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可以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差别来看曾国藩治军的高明之处。李鸿章以气态轻慢为曾国藩所诟病。从脾性上看，李鸿章暴躁而不求自羁，对人动辄恶言秽语，遇事易激，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亦是在曾国藩幕府时，一次与湘将彭玉麟会谈，说话中彭氏讥评“忽涉皖籍人士”，李鸿章针锋相对地回击，以至两人对打起来，“互殴相扭扑地”。及至晚年，李鸿章此性仍未稍改。由此看来，尽管李鸿章尝自我标榜修身养性方面颇“服膺”曾国藩，得其造就，但境界上终究大相径庭。有知情者以李鸿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而湘人“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来分析这方面差异根源，不无道理。
曾国藩的风范对群体精神习尚的塑造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军队风貌。曾国藩不但本人即“儒臣从戎”，“慎终如始”，而且治兵驭将之术，讲求兵事之法，亦兴为儒风所染。曾国藩强调为将首先必须具备“忠义血性”。这种“忠义血性”即靠封建伦理之道陶冶。所谓“上马杀贼，下马讲学”成为湘军一大特色。至于驭将之道，曾国藩强调“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即使对募作兵勇的憨朴“山农”，也标榜以“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的原则待之。在治军精神上，曾国藩“专主忧勤之说”，时人谓其“治军愀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意在防止骄纵嬉乐，即以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为诫。具体用兵曾国藩则极求“稳慎”，力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显出“儒臣”用兵打仗的风格特点。
第二，要员关系。不仅限于军内，从曾国藩与湘系其他要员，特别是独当一面、自成一支的诸多大员的关系看，更是以儒风垂范，他们既有荩臣辈“谋国之忠”的精神，又有“吾党”间“同心若金”的信义，相互倚重顾持，其情如同手足。像曾国藩与胡林翼之间，那种儒风弥漫的同党之谊，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湘系势力的崛起和维系，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湘系要员之间就没有矛盾，譬如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时争执得还相当恼火，以致引起局外者认为私人交恶的讥议。对此左宗棠颇感委屈和激愤，对家人说：“吾与侯？穴指曾国藩？雪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似之词，何值一哂！”所谓“道义刚大，言不及私”，所谓“宽仁大度”，“披肝沥胆”云云，这类宣示湘系要员之间关系的语汇，并非尽为虚谀。
第三，幕府状况。这一点也可以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体现出来。曾、李不同的风范特征已直接影响到作为其派系群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幕府。曾国藩幕府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儒风炽盛，有所谓“三圣七贤之目”。“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这是曾国藩自己的得意赞叹。李鸿章幕府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其所看重和延揽的人才，绝大多数是经理实务的专家。李鸿章为帅统军时期，幕府人员以经理粮饷、军械者为主体。李鸿章曾明确表示他“向看不起‘老幕’”，故其幕中很少有曾幕的那种文彦道学之士，更无那种儒风弥漫的氛围。
准确地说，曾国藩更像是军队里面的管家，真的要打仗，还是要李鸿章那种不择手段，或者左宗棠那种运筹帷幄。而曾国藩靠着自己的器度与修养，风头盖过了他们，把儒将的勋章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儒者气质
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贯穿在人的一生行为中。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时，就会深深感到他的显赫功业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关。
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强、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这种特征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记载中就有大量的反映。
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拙浑，即拙诚含浑。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以“拙诚”破“机巧”。钝拙又是与含浑有密切联系的。浑者，浊而不清也；也指糊涂，不明事理；亦有天然之意，如浑朴，浑厚，浑金璞玉。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曾国藩还经常将忍之涵养置放于时间与空间的大背景里来定位，这就使得他所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正因为有这种认识，翻开曾国藩著作，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等字眼随处可见。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平实，即平易笃实，是一种看似平淡、实则难持的性格特质。曾国藩认为，为人一要平和，二要求实。平和不仅可以养德，而且可以保身。“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求实就是要“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对一些文人士子的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言过其实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他用人时，比较偏爱用“乡气”重的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
曾国藩对人对己都重视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为什么要敬要恕呢？他认为，敬恕是做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则心志坚定而不放荡；能恕，则不为一己私利所蒙蔽。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早年在京城为自己制定的身心性命修养的日课表上，第一条就是“主敬”，即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曾国藩还将“恕”列为后代必须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
曾国藩天资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恒所致。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多卷；勤于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使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阴气，立身居家，做官治军，都是依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随则衰颓。所谓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认为治家要以不晏起为本。
人生在世，需要长相厮守的东西很多，居家过日子，最重要的莫过于守俭；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过于守廉。一俭二廉，自然成了曾国藩约束家人的道德规范。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终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廉需俭养，俭因廉生。所以，他反复强调做官以不要钱为本。做官而不发财，是守廉的基本之义。一旦决意从政，就要断发财之念。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为官之信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有这般清醒的认识和清楚的交待，反映了曾国藩恪守传统道德的封建士大夫风貌。
谦谨，即谦虚恭谨。怎样识别谦与不谦？曾国藩指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谨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面色。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之欲要谦谨，必得言语温婉。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宜慎，用词宜圆融，不要口气太大。四是随员。为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曾国藩文化性格特征的形成，在湖湘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湖湘之地由于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地僻民穷，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楚人倔强、执著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近世湖湘士人勇于任事、敢于牺牲的坚韧性格即由此而来，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曾国藩出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经过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理学观念的艰苦修炼，遂又体现出儒雅的、圆融的、高度教化的一面。曾国藩将两方面不露痕迹地融会在一起，于是就有了适应当时特定环境的儒雅的“血性意志”和性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