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认定这个俗套故事正在指向作者一个更大的野心，即对五六十年代大陆强迫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之举的全面否定。“我撑着折叠伞，在一阵倾斜的疏雨中进了村。一个仄楞着肩膀的老女人正在横穿街道，风翻动着长大的衣襟，风使她摇摇摆摆。”探访暖家的描写酷似鲁迅的《祝福》的开头，它因“我”与暖的亲密关系而令人心碎。迎接“我”的“是那条黑爪子老白狗”，它是这篇小说的引子，同时也是“我”和暖的爱情见证。另一个迎接他的是暖的哑巴丈夫，“他用土黄色的眼珠子恶狠狠地打量着我”，“嘴巴歪歪地撇起，脸上显出疯狂的表情”，“口里发出一大串断断续续的音节”。为命令暖品尝“我”带去的糖，哑巴“左手揪住暖的头发，往后扯着”，“硬塞进她的嘴里去”。他对所有与暖接触的男人都充满警觉仇恨，但因暖的解释，他又把“我”当作同乡知交，与“我”海量喝酒。暖与丈夫的关系已窥全貌。接着是暖三个哑巴儿子登场：“却见三个同样相貌、同样装束的光头小男孩从屋里滚出来，站在门口，用同样的土黄色小眼珠瞅着我，头一律往右倾，像三只羽毛未丰、性情暴躁的小公鸡。孩子的脸显得很老相，额上都有抬头纹，下颚骨宽大结实，全都微微地颤抖着。”小说还叙述了人畜杂居的庄院情景。前面作品内容已尽情展现暖花朵般年龄时的清纯可爱，连路过此地的蔡队长都被她的美貌吸引，亲了她，还虚头巴脑地许诺招她当兵。这也许只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青年军官的空头支票。小说前后部分反差很大，它们因我的探访而异常突出强烈。她与哑巴是无爱的婚姻，经常被后者暴打，连三个儿子都是哑巴。这个情节设计尽管有点矫揉造作，但作者仍然顽强地在向读者宣示：暖的现世和未来都一片糟糕。暖的命运并非山东高密西北乡的偶然个例。中国70年代乡村生活的凋敝、闭塞和贫困，无数像暖这样穷苦的妇人徒然挣扎的现状，在当时非常普遍。“197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农村粮食严重不足，有人发现农民的变相‘偷窃’在很多地方已很普遍。连1985年莫言创作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也明目张胆地写到黑孩70年代偷生产队萝卜的事情。1979年9月国家允许‘包产到户’的政策才开始施行，所以《塔铺》写1978年王全放弃高考以超时割麦和其他劳动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更证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危机和即将出现的历史终结。”由此知道暖命运之落入深渊并非缘于秋千架的偶然断绳，它的真正症结乃是充满乌托邦幻想的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村造成的巨大危机。70年代的农村像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像荡在半空中的秋千架一般，随时都会万劫不复。
在许多对话和访谈中，莫言都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感，这为《白狗秋千架》作了最好注脚。他说：我这篇小说（笔者按：指《透明的红萝卜》），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刚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写这段生活。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是那样黑暗，要正面去描写这些东西，难度是很大的。
当记者问：“为什么对于家乡，对于农村，你会写得特别好”时，他回答：这恐怕与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有关系。尽管我骂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但我没有办法割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
他在创作自述中，更是情不自禁地向人们打开痛苦记忆的河流：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我们夏天在酷热中挣扎，冬天在严寒中战栗。一切都看厌：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有鸟飞出了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开到海角天涯。
莫言1955年出生，1976年当兵，这一段正是中国大陆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从酝酿、发动到高潮，对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破坏最为剧烈彻底的时期。按讲，与家乡亲人生活了二十年的人远离故土，一定会恋恋不舍、泪流满面并且刻骨铭心，因为这意味着他的诀别。可莫言的反应却是“连头也没回”、“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莫言显然不会不爱故乡，不爱他的父老乡亲，但是贫困的确给他造成了太多伤害和侮辱，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这一切并非只是由于贫瘠的自然条件，这种灾祸乃是一种人为和故意的原因的时候。自述写到他的当兵，恰好与小说写“我”与暖的当兵故事构成了某种互文性；自述写到“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个人生活背景便转换成小说女主人公暖的生活背景。有时候，我们还真不知道这是真实的人生故事还是来自小说的虚构，这些真假不分的叙述在农村题材小说家笔端经常发生。
看到来访的男友已是“成功人士”，暖心都碎了。虽然这种心理有点儿无耻，因为她早有家室。她用心打扮，穷其家中所有只为讨男友欢心，但这种矫揉做作的装扮在我眼里，反而衬托出异常美丽的光辉。一对悲苦年代的可怜恋人默然相视却不能深情拥抱，耳鬓厮磨，这种情景足以触发遗憾以至于伤感。“暖用双手交叠在腹部，步履略有些踉跄地走出屋来。我很明白了她迟迟不出屋的原因，干净的阴丹士林蓝褂子，褶儿很挺的灰的确良裤子，显然都是刚换的。士林蓝布和用士林蓝布缝成的李铁梅式褂子久不见了，乍一见心中便有一种怀旧的情绪怏怏而生。穿这种褂子的胸部丰硕的少妇别有风韵。暖是脖子挺拔的女人，脸型也很清雅。她右眼眶里装进了假眼，面部恢复了平衡。我的心为她良苦的心感到忧伤，我用低调观察着人生，心弦纤细如丝，明察秋毫，并自然地颤栗。不能细看那眼睛，它没有生命，它浑浊地闪着磁光。她发现了我在注视她，便低下头，绕过哑巴走到我面前，摘下我肩上的挎包，说：‘进屋去吧’。”在悲痛欲绝的气氛中，作者莫言竟让男主人公注意到恋人“胸部的丰硕”和“别有风韵”，这种描写显然超出了色情意味，而变成一种明显的调侃冷嘲。他这种叙述来自个人风格，不过也可看出对那个悲苦年代的不屑疏远，总之那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乡村作家的阴暗心理。1985年青年作家莫言刚满三十，其叙述功底已经不能小看，他左右逢源，暗藏机锋又圆融含蓄，直逼他文学生涯的高潮。在笔者眼里，作家二十多年前完成的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等等，其艺术成就实际不比批评家津津乐道的恢弘长篇《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稍逊风骚，其作品布局细密紧凑，语言更为干净利落，而不像后来那样文字思维随意飞腾，不加约束。这一代作家的中篇功底，确实明显要高于长篇。事实上，《白狗秋千架》已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全部农村成长史的微缩胶卷。他个人的文学才华早已尽藏其中。
但暖无意理会“我”的挖苦和心理优越感，她坚决要索回自己失去的十年，她想借通奸还给命运一个公平，而非农村简单粗陋的男女私情。农村合作化运动已经落幕，暖要绕过这荒废的十年重寻如花似玉的自己。这时小说已经串连起散乱的线索，带着读者直接走进作品的中心：高粱地。我读到这里，心已开始在微微颤抖。这个极其绝望又极其温馨的结尾，终于使我们对残疾少妇刮目相看。依然是他们爱情见证的白狗在前面引路，暖到乡镇给孩子裁衣服纯粹是个阴谋，她要与男友交媾，并怀上他的孩子。但你感觉我的心情也在飞翔，就像莫言当兵离家希望卡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的心境一样，此时躺在高粱地的暖正是他这篇小说的目的地。作为研究者，这是我距离莫言和小说主人公最近的地方。我几乎听到了他们不均匀的呼吸。当年美丽姣好的暖，此刻已落魄到这种地步，她诱引“我”到高粱地与她交媾并非只为错失的爱情，并非为满足性欲，也并非仅仅为生下一个健康孩子，这是一个贫困的年轻少妇对无常命运的“绝望的反抗”，是作家莫言借这可怜妇人对农村合作化运动饱含眼泪的最尖刻的嘲弄。
看到她坐在那儿，小包袱放在身边。她压倒了一片高粱，辟出了一块空间，四周的高粱壁立着，如同屏风。看我进来，她从包袱里抽出黄布，展开在压倒的高粱上。……
我浑身发紧发冷，牙齿打战，下颚僵硬，嘴巴笨拙……
“我信了命。”一道明亮的泪水在她的腮上泊泊地流着……
“你一走就是十年，寻思着这辈子见不着你了。”……
莫言许多小说中都曾出现高粱地的情景，那是在用先锋技巧描红革命、抗战和生命欲望等等。但这回不同，他认为应该回到生活，回到小说具体细节，这种写实的真实程度令人颤栗。
我认为要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接受这种野蛮的性要求也许过于残忍，可能他也不愿意与这个残疾的妇人性交，但有一种命运驱使着他，在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像曹禺话剧《雷雨》里发生的情景。
我深深地垂下头，嗫嚅着：“姑……小姑，……都怨我……
“你也该明白……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
天地良心！我不知道读到这里外国学者会有什么反应，海外学人会有什么反应，反正我这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年代的中国人现在无话可说了。不过，我不会像过去那样读小说了，我会冷静观察小说的历史来路，它的细密纹理，它在一个单纯故事中所呈现开来的多层结构。这个结构里，有“我”和暖的十年，有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三十年，也有中国农民史的两千年。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多层次的仓库货架。它好像是秋千架造成的，也好像是合作化造成的，还好像是农民史造成的。暖的经验认识使她看不到这些因素。其实连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视野也是十分窄仄的。我们不过是这多层次历史货架的另一拨造访者。暖的恳求可能来自20世纪的1985年，也可能来自明朝，她在小说里说：“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