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同铺。敷陈渲染，排比夸张，以造成夺人之声势，这是敷张扬厉。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篇，是一篇完整的外交檄文，有如我们现在说的外交照会，它呈现出与《左传》其他行人辞令完全不同的修辞风格。成公十一年，秦、晋两国在令狐会盟。会盟之后不久，秦国马上策动狄、楚攻晋。晋人一怒之下，派吕相使秦，与秦国绝交。吕相历数秦国对晋国的不义行径，又直斥秦桓公的背信弃义，最后说明晋国与秦绝交是忍无可忍，势在必然。这篇辞令一开始便致力渲染气氛，甚至虚构事实，夸大罪状，以制造对秦的怨恨，为了增强气势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又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且遣词用字颇有变化，参差错落，波澜起伏，有很强的感染力。
（十五）拟人为物
将人拟为物，或将物拟为人，可称比拟。行人辞令中亦不乏其例。如：吕相绝秦：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
“蟊贼”本为吃禾苗的害虫，此指晋公子雍。此为拟人为物。又如：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定公四年）
将吴国比拟为封豕长蛇，亦为拟人为物。以上两例都有比喻之意。
（十六）引经据典
行人辞令中引经据典之法最常见，或明引，或暗用，极其灵活。最常用的首先是引用《书》、《诗》。如成公二年宾媚人出使晋国，三引《诗》句以驳晋人，增强其反驳的力量。不过在行人引《诗》之时，赋诗断章之法最为习见。常是借《诗》之章句，断章取义，以为我所用。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是也。还有的是暗引经典，如：上介芋尹盖对曰：“……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哀公十五年）
“事死”句语出《礼记·祭义》和《中庸》，芋尹盖不言书名，是为暗用。再一种是引用王命或先王之制，如：宾媚人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成公二年）
这是暗引王命：以不孝令诸侯，违背“王命”。又如：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襄公二十五年）
这是子产引“王命”驳晋人“何以侵小”之责。又如：郑游吉吊，且送葬，对曰：“……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昭公三十年）
这是郑游吉以“先王之制”反驳晋国“吊丧无贰”的责难。引经典为训，持之有故，信而可征，严谨郑重，又使辞令典雅华美，常产生意外的效果。
（十七）曲指代称
这也是委婉的修辞艺术。行人应对，不敢指斥君王，因此曲指以代称，表示尊敬。如：公使展喜犒师，……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僖公二十六年）
（魏绛论和诸戎）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公四年）
晋韩宣子聘于周，王使请事。对曰：“晋士起将归时事于宰旅，无他事矣。”（襄公二十六年）
郑伯使游吉如楚。子大叔曰：“……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襄公二十八年）
例（1）中之“执事”，谓君王手下的办事者，此代称齐侯；例（2）中“仆夫”，指代君王；例（3）中之“宰旅”，本指冢宰之下士，指代周天子；例（4）中之“下执事”，指代楚君。此几例，皆表谦敬的曲指，例（4）在“执事”中又加“下”字，可谓谦之又谦。这一类曲指，在委婉之中又显出几分儒雅。
（十八）巧用隐语
隐语即暗语，亦即谜语。《左传》行人辞令中的两则隐语均用得非常巧妙。且看：楚子伐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麯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绖，哭井则已。”（宣公十二年）
还无社是人名，萧大夫还无社向楚大夫申叔展求救，还无社认识申叔展，所以向他求救。申叔展问以“麦麯”，麦麯是酿酒用的酵母。“山鞠穷”，即产于四川的中药川芎，二者皆可用来御湿防潮，申叔展暗示还无社逃于泥中以躲避。但还无社不解其意，所以回答说“无”。还说“河鱼腹疾”，也用比喻，意为水湿容易得风湿病，申叔展又暗示还无社逃到低下处。还无社终于领悟，于是回答藏于枯井（眢井）之中，终于得救。这里一问一答都用暗语。再如：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粱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哀公十三年）
吴军中缺粮，于是向鲁人求救。不好明说，只得用暗语。“粱”指细粮，“粗”指粗粮，“庚癸”喻下等货，暗指粗粮。申叔仪说，吴王服饰华丽，我却没什么佩挂的，吴王有美酒，我却只能干瞪眼。他是以此为暗语向鲁国讨粮。公孙有山也以暗语回答说答应送粮给他。以上两例之隐语，谲譬以指事，虽辞浅会俗，亦平添了不少情趣。
这里把《左传》的修辞手法概括为十八种。这些修辞手法和我们现代的修辞手法有一些不同，可能更宽泛一些。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宋代人陈骙的《文则》，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讲修辞的书。综上所述，《左传》行人辞令之修辞艺术，实经过精心锤炼的结果。其中虽不免《左传》作者之润笔，然亦得之于行人辞令原有之本色。纵观《左传》行人辞令之神品妙品，其修辞艺术之摇曳生姿、丰富多彩，说明时人之修辞技巧，已臻相当纯熟之境。
《左传》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之纵横之学，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令之极也。”章氏所言，极中肯綮。《左传》行人辞令之变化机巧，闳丽巨衍，如修辞艺术中之委婉蕴藉，折之以理，陈之以势，服之以巧，针锋相对，绵里藏针，乃至排比对偶，虚构夸张，铺张扬厉，至战国皆为纵横之士所袭用，且有更大的发展。如苏秦、张仪之游说之辞。苏秦游说六国合纵之辞，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夸说六国之强，并用一系列的排比句式，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形成江河直下之势，完全是一种铺张扬厉之风。张仪游说六国，则极力夸说秦国之强，并从六国破亡之后的惨状来威胁对方，侈陈利害，完全是危言耸听，陈之以势。苏、张辞令的风格，在《左传》行人辞令之“吕相绝秦”篇中已开其端。“吕相绝秦”，排比夸张，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甚至虚构事实，以求一逞，正是战国纵横之士铺张扬厉纵横辩难之风的先导。
（第四节 ）《左传》中的文学思想
春秋时，人们尚没有自觉的完整的文学理论著述，然而有关文学的观念与思想却已见端倪。一些片断的文学理论，散见于先秦时期的各类著作之中，如《易》、《书》、《诗》、《国语》及诸子著作之中。《左传》作为一部反映春秋时期社会面貌的历史著作，也保留了大量的春秋时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想。其中不少文学思想，对后代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讲实用与重功利的文学观
先秦人的文学观，最先是从“文”的概念中发展而来的。《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传》曰：“物相杂，故曰文。”“文”，本是“花纹”的意思。“花纹”的作用在于装饰，故又有“文饰”之称。有“天文”，有“地文”，有“人文”。语言是表达人的内心思想的工具，对内心思想的表达有修饰作用，即如《释名》所说：“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故又称为“文辞”。《左传》中说：“言，身之文也。”（僖公二十四年）作为一种外在的修饰，人们当然会注意到它客观存在的审美作用，但在春秋时期人们的观念中，更强调的是审美客体所具备的内在道德与教化礼仪意义。“服美不称，必以恶终”（襄公二十七年），如果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美不统一，结果适得其反，甚至会“甚美必有甚恶”（昭公二十八年）。所以，从春秋时期人们的审美取向来看，文学的观念从它萌芽的阶段开始，便带着强烈的为政教服务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人的语言可称为“文辞”，即有美化人自身的作用，但是当它的实际功用被淹没时，文辞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介之推说：“身将隐，焉用文之？”（僖公二十四年）在春秋时期，言辞这个“身之文”，其社会作用是巨大的，晋公子重耳要出席秦穆公的宴会，子犯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因赵衰善“文”，使重耳取得秦穆公支持而回国即了君位（僖公二十三年）。郑国献捷于晋，因向以善辞令闻于诸侯的子产的一番宏论而免除了晋霸的责让。所以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襄公二十五年）文辞之功用如此，无怪乎春秋时人特别重视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了。
春秋时期人们对文辞的重视，以至抬高到“不朽”的地位，即所谓的“三不朽”说。“三不朽”说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国的叔孙豹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与“立德”、“立功”鼎足而三，虽位居其三，但却超出了世禄公卿之位。“三不朽”，说在文学观念上的重要意义，一是表明“立言”之不朽，应该在“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叔孙豹所举的例子臧文仲，就是一个被认为既“立德”又“立功”的人，所以“即没其言立”。“立言”与其时代价值和社会功利是紧密相连的。二是开创了中国古代高度重视文学及其功用这一民族传统。“豹闻之”，说明此乃当时普遍观念，即已形成一种共识，甚至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影响到人们对著述立言的重视，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驰说、著作蜂起的局面的形成。及至汉魏，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理论，亦托宇于“三不朽”之说。这些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文学的发展。
春秋时期人们对文学讲实用重功利观念的具体实践，最主要体现在对《诗》、《书》的运用上。这在《左传》有大量的记载。“诗”、“书”的作用在于补察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谏失常也。”（襄公十四年）诗书礼乐，箴颂百艺，皆为教化的工具。“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与礼乐德义并枝而生，互为表里，诗书就是礼乐德义的载体。鲁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认为郤縠“说（悦）礼乐而敦诗书”，因而推荐郤縠为晋国中军帅，并非认为郤縠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修养，而是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德行礼义。既然这样，在春秋时期人们的眼里，像《诗三百》这样的作品，就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只是政治教化的需要，于是，“赋诗言志”的功利性用诗，便常见于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中。
春秋时期人们的“赋诗言志”，主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襄公二十八年）；一是“歌诗必类”（襄公十六年）。“赋诗断章”，则完全不顾原诗的整体内涵，而只取迎合己意的只言片语。“《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定公九年）。“歌诗必类”，一方面是必须与乐舞相配，另一方面是特别重在表达本人的思想。齐高厚之诗不类，引起晋荀偃之怒，诸侯将“同讨不庭”（襄公十六年）；郑伯有在宴会上赋《鹑之贲贲》，赵孟讥为“床笫之言”，亦属“不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所谓“赋诗言志”，只能是取其实用与求其功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