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他在描述周瑜的风采时说“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是十分具有画面感的一个描写，可以试想，周瑜站在长江南岸，从容不迫地作好战略部署，然后就悠闲地看着江北的曹军在大火中溃败，那种翩翩风度，着实令人倾倒。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词：儒将。那种指挥若定处变不惊的气度和优雅，就是儒将的特征。
仔细想想，“儒将”这个词，实际上十分没道理。这里面好像包含了一个文人儒生优越感的因素在其中：为什么其他的人指挥战争，就没有叫“某将”，偏偏儒生指挥战斗，就要称之为“儒将”？如果这是一种分类的方式，是否还应该有“道将”、“僧将”之类？我们经常看到的分类说法，只有“小将”、“老将”、“女将”，或者“虎将”、“猛将”、“福将”之类。
“儒将”到底是什么，是儒还是将？显然，这个词是要突出“将”的身份是“儒”，如果要以此类推，可以有“儒医”、“儒厨”、“儒盗”甚至“儒妓”。当然，这些词都是不存在的，现在经常使用的词里面，与“儒将”相关的，只有一个“儒商”。
为什么要把“儒”强调出来？纵观中国历史，儒生出身的人，能够领兵打仗并且可以独当一面立下赫赫战功的，不足五指之数，其中最为著名的，也就是东晋的谢安和晚清的曾国藩。也许是物以稀为贵，所以才要格外强调。不过，历史上真正的儒将，基本上也都是那个时代器度过人的宰相。
儒将和宰相这两个身份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共通之处？在中国的知识系统和政治文化里，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契合点，才能让谢安和曾国藩能够成为出将入相的大人物？简言之，宰相器度与儒将风采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巧合，还是必然？
2。谢安：矫情儒将
每一个时代，因为某种特定的社会风气，都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当一种风气弥漫在社会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进行模仿，就会形成一种风格。用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来说明，就像前几年流行的“唐装”，风靡一时，街上几乎人人都穿着一套，这是一种风气。不过，如果进行深度挖掘，不停留在时装这个层次上，而是在审美观念上下功夫，就会让唐装成为一种具有特色的着装风格。
当一种风气变成一种风格，人们耳濡目染，便会把这种风格印在自己的习惯与性格之中。这方面，最为著名的就是“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置身事外、矫情镇物”，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是有点“摆酷”的风格。不过，如果不知道魏晋风度的这个特点，只是去看一个一个具体的魏晋名士的生平，就会觉得他们个个都十分特立独行，如果知道了这个特点，就会明白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非鹤立鸡群的优越与孤独。
明白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后代看来怪诞乖张的一些行为，会在那个时代能够有生存的空间并且不为人所抵制了。东晋时代的名人们，最为普遍的表现，就是对政治的“漫不经心”，看上去好像都十分的无政府主义，也比较与世无争，好像大家都是圣人，不愿意出来做官。
事实上，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官，而是做官有风险。东晋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外患和内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屡屡南侵，东晋政权只能力求自保而无法反攻，能维持多久是一个未知数；而内部，几个大家族之间实行分肥制，轮流坐庄互利互惠，但也经常因为突然事件发生争斗。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为了自保，往往是家族利益第一，能维护家族的利益，可以不做官就不做官。不过到了后世，这种行为反而被当成一种人格象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指挥淝水之战的宰相谢安。
蛰伏岁月
谢安字安石，陈郡人。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渡江的北方士族中势力极大的一家。谢安的祖上也比较显赫，曾祖谢缵在曹魏时做过长安典农中郎将，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在西晋灭亡前后举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中央要职。
谢安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行事举止颇有大家风范。他四岁的时候，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王东海，名王承，东晋初年的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那个时候谢安还不过是一个孩子，为什么能得到如此的赞誉？这就是东晋时代的风气了，看人主要看气质，说白了，就是看言谈举止。如果落落大方，那就是典雅；如果洒脱不羁，那就是风流；如果毛手毛脚，那就是无趣了。而谢安，恰恰就是那种落落大方而且礼数适宜的孩子，就因为这样，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才十分受欢迎。
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濛、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被名士夸奖的，必定是非凡之人。因此，社会上把谢安看做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在青年时代却无意出来做官。为什么呢？当时正是渡江之后的第一大门户王氏权力动摇，而手中握有军事大权的野心家桓温逐渐把持朝政的时代。在那样的环境下，稍有不慎，以后就会给自己和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谢安采取了拖延战术，虽然朝廷公府屡次召他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
他名为养病，实际上却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年间，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庾冰的幕僚，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来，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吏部郎，谢安马上就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针对这些情况，上奏皇帝，说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该禁锢终身，从此以后再也不给他出来做官的机会。可是，一来谢家是当时的名门，二来谢安又和当时最著名的一些人物比如王羲之交往密切，所以皇帝下诏赦免谢安的这个“罪过”。
当时，谢安的堂兄谢尚担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因为家族里面已经有人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所以谢安也就没有必要出山去做官。
升平元年（357年），谢尚去世，谢安的哥哥谢奕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的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出来的。”这一方面是对自己名气太大的一种担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谢安的家族成员相继去世，出去做官维持家族在东晋王朝的地位这一任务迟早要落在谢安的肩上。
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谢万赴任。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升平三年（359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将，对他们厚言相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其实，谢安哪里是不想做官，只是不想自己出来冒险，在政治纷争里面站错了队伍而已。
东山再起
升平三年，谢安的名声愈来愈大，甚至有人说：“安石（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来，谢万因为兵败被革职，谢氏兄弟再无人担任高官。为了避免门户中衰，谢安便毅然决定出仕。谢安是谢家的最后一张王牌，是不到最关键的时刻不肯轻易出手的王牌，所以，他出来做官，说明谢氏家族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如果谢安不出来，家族的前途就将黯淡无光。
升平四年八月，谢安出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当时年已40了。桓温得谢安为幕僚，十分高兴。对左右的随从说：“你们可曾在我的僚属中见过这样有才能的人？”可见他对谢安的器重。
谢安最初官职不高，但颇有威望。曾推荐门生几十人给田曹中郎将赵悦子录用，赵悦子上报桓温，桓温让他录用一半，但赵悦子认为：“当年谢安在东山时，官府名流屡次催逼，惟恐他不关心政局人事，今天他自己举士，哪里有反而不用的道理。”于是，全部录用。
升平五年，谢万病逝，谢安归郡赴葬。不久转任吴兴太守，在职期间没有什么建树，但还算清廉。咸安元年（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第二年七月，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曜继位，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不然也会让他居摄政事，协助太子从政。简文帝原也有这种打算，但由于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的反对才作罢。
桓温篡权的目的没有达到，怀疑是谢安、王坦之从中作梗，对他俩怀恨于心。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从姑苏入朝，驻扎于新亭，大列兵卫，说要见王坦之和谢安。当时传言桓温要杀王、谢，取司马氏而代之。王坦之十分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地说：“晋室存亡决定于我们这一次的行事。”便与王坦之去新亭见桓温。朝廷百官都排列在道路两旁拜见桓温，王坦之吓出一身冷汗，连朝见用的手板也颠倒了。谢安却从容镇定。王坦之原来名望与谢安不相上下，至此，人们莫不称赞谢安胜于王坦之。
宁康初，桓温大权在握，威行内外，孝武帝软弱无能，毫无主见，全赖谢安、王坦之等大臣尽忠辅佐，维持政局平衡，使桓温始终不能取司马氏而代之。桓温一再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比天子仅仅低一级的一种礼仪待遇）殊礼，并让记室袁宏起草了礼文。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谢安故意缓行其事，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这一年七月，桓温病故，加九锡的事便不了了之。谢安依然使用当年自己惯用的拖延战术，只不过这一次是用来拯救东晋的江山。
桓温死后，桓氏势力仍十分强盛。谢安为了避免朝政大权落入桓氏手中，让太后出来临朝听政。太后是谢安堂姐的女儿，她的临朝对谢安很有利。不久，谢安升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宁康二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兖二州刺史，谢安又兼统中书省，成为实际的决策者。
当时，北方的前秦、前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强盛，不断侵扰东晋边境，国内又有宗室司马道子弄权，大族如王、桓诸族恃强抗衡。鉴于这种国情，谢安对外采取和靖政策，尽量减少武力冲突；对内施行德政，文武用命，富国强兵，同时维持各大族之间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的势力平衡。如扬、荆、徐、兖四大重镇，前二镇握于桓氏手中，后二镇则为太原王氏所操纵。
宁康三年（375年），王坦之去世，谢安把徐州刺史授给桓冲，自领扬州刺史，首先夺得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军镇。当时，太原王蕴因为是皇后的父亲而受皇帝的宠信，谢安不久又解桓冲的徐州授王蕴，既间疏王蕴和皇帝的关系，又削弱桓氏的兵权，也使太原王氏再握军镇，达到各大族势力基本上平衡。与此同时，谢安还注意不过分伤害大族的既得利益，乃奏请追封晋初开国功臣的后裔，兴亡继绝。谢安注重政治上的平衡，实际就是维持了原有的分肥制度，只不过更为谨慎。谢安的施政方针，基本上类同于东晋初年的著名宰相王导。因为谢安为政宽恕，事从简易，得到了大家族的认可，人们都称赞他政如王导而文雅则胜过王导。
儒将灵光
谢安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东晋王朝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他流传后世最大的名声，却是淝水之战的胜利。不过，淝水之战中，也可以看到谢安一贯的思路：局势不明朗的时候实行拖延战术，对内部多进行温言安抚，而自己则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给下属以安全感。
当时，前秦屡扰晋境，朝廷下诏求可以镇守北方防线的文武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有人讥诽谢安任人唯亲。中书郎郗超说：“谢安能不怕他人讥诽而举荐自己的亲戚，真是明智。谢玄是有才能的人，必不辜负谢安的期望。”之所以谢安能够把自己的亲戚放在这个位置，一方面是因为谢玄本身有才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大家族之间的利益平衡。谢玄到任后，马上在京口组成“北府兵”，“北府兵”精锐无比，成为东晋最强劲的一支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