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犁书上海人，2007年赴美国纽约大学读书，2008年教育学硕士毕业并取得纽约州商业英语教师资格证，曾任英语老师。现就职于一家律师事务所。
一直很想写点东西，写点关于自己在纽约四年多的点点滴滴。但真的对着Word空白页时，我才惊觉自己文字的苍白和贫乏。四年来，每走一步都是一次转身，不华丽，撕开外面的表皮，只感觉一段阵痛和几分无奈。所以，请不要介意我那只言片语的拼凑。
2007年8月6日，我拿着New York University新闻系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和I20，第一次踏上美国。但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我的第一站不是自己的学校NYU所在地，而是另一个海岸的旧金山。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我来美国其实不全是为了读书，相反，玩性很重的我，想去美国的各大城市转转，不枉此行。我在国内做家教时认识了一个在旧金山开公司的single mother，她邀请我到旧金山住一个月，她负责吃住，我负责帮她带3岁的儿子。于是，我在22岁生日前一天，神兜兜地踏上了美联航的飞机。
在旧金山我过得不是很开心，毕竟我从没当过baby sitter。两个星期后，当我身上出现了被3岁孩子踢出的乌青块时，我的委屈终于爆发了。我买了张机票不顾一切地逃到了洛杉矶，在同学Andy的帮助下，混进UCLA的女生宿舍住了四天。
回想在加州的一个月，我非常感谢Andy，是他在洛杉矶陪着我逛了好莱坞星光大道，陪我玩遍了Universal Studio里的所有过山车，虽然下来后他脸色苍白上吐下泻，我内心充满了抱歉。他还和我倒了几趟车去Santa Monica Beach用沙子堆城堡。后来在我去机场的路上，Andy忽然问我：“我们还会见面吗？”我告诉他一定会的，虽然我自己心里也很难过。当然，我们后来在上海见了一次，又在纽约见了一次，这是后话了。
从洛杉矶回旧金山不久，我就要去NYU报到了。整个加州给我的印象就是：很温暖，很干净，很明媚……但我总觉得自己在挣扎，因为语言，因为生活习惯，因为那种漂泊不定的飘零感。旧金山到纽约的飞机上，我其实心里很怕，不知道纽约会不会和加州一样让我迷失，后来我才知道，加州的那种挣扎，只是一切痛苦的序幕。
飞机降落在纽约La Guardia机场。我在降落前抓拍到了日出后的纽约，画面定格在那么多的不顺，一下子向我涌过来——哦，纽约！通过朋友找好的房子，原来能破成这样，根本没法住人；我拿起箱子就走人，在纽约的街头无家可归，扮演流浪女孩的角色，尝到了流落街头的美国滋味。由于到学校晚了，注册、办学生证、选课、买课本、办手机、开银行账户、买电脑，别人一个星期完成的事，我用了一天全部做完。去Union Square买书，摔了一跤，膝盖肿到不能走路。唉！UPS把我的课本给寄丢了，由于英语不好，我给NYU bookstore和UPS打了无数电话愣是没打出个结果，双方责任推来推去，眼看都上课一个星期了，我连书都没法看……
如果说膝盖肿了能去医院，书丢了可以再买，这些能用钱解决的事都是小事，那我的last straw来得这么猛烈，让我几乎崩溃了——开学两个星期左右，Reporting New York program因为写作原因劝退了一个台湾女生。作为Reporting the Nation program里唯一的一个国际学生，我的直觉告诉我：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果然，新闻专业的那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痛恨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无良教授，每天都把kick you out放在嘴边，时刻提醒我——现在我还能留在这个专业是因为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如果我惹他不高兴了，他马上就能把我踢回大洋彼岸的“Red China”。我竟然没有胆量和他争辩，我所求的，只是能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学期，再度过之后的学期，然后顺利毕业。
拿着NYU的文凭回想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多少次夜晚在噩梦中惊醒，醒来的时候，胸口疼得厉害，枕头都是湿的。同时，我反反复复梦见在中国大学读本科时住的那间寝室，还有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幸福的回忆和苦难的现状，多么强烈的对比，多么强烈的反差，令痛苦变得更为痛、更为苦。记得有一天晚上下课后，大概是9点多的样子，我一个人在等地铁，当地铁开过来的瞬间，灯光照得刺眼，我脑子里升起了一个念头：跳下去吧，从此就解脱了……至今想起这段，心有余悸。留学，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磨难和绝处逢生的再生。
2008年11月，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那是一个星期日晚上，我踌躇了整整三个小时，然后把修改了十多遍的Email发到了教育系主任T教授的邮箱里。我想：如果被拒绝了，反正他也不认识我，不算多丢人；如果能被录取……这种幸福，实在是我不敢想象那是一个转折点。一年多后，我和T教授谈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认真地告诉他，当初他几乎是救了我的命，他却一头雾水。是的，这就是天意，你以为你做了一件不经意的事情，却改变了别人的一生。
拿到教育系录取通知时，我如释重负。我们新闻系最后一次聚会是去Newark看城市规划，那个新闻系的教授很high地说：我们下学期会经常来这里采访。我却靠着车窗玻璃，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心如止水。
再见了，新闻系！再见了，我的美国记者梦！
2008年年末的那个冬天很温暖，我在憧憬中度过了那个寒假。我去了华盛顿看了很多博物馆，又去佛罗里达看米老鼠和Key West；回纽约的时候，还顺带给自己找了一份暑假去北京、香港和曼谷免费旅游的肥差。
2009年的春季开学了，虽然好心的T教授给我转了8个学分到教育系，但面对教育，我是一张白纸。我第一次如饥似渴地读Chomsky和Kreshen的二语习得理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求，因为我真的想学好这个专业。同时，为了结束这种只进不出的日子，我想找一份oncampus job，顺便能办SSN。一开始眼高手低，总是找薪水高的工作，碰了几次壁才知道国际学生要找TA/GA是多么不容易。
于是我决心脚踏实地，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时薪7.25美元的工作，一周工作20个小时。后来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小师妹告诉我，图书馆的老板一直感叹我是她见到过的读书最轻松的学生，每天都要工作四五个小时，晚上上课，考试居然还都是A。她只是不知道我在新闻系的挣扎罢了，我心里如是想。如果说新闻系是一场苦难，那也是一份经历，熬过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简单透彻。
2008年5月中旬，我从JFK机场离开了纽约，飞回我的故乡上海。这次回去其实不是为了看爸妈，而是身兼了两份overseas program的工作——一份是给University of Miami的亚洲采访新闻课程做program coordinator，另一份是给T教授在上海举办的summer课程跑腿。短短两个月，我从上海窜到北京，再窜到香港，再窜到曼谷，再窜到西安，顺带还去了上海周边的几个城市。当然，我也了结了一个萦绕已久的心愿——在上海吃一顿麻辣烫，放很多很多的辣椒，就像读本科时经常吃的宵夜一样，辣到我泪流不止，却解释不清泪水为哪般流淌。
2008年7月31日，我的悠长假期结束了。那天中午，爸爸妈妈一起送我去机场，结果爸爸开错了路，眼看着飞机就要赶不上了，我埋怨爸爸，爸爸却说：“赶不上才好呢，你就可以不走了。”后来到了机场，我和爸妈告别后进安检，保安说我箱子里有可疑物品，硬是打开我的箱子检查。检查完了，妈妈从外面冲了进来帮我整理箱子，她一边整理一边说：“这箱子是我整理的，只有我放得回去。”
其实那时候T教授已经答应等我毕业后会帮我在纽约推荐找工作了，所以那次走，我也知道一旦开始工作了，下一次回家的计划就渺渺无期。但是爸妈是为我骄傲的，因为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我在美国平安，最好还能顺利拿到NYU的文凭。至于我一个没有绿卡没有关系的小女孩能否在美国找到工作，他们从没奢望地去想过。
回纽约后，我又在图书馆做了一个月。暑假里允许一周打工35个小时，我每天7个小时泡在图书馆里工作，为了赚50块钱而干得不亦乐乎。一到周末，我就去东北部的各大城市玩。直到开学前，我收到了T教授的邮件，说他很欣赏我在上海时的工作态度，所以他决定从下学期起雇我做TA，一周20个小时，每小时15元。
最后一个学期，我只需要修两门课。剩下的时间，我就一直在T教授那里工作。没事还会加加班，帮他剪一段漂亮的DV，或者设计贺卡，或者教他用PPT。久而久之，T教授误以为我是个勤奋的人，给我介绍工作时估计说了不少好话。当然，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后来的老板一定对我心灰意冷，而我也在失败中渐渐明白——其实不是我工作能力强，而是因为我喜欢在NYU的那份工作。记得NYU毕业前，我和T教授道别，他对我说：“我再也不会让别的assistant坐在我办公室里用我的电脑，偷吃我的零食了，因为没有人能超过你。”那一刻，我相信那是真心话。
我几乎是哽咽着毕业的，那种心情，既不是本科毕业时那种对未来的憧憬，也不是离开新闻系时的解脱，而是一种不舍。我一直相信，在NYU最后一个学期的好日子，是我用第一学期的痛苦换来的，命运就是这么公平，你苦过了，自然会甜一下，然后，继续苦一下。好日子终将结束，吃完了最后一顿farewell dinner后，我带着T教授送的礼物，连滚带爬地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曾经幻想过这份工作就是在NYU工作的延续，我会一直这么顺利下去，所有的人都会很疼爱我，对我的错误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但生活不是韩剧，我也不是剧中苦尽甘来的女主角。生活就是：我，一个23岁揣着硕士文凭毫无工作经验的女孩，被一下子推到了30多个学生面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也属牛，比我整整大了三轮，还有人1980年就来了美国，而那时我连投胎的资格都没有。我不是那种天生具备威慑力和亲和力的老师，被学生气哭过，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过。我每天都在叫苦，但每次叫完苦，我会想想在新闻系的日子，然后我走上讲台，继续微笑着面对学生，直到有一天，或者我崩溃，或者我存活。
关于爱情：来美国后谈过恋爱，痛过一次。他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出现的，刚到美国时受了那些打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所以当他追我的时候，我在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本来以为我们可以这样相安无事平淡无奇地走下去，可他又在我生活开始顺利的时候背叛了我。我大哭了一场，然后，不再流一滴眼泪地离开。后来，又遇到了现在的他，在我们俩一穷二白的时候，他让我下决心走进City Hall。这没有隆重仪式的婚礼，还是让我感到高兴和珍惜。
关于友情：我在新闻系有过一个很好的朋友，也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她被劝退的时候，我比自己被劝退更难过。但后来她剽窃了我的论文，我第一次明白了在利益下没有朋友，所有的人都本着生存第一的准则。我理解她，但我不能原谅她。后来在教育系，我遇到了三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和我一起从上海外国语大学到NYU的同学，一个是和我一起帮Teaching&Learning工作的同道，还有一个是我现在的同事。很庆幸，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所以一直玩得很好。我们自封为四个“小主”，从新泽西BBQ玩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从St.Mart的Grand Sichuan吃到Flushing的火锅。后来，一个小主走了，剩下三个小主疲于奔命，只剩下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不时地在心底回荡一番。
这就是我这四年来走过的路，仅仅四年，却好像和我过去十年经历的一样多。这条路，我要继续走下去，不管开心或是忧伤，不管希望还是绝望，我只是想看看：我的美国路还有多远、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