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热门文学现象，也是继“红学”、“鲁学”、“钱学”之后的又一门显学。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由“张爱玲现象”引起的各种讨论和论争，无论在海外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界从来都没有停息过。这些论争有学理上的诉求，也有政治文化身份的质疑。本文重新审视“张学”研究过程中的各种论争，力求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做出梳理，再现张爱玲研究历史上不同观点的交锋。这些不同的观点，既有学理上的冷峻阐发，也有感性笔墨的温情着笔；既有弥漫着浓郁历史感的愤怒记忆，也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自信阐述。把这或推崇、或批评、或别有幽怀、或满腔感慨的文字综合在一起，也许能给人一个真正多样性的、血肉丰满的张爱玲。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张爱玲研究的论争中，主要出现了四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交锋。第一次交锋发生在“张爱玲现象”的缔造者和张爱玲地位的奠定者夏志清和台湾文评家林柏燕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对于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以夏志清为首，包括水晶、王德威等人在内的研究者都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尤其是夏志清，几乎将张爱玲的地位提高到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无人能及的地步；持相反观点的主要是70年代台湾文评家林柏燕和王拓。他们的反对观点主要体现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和《从另一个角度谈张爱玲的小说》等论文中。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和台湾作家朱西宁以及王翟、银正雄之间。唐文标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的《张爱玲研究》和《张爱玲杂碎》两书体现了他在张爱玲研究和资料搜集上的勤奋，但是唐文标的努力是想更全面更具体地批判张爱玲。他的批判主要在“文学功能论”和“殖民地作家论”两个方面。对前者的反应有银正雄的《评唐文标的〈论张爱玲早期小说〉》和王翟《看〈张爱玲杂碎〉》，后者有朱西宁《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坛，围绕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确定，以张泉为代表的“挺张”与以陈辽等人为代表的“批张”一方形成激烈的交锋。双方往来的论述文章较多，主要有张泉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和陈辽的《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张爱玲的历史真相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等文章。相关的文章还有古远清的《海峡两岸“看张”的政治性和戏剧化现象》等。
第四次争鸣是21世纪初，香港的刘再复再次针对夏志清给张爱玲的文学史定位提出质疑，并因此谈到文学史书写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他的观点体现在长篇论文《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对他的辩驳观点也有自己的回应。
第九章 林柏燕、夏志清、水晶等关于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论争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坛红极一时，由于胡兰成的汉奸背景，她在40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50年代初出走香港，后又赴美。其间的创作再没有达到40年代的高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给她以很高的评价，随后有水晶、王德威进一步发展、阐述，遂引起海外的张爱玲热。对于张爱玲的这一定位，台湾主张写实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却有他们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一方面认可张爱玲的文学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从五四以来写实主义的角度讲，他们认为张爱玲还达不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的地位。
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他的小说史写作，一反大陆文学史写作模式，把那些在大陆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师陀、张爱玲等一一打捞出来，还他们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得到肯定的一面。在论述张爱玲时，夏志清不惜破例给张爱玲42页的篇幅对她的作品进行评析，并大胆断言，“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在把张爱玲和珍·奥斯汀对比时，夏志清说她们“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从张爱玲“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的悲哀。”夏志清借鉴“新批评”理论对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做了细致的分析解读，从文字、色彩、音乐、意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微妙把握几个方面，给读者做了介绍总结。他从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入手论述《金锁记》，断言《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是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对于张爱玲的长篇小说《秧歌》，则“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本来，能把张爱玲单章论述已是惊人，且所用篇幅远远超过对鲁迅的论述（论述鲁迅仅用26页），再加上评论地位极高，似乎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无人能够比得上张爱玲的创作。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出版就很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此后张爱玲研究热也是发端于此。
在给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作序时，夏志清再次强调“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后来，张爱玲逝世后，夏志清写了《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一文。文中，夏志清仍然认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张爱玲创作力之衰退，“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小说家’”。可见，不管是“最优秀最重要的小说家”，还是“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夏志清都给张爱玲以很高的文学史定位。
20世纪50年代，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经由夏济安翻译并刊登在台北《文学杂志》，在台湾掀起了张爱玲热。更进一步地使人们了解张爱玲作品的是水晶，夏志清在为水晶的著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作序时对自己和水晶在发掘和提升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上不无自豪，他说：“杜牧为李贺诗稿写序，李商隐为他作传，都是建立李贺声誉了不起的功臣”，言下之意是自己和水晶都是建立张爱玲声誉了不起的功臣，可见水晶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的地位。
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汇集了三类文章：访问记、书评与读后感、论文。其中《蚕——夜访张爱玲》，具体介绍张爱玲和他长夜交谈的细节，很多地方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比如，张爱玲告诉他，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半生缘》初次问世便是用这个笔名发表的，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轰动。还有，她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况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可供作者发挥的余地太少。其他的文章有的运用新批评手法分析张爱玲小说的意象与象征运用之高妙，如《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泛论张爱玲小说中的镜子意象》，《雨过河源隔座看——张爱玲〈半生缘〉中雨的象征》等文章；有的则用神话结构分析，如《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从美人祸国的神话系统中得出《倾城之恋》是“祸国殃民”的“倾城美人”的现代版；而在《潜望镜下一男性——我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则推崇《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五四以来，写男性心理最成功的角色”。论文把张爱玲与五四时的新文学作家相比，“遍观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实在不容易找到第二个作家，在性和男性心理方面下过如此这般一番功夫。”同时，水晶在《炉香“袅袅”仕女图》中用横比的手法把张同西洋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作比较，认为张爱玲和詹姆斯一样，是一位别具匠心、洞察人心世情的作家。水晶从文本细读上给张爱玲的小说以准确的把握，在实绩上为张爱玲的小说成就之高做出了论证。
水晶的这些文字，较之夏志清，少了一些政治偏见，更多的是就文学作品本身做解读。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做法，打下了以后“张学”的基础。他虽然没有像夏志清那样明确断言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但是他的研究张爱玲的著作显然是想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批评体系。夏志清在为他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时明显地带有一种历史评价在里面：“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
20世纪末，王德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张爱玲创作特色进行整合梳理，结合当代小说家的创作，为“张迷”们勾勒出一幅以张爱玲为“祖师奶奶”的作家谱系图。这个谱系图涵盖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一批作家。在王德威的笔下，60年代开始，私淑张爱玲并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和施叔青。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北的众生相，极能映照张爱玲的苍凉史观。而施叔青则从不避讳自己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70年代，香港的钟晓阳推出《停车暂借问》，把一部世情小说写得老练沧桑，简直是《金锁记》的翻版。到70年代后期，台湾的年轻作家，包括朱天文、朱天心、蒋晓云、林俊颖、林燿德、杨照等人的作品，皆有张爱玲的影响在。80年代以后，张爱玲在大陆重新登台，景仰张爱玲风格者也不乏其人。写有《棋王》、《树王》、《孩子王》的阿城，就不止一次推崇张派艺术，而最能传达张爱玲特色的则是苏童和叶兆言。女作家则当推王安忆。
对夏志清——水晶——王德威等人在张爱玲研究上进行的体系建构，给予回应的是台湾文评家林柏燕和王拓。陈芳明在《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的撰写》一文中，曾提到这一回应的时代背景：“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出版于1973年，当时台湾社会正处于内外动荡的局面。台湾知识分子都孕育一股强烈的危机意识，也因此对台湾本土文化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关切，当时台湾作家的美学……建基于台湾的现实环境之上，同时文学思潮也偏向于写实主义的表现。因此，对来自海外学者的文学批评，也相对具备了高度的敏感。”
林柏燕的批评观点即是建基于这样一种美学背景之上的，台湾要拥有本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就必须对张爱玲这种外来的、对台湾正在形成的文化/文学方向构成威胁的文学有所警惕，他的观点主要体现在论文《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中。针对张爱玲在一批留美学人之间的被广泛推崇，他觉得“大有怀疑探索的必要”。林柏燕首先从中国文学演进的角度，认为夏志清把张爱玲捧成“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言之过早。在他看来，张爱玲充其量可以是五四以来重要的作家之一，但绝非唯一。而夏志清之所以没有把许多其他也可以是重要的、优秀的作家给以很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对张爱玲“偏爱”的原因。
正是从写实主义的立场出发，林柏燕质疑张爱玲在文学史上“最重要”、“最优秀”的地位。用陈芳明的话说就是，“他是以中国的苦难经验去考察张爱玲的作品内容”：“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战乱与苦难，而我们的作家在随波逐流之下，又有几个人能以‘最重要’、‘最优秀’而当之无愧？”因此，对于作家身份的认定，林柏燕认为“最后的价值判断者，则是伟大的‘时间’”。为了能真正看清张爱玲的成绩，林柏燕对张爱玲的作品做了统计和分期：张爱玲的作品，计有小说《秧歌》、《赤地之恋》、《怨女》、《惘然记》及《短篇小说集》（《传奇》重印本），其他散文集有《流言》，剧本《倾城之恋》、《太太万岁》、《未了情》、《情场如战场》、《南北一家亲》等和一些有关红楼梦人物的论著与《老人与海》的翻译。在以上的作品里，无疑的，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仍以小说为她的重要作品。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约可把它分成三个时期：（1）上海时期——《传奇》（短篇小说集）。
（2）香港时期——《秧歌》、《赤地之恋》。
（3）美国时期——《怨女》、《惘然记》。
在这些小说里，个人归纳张爱玲的特色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