话；《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
本文将对《巫言》、《生死疲劳》的创作动机和得失做出观察。我以为朱天文和莫言都是小说写作的有心人，他们的新作不仅意在呈现最近的成绩，也有在世纪之交重新思考“小说”在当代为何物的野心。然而《巫言》、《生死疲劳》虽有突破，在构思或行文等方面也显见意犹未尽之处，这是评审者取决不下的原因之一。
但本文的目的不仅止在于品评两位作家的高下，我毋宁希望将格局放大，以他们的作品和文学奖作为一个“事件”，探讨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行有余力，我更希望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如果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六十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当然无从以一二作品或作家涵盖，但以小窥大，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未尝不可以作为探索的起点。
一
莫言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7年凭《红高粱家族》一跃而成知名作家。以后二十年他创作不断，长篇就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食草家族》以迄《檀香刑》等作。莫言的小说多以家乡山东高密为背景，笔下融合乡野传奇、家族演义、情色想象于一炉，磅礴瑰丽，引人入胜。高密东北乡也因此成为20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原乡之一。在《生死疲劳》里，莫言延续他所熟悉的题材，但视野更为奇特。他要写出中国北方农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翻地覆的改变，不仅从人的角度写，更从畜牲的角度写。故事的主人公地主西门闹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土改运动中遭到处死，怨气冲天，堕入畜牲道，化身驴、牛、猪、狗、猴一再回到纷纷扰扰的人间，也因此看尽新中国的种种现状。
莫言的长篇一向写来酣畅淋漓，《生死疲劳》尤其如此。小说总长将近五十万字，莫言自谓四十三天之内一气呵成；每天一万字以上的产量十足惊人。但另一方面，莫言强调这部作品的构思是四十年以上的结晶，而他能够速战速决，竟是因为放弃计算机，选择传统方式一字一画的笔耕。在一片轻薄短小的写作风潮中，莫言刻意朝厚重密实的方向用力；他回到“手工活儿”的节奏，反而慢发先至。《生死疲劳》因此不只以大部头取胜，更充满对小说写作从速度到密度的反思。
《生死疲劳》一开场就极能引起读者兴趣。
西门闹多行不义，家破人亡，显然沿用了《金瓶梅》的模式。时代来到社会主义治下，所有七情六欲、蝇营狗苟原来应该一扫而光。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强调无欲则刚的社会其实逗引出各种欲望，莫言让主人翁六入人畜轮回，与共和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相互见证，讽刺意图，呼之欲出。同时他又暗示农村社会的生产结构虽然发生巨变，但固有的习性和韧性依然存在。莫言以佛经的“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为全书揭开序幕，颇有超越众生表相的用心，但小说叙事效果热闹有余，却似乎尚不足以印证更深沉的宗教启示。尤其后半部急于交代情节，未免有虎头蛇尾之憾。这是莫言的老毛病了。
相对于莫言的成就，朱天文也不遑多让。朱出身的文学世家早已经是台湾文坛的传奇。朱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1975年她有缘认识胡兰成（1906年—1981年），大受启发，以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在胡的点拨下，朱天文的文学风格与信仰逐步形成，终于成为胡的传人。因为家学，朱对张爱玲（1920年—1995年）早有浸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腔”与“胡调”在她的作品中展开拉锯。从《炎夏之都》到《世纪末的华丽》，再到《荒人手记》，朱天文写浮世男女，色相起灭。她将华丽推到颓靡边缘，又从苍凉找出启悟。而她的文字如诗签，如偈语，愈发玲珑剔透起来。
《荒人手记》于1994年赢得《中国时报》的“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首奖，此后朱天文少有正规创作出现，一直到《巫言》。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完成耗时八年，总长二十万字；创作量平均每天不到八十字。朱的惜墨如金恰与莫言千言万语形成强烈对比。更耐人寻味的是，朱声称在《巫言》里不再经营以往她所擅长的繁复风格。
她要返璞归真，将一切“解散”。《巫言》以巫之“看、时、事、途、界”五题，写最亲近琐碎的人和事，如此穿衣吃饭，尽成文章。朱天文如此决绝的排斥小说叙事的故事性当然有她的企图：小说写来岂是“好看”而已？小说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叩问本性初心的门槛，是“巫”的通灵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