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看到上官鲁氏基于对天主教的信仰的崇高伟大的母性，他看到上官金童的绝望中的皈依，他耳边响起了“以马内利”（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和“哈利路亚”（意为“赞美上帝”）的声音（第6期第139页）。他的小说在这里结束，他再也没有力量去探索“上帝是谁”的问题。
他只是用自己的小说，给上帝、超验世界或可能世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本体论证明”：有苦难，所以有上帝；有此岸的罪恶，所以有彼岸的拯救；有现实的无奈，所以有可能的希望。这一切只是由于必然有一个“我”在承担、在意识、在质问。当这个“我”被纯粹化并从受难中复活，他就是上帝。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血泪史凝聚为一个问题：有上帝（或彼岸的可能世界）吗？20世纪90年代的精神放逐凝聚为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上帝，那么他是谁？这两个问题是互证的：只有相信上帝，才会去问他“是谁”；只有知道了他是谁，才会去相信上帝。“相信”需要勇；知道“是谁”则需要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既缺乏勇，也缺乏智。缺乏勇，是因为人们过于执著于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忠孝节义，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立德立功，保身养命，而不敢对超验的可能世界作全身心的投入；缺乏智，则是因为人们从来不愿意把话说完整，而满足于浑浑噩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难得糊涂。这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愚蠢的悖论，却不但不引起冷静的反省，反而引以为自豪和光荣，将这些悖论视为神圣和玄奥，而顶礼膜拜，而膝行匍匐，而高卧安枕。
莫言的大功劳，就在于惊醒了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迷梦。他把寻根文学再往前引申了一小步，立刻揭开了一个骇人的真理：国民内在的灵魂、特别是男人内在的灵魂中，往往都有一个上官金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在渴望着母亲的拥抱和安抚，在向往着不负责任的“自由”和解脱。他做到了一个“寻根文学家”所可能做到的极限，他是第一个敢于自我否定的寻根文学家。他向当代思想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精神上的反思机制、真正长大成人、拥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任务。
但他没有完成、甚至没有着手去完成这一任务。
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
■张军
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进入了一个反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反讽作家层出不穷，较老一代的如王蒙、张贤亮、张洁等人；后起的如莫言、残雪、马原、贾平凹等人；新起的如陈染、王朔、孙甘露、韩东、述平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反讽艺术家们，以各自不同的言说方式，反讽着社会和人生，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参数。而在这些反讽作家们当中，我觉得，莫言，作为一个一直保持着旺盛创作劲头的并不很年轻了的青年作家，他的反讽艺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莫言的反讽生涯，我以为始于《红高粱》系列之后。在《红高粱》时期，反讽的意味几乎难以找到，可以找到的只是物化的感伤和泥沙俱下的浪漫。然而到了“梦境”时期，也就是《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耳朵》、《战友重逢》、《模式与原型》、《梦境与杂种》等作品时期，反讽就开始了，这可能与他此时期偏爱蒲松龄有关。有这时期，他除了仍保持着过去的浪漫感伤之外，是“梦境”横生，荒诞离奇，充满寓言色彩。若仅就这时期的莫言在“反讽”上的表现做些文章，估计做他几万言没问题。然而，若以后来相比，此一阶段的“莫言式反讽”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大巫，就是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有人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史诗。我认为，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一部“反史诗”来得准确，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有一种强烈的反史诗，或者说颠覆史诗的味道。这种味道，或许就是这部长篇得以成立的根本。这个根本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言说方式的爆炸性、情境构成的魔幻性和结构策略的戏仿性——而这些，则构成了《丰乳肥臀》的总结性反讽：浪漫反讽。
一、言说方式
莫言的言说方式，是一贯的泥沙俱下，可是在过去也就是泥沙俱下而已，并无更多的预谋。然而到了《丰乳肥臀》，就不一样了，以前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同时，又掺杂进去的东西像无数的炸弹将浪漫变成了鬼哭狼嚎，将过去那种充满天地间的豪气变成了烟尘弥漫的雾气。在这里，“泥沙”仅作为一种表象而存在，骨子里是另一回事，这就涉及了一个表象与事实相对照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反讽”得以建立的基本要素之一，在这里，对照的双方越强烈，反讽的意味就越鲜明。在此，我们先拿出众说纷纭的题名进行一番分析。
无疑，莫言在这部长篇的题名上是严肃的，他发表于《光明日报》上五千多字的解释性文章，便说明了这一点。在那篇文章里，他说，他之所以用了“丰乳肥臀”这四个字做题名，并无借此“艳名”以哗众取宠之意，而是有着极为认真严肃的思考的：（1）寻找人类庄严的根本；（2）唱一支母亲之歌；（3）将母亲和大地用一种象征的物化形态联结起来。（参见《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第7版《丰乳肥臀解》）说实话，我读过这篇解释性文章后，很失望，我感到他的这三方面用意并无多少新鲜的东西，说句不太客气的话，这些东西早已被人言说过多少遍了，是个老掉牙的主题。我认为，题名的新鲜之处，不在这里。那么在哪里呢？就在题名本身。“丰乳肥臀”这四个字，乍看起来，是够媚俗够扎眼的啦，读者也确实对这种“媚俗”和“扎眼”做出了迅速的反应，这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单就从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评委们的评语中来看，就颇有意味。评委们当然是对《丰乳肥臀》做了肯定的，否则也不会同意将十万元大奖授予莫言。但在肯定的同时，也大多颇有微辞，比如“书名似欠庄重”（徐怀中）、“题名嫌浅露，是美中不足”（谢冕）、“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会引起歧义”（苏童）、“书名不等于作品”（汪曾祺）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莫言刺痛了国人。我以为，莫言当初在写下“丰乳肥臀”这四个字时，不会不想到这一层。他肯定会想到。想到了而又故意这么去做，这除了他的自我辩解性文学所言出的用意之外，我想，还会有另一层用意：故意刺激你们！实际上，莫言事后的一番愤慨之言，也确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如果觉得扎眼，恰好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把两个非常朴素的词赋予了某种异化的性质。如果觉得很受刺激的话，那说明我们每个人都被现代社会的这样那样的思想给异化了。”（转引自《北京青年报》1996年1月2日第8版《莫言在开什么玩笑？》）——这，实实在在是在玩弄着一个大反讽的把戏。反讽者莫言在此像苏格拉底那样在雅典街头一样佯装天真，嘲弄神经脆弱的芸芸众生，让他们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自以为高明，夸夸其谈，然后给他们致命一击，说：“你们异化了！”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正人君子感到扎眼，原来是你们自己心里龌龊，见不得美的阳光。这确实让人开心，让人感到莫言充满智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莫言没能就此“智慧”到底，像苏格拉底那样一直佯装下去泰然下去，而是在一片唏嘘声中，慌了神，乱了阵脚，急忙跳出来，声泪俱下地“解”了它一番。这，又实在是把事情倒了过来，造成了反讽的“反讽”，令人啼笑皆非，这说明莫言在这个问题上还不那么自信。
与对题名的不自信相比，在文本的言语运作中，莫言则是自信无比了。地毯式的言语轰炸，是自信的表现之一。读这部作品，总的感觉是：莫言像个疯子，或者言语狂。他从头至尾，沿着中国百年历史的海岸线一路轰炸下来，让你没有喘息的机会。你在其中感到的，不是愉悦和享受，而是痛苦、绝望和恶心，你疲惫不堪，认为是一场灾难。然而，若让你逃离这种灾难，你又不能，因为灾难中魅力无穷，就像荷马史诗中俄狄修斯路过人头鸟身怪物所居的塞壬妖岛时所遇到的情形一样，你被莫言这妖怪的歌声迷住了，你不愿堵住自己的耳朵，甘愿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痛苦地倾听。那么，莫言这妖怪的歌声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以至于使得你如此痛苦又如此不舍？我以为，在于他的言语轰炸的高超技巧：杂语共生，在不协调中寻找协调。在这里，莫言根据不同地段和地势的需要，运用了型号不同的炸弹，让它们炸开不同的花朵。具体讲，就是文学语言与日常用语、脏话、隐语、政治术语、商业用语、流行歌曲、谚语、民谣等杂糅相交，共铸于一炉，这就如同将一群要求安静的大熊猫同一群喧闹不止的猴子以及嗜血成性的豺狼和专食腐肉的秃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彼此互相矛盾、争吵和撕咬，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比如在第六章第八节就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是要嚎叫的一代，嘶哑的喉咙镶着青铜，声音里掺杂着古老文明。”“黄鹤一去不复返，待到黑天落日头，让你亲个够。啊欧啊欧啊欧欧。”“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张饼，中间卷大葱。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这种喧闹，让你浑身不自在的同时，似乎又让你想到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想不起；你是被愚弄了，还是被赋予了某种权利？说不清楚。作者本来也没想让你清楚，他只是以这种似乎不可能的组合方式，将不可能的然而又是最最可能的东西组合起来，像交响乐一样构成一张言语的巨网，将你网进去，让你在其中挣扎，在命名与价值判断之间晕头转向，去体味言语狂欢背后所蕴涵的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反讽意味。
二、情境构成
说《丰乳肥臀》的情境构成具有魔幻的反讽意味，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尤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确，莫言的创作深受拉美的影响，这无须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到了《丰乳肥臀》，莫言的“拉美”味儿就更浓了。这么讲，并不是说莫言在一味地模仿马尔克斯，一味地食洋不化。不是这样的，若如此，莫言也就不成其为莫言了。莫言之所以是莫言，就在于莫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囫囵吞枣之后（这包括吞马尔克斯和吞蒲松龄之两颗枣），已经将拉美的魔幻同中国的魔幻结合起来了，弄出了一个“莫言式的魔幻”。我们看到，在《丰乳肥臀》这部“莫言式的魔幻”作品里，莫言一方面将拉美的魔幻“中国特色化”了，另方面又将中国的魔幻“拉美化”了。在中国特色化过程中，拉美魔幻中关于古老的神话、传说色彩被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神奇和恶作剧；在将中国的魔幻拉美化的过程中，莫言所选中的蒲松龄，失去了那种特有的理想境界。在蒲松龄那里，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往往可以帮助弱小的“正义”达到一种理想的美好境界，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到了莫言这里，美丑善恶本身就难以分辨，似乎也无须分辨，“报”就更谈不上了。所谓美好的结局，所谓理想的境界，若要谈起，就是无稽之谈。莫言正是这样，借着蒲松龄的鬼魅魔影和马尔克斯的神奇现实，演起他自己的戏。在他这里，开端是没有的，结局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一个个如灵魂出窍般的非人非神的男女，他们一个个溜出来，一次次跳着狂欢的舞蹈，直至筋疲力尽、直至殒命——很显然，这种极尽反讽意味的魔幻，只有莫言才能弄出来。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莫言关于人类命运的魔幻式反讽：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是作为一个抗日的草莽英雄出场的，却以一个日寇走狗的可耻形象下场；上官吕氏本来是上官家的统治者，是强力的象征，却反在强力的作用下跌到连狗都不如的地位，最后惨死在当初被统治者上官鲁氏的手中；上官领弟当初从鸟儿韩那里接受鸟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活命，不料自己竟中了鸟的邪气变成了鸟仙；日本鬼子进村本来是又杀人又放火的，却在进了上官家门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了上官鲁氏的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这里，人的命运像被施了魔法，幻化出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和结局，让人感到命运的无常和人类的渺小的可怜处境：你尽管勇敢尽管十八般武艺尽管挣扎，但是你最后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