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的发展及其中国化的过程以及佛教艺术在不同地域的演变是当前学术界重点探讨的问题。从内容上看，佛教艺术演变的历史及其中国化、民族化的历程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孙尚勇的《佛陀的音乐观与原始佛教艺术》[141]认为，佛陀灭度后，世俗音乐对佛教的影响加强，由此佛教音乐逐步走向繁荣。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142]涉及佛教艺术的有《雕塑卷》、《建筑卷》、《名山名寺卷》，其对佛教雕塑艺术的传入、流变及中国特色，造型装鎏、壁画、彩塑、寺院的分布、殿堂格局、寺院的建制和人文景观等多有说明，是一部关于佛教艺术的系统著作。王志远的《佛教艺术内涵在中国佛教传播初期的重要价值》[143]对佛教表现艺术进行了探索，认为除了动态和主动两大特征，佛教表现艺术包涵场面、情景、情节三大要素。作者认为，近年来许多研究课题客观上都是围绕佛教表现艺术而展开的，但是由于没有佛教表现艺术的整体理论框架，因此处于分散的和不自觉的状态。本文提出佛教表现艺术中，有关研究范畴被自觉地纳入一定的理论体系而予以论述解析。为说明佛教表现艺术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价值，本文特别以最常见的东汉楚王刘英奉佛史料为例，在前人并未充分注意的历史现象细节中揭示其所透露的重要信息，力图使读者对历史真实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王恒的《〈魏书·释老志〉与云冈石窟———兼谈佛教艺术中国化》[144]以云冈石窟为个案，对北魏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形成作了详细的分析。张志强的《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与兴盛》[145]从佛教壁画、雕塑、建筑等方面描述了中国佛教艺术形成的大致过程。刘波的《魏晋士人与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国化浅说》[146]，认为士大夫阶层在对印度佛教的模仿和改造中逐步完成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傅云仙的《佛教的传入，兴盛与佛教艺术之演变》[147]对中国佛教艺术的演变进行了探讨，确认了佛教艺术兴起、兴盛、繁荣、衰落几个阶段。
3.从考古、美术等专业视角探析佛教艺术
这类论文相对较少，从事研究佛教艺术的学者多为考古或美术专业。金申先生的《佛教美术丛考》[148]就是关于佛教艺术的宏观著作。该书从佛教考古、佛教文史杂考、佛教文物鉴定、佛经版本考证等方面，重点对汉传佛教佛像的样式和历史渊源进行了分析研究，是一部关于佛教艺术技术环节的力著。这是在立足调查、注重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依赖考古等专业的支持，并运用现代技术而得出的结论性成果。李翎的《宋代缂丝佛像唐卡》[149]和《耳饰与佛教艺术》[150]等系列论文也是这方面的杰作。何芳的《18世纪清宫佛堂供龛的样式及其艺术特征》[151]从供龛的样式以及龛、像的关系出发，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清宫廷佛教艺术的特征。相关文章还有项一峰的《麦积山第43窟研究》[152]等。
4.多学科、多角度的佛教艺术研究
一是应用历史文献资料，从历史或文化角度探讨佛教艺术，即立足于丰富的历史文献，对印度佛教、中亚的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艺术进行历史的探寻和对比分析，说明其源流、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如李珉的《论印度的早期佛教建筑及雕刻艺术》[153]、《略论印度中期佛教艺术》[154]、贾应逸的《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155]等。二是从考古、美术等方面调查佛教实物，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佛教艺术的个案作详细的分析。三是应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探讨佛教艺术。蒋述卓在《宗教艺术论》[156]中，应用人类学、民俗学、符号学、主题学、形象学、叙述学等方法，对佛教艺术和道教艺术、基督教艺术进行对比研究。从多个视角探讨佛教艺术研究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扩展了佛教艺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5.敦煌佛教艺术研究
敦煌佛教文献集中汇集了4—14世纪的佛教资料，同时敦煌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这对于从文明交往角度认识佛教艺术风格的转向和形成也是很有价值的。敦煌的石窟艺术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霍旭初的《敦煌佛教艺术的西传———从新发现的新疆阿艾石窟谈起》[157]就是这方面的杰作，通过对其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绘画技法、历史背景等的分析研究，发现阿艾石窟艺术与教煌莫高窟艺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敦煌教艺术西传有了新认识。此外，李小荣的《敦煌佛教劝化音乐文学略说》[158]以敦煌佛教劝化音乐文学为研究对象，从内容、表现形式、成因等几个方面，对佛教劝化音乐文学作了详细的介绍，具有很多新意。这方面的个案研究很多，精彩纷呈，在此不一一赘述。赵俊荣的《论敦煌艺术研究体系的形成》[159]，通过对敦煌艺术研究的回顾，总结出以“临摹、研究、弘扬”为特征的敦煌艺术研究体系的形成，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6.佛教音乐研究
近7年来，佛教音乐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一般与地域个性相结合、佛教学术界和音乐专业人士共同研究的良好态势。研究者从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音乐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入手，对佛教音乐有了更新的认识。五台山佛教音乐和九华山佛教音乐等被学者广泛关注[160]。王昆吾的《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161]、袁静芳的《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162]和连续三届的《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63]，田青的《净土天音———田青音乐学研究文集》[164]，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165]，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166]等就是代表性的成果。总之，佛教音乐仍有待于学术界和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八、佛教与当代社会研究
学术界对“当代”的含义有不同的界定。一般来讲，中国人所指的当代是20世纪中期到现在。在这个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全球从冷战到后冷战，国际形势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作为一种传统的东方信仰，佛教与当代社会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涉及佛教自身的走向，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社会的发展，从而成为政界、教界、学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对佛教与当代社会关系的研究，相继形成许多热点领域与热点问题。2000年以来，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依然十分丰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新的进展。
1.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
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概念。就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来讲，这是在肯定佛教的前提下，对佛教与当代社会关系的一种认定，也是对佛教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和新时代的变化所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考察涉及非常复杂而丰富的领域与问题，总体上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来谈，如李利安的《从当代宗教的基本形态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个基本特征》[167]；二是从佛教自身的特性如文化的内涵、伦理的资源、当代的价值等方面说明佛教对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如学诚法师的《从思想理论深处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168]、刀述仁的《略谈佛教的社会适应性》[169]、徐绍强的《尊重团结，依法管理———关于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点思考》[170]等；三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论证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研究者主要是从现实的大量事例来进行说明，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总体上来看，大家普遍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政治性适应而非世界观的适应，它包含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又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尊重佛教信仰，这实际上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条件和内容。还有学者指出，除去政治适应，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还包括经济、思想、道德规范、心理、文化等几个层面。
2.佛教的转型问题研究
当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而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境遇中及时调整自身，所以，当代佛教的转型也是佛教与当代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探讨散见与各种有关佛教与当代社会的书籍和论文之中，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当代社会中的佛教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实现着某种转型，如：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更加发达；佛教的文化特性与文化价值空前彰显；佛教的传播途径与方式更加现代化；佛教参与国内国际政治包括参政议政、民族关系、两岸关系、外交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外交等方面均出现前所未有的积极有效；佛教的经济能力与经济影响力迅速崛起。所有这些，都说明佛教正在实现在著当代的转型。黄夏年在《当代汉传大乘佛教与中国旅游———浅析转型期的中国汉传佛教旅游功能的变化》[171]一文中，从佛教旅游资源参与当代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佛教的转型进行了研究。李广良在《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为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而作》[172]中，就佛教转型提出几方面的见解：一是处理好佛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是加强佛教教育；四是加强佛教与世俗社会的沟通。这些观点对于处理好佛教的转型都是有所裨益的。温金玉在《佛教与当代社会》[173]中则主要围绕佛教的社会功能，认为佛教在当代社会主要被赋予道德伦理意义。对于佛教自身形象建设来说，对内是从事慈善事业，对外是海外联谊的统战功能和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交流功能。张文彪的《社会剧变与台湾佛教转型》则对台湾佛教的当代转型进行了探讨[174]。
3.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
著名的英国宗教学家希克曾经提出宗教的多元化和宗教对话理论，近年来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宗教对话兴起有其时代和社会背景，宗教之间和宗教内部的对话成为对话的主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对话的可能性、对话的含义、对话的基础、对话的途径、对话的结果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对话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主要指它和基督教的对话。余日昌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理论背景》[175]认为，信仰体系的不同不是两者对话的主要障碍，对人格的强调成为两者对话的基础。吴言生等主编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176]从方法论、历史、理论、实践等层面对两者的对话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具有它书不可比拟的优势。杨慧林在《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的三个问题》[177]中，从对话的内涵、原则、方法三个方面，指出佛教与基督教对话面临的问题是，两者都从“本位”出发，因此对话有明显的本位色彩，而这对于对话来说是无益的。此外，还有学者从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教的对话展开讨论，甚至有极少数学者对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进行分析，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4.人间佛教研究
人间佛教是近年来学术界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它的提出和实践对于指导和反思当代社会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下半叶，太虚大师系统论述了人间佛教的理论，这对于促进当时的佛教改革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世俗化进程的愈加明显，人间佛教依然值得借鉴和深入思考。楼宇烈的《大乘佛法的悲智精神与人间佛教》[178]、黄夏年的《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179]、华方田的《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及其特点》[180]、邓子美的《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追论———实现朴老最重大的遗愿》[181]、何建明的《人间佛教的百年回顾与反思———以太虚、印顺和星云为中心》[182]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潘桂明在《从太虚的“人间佛教”展望新世纪的中国佛教》[183]中指出，人间佛教在成为新时期中国佛教理论指导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考验。作者还提出三点见解：一是佛教应适应现代社会要求；二是佛教应坚持人本立场；三是佛教应注重培养健全人格。与此相关文章还有李利
注解：
[1]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2]后改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安先生的《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184]，作者以佛教的超人间性为分析的基点，对佛教超人间性与人间性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对人间佛教的去超人间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处理好佛教超人间性与人间性的关系是佛教面向美好未来的关键点。还有学者重点从人间佛教的实践层面，对当代佛教的境遇进行总结，如《人间佛教在当代的倡导与实践》[185]、《法藏寺及其信仰建设———近代上海“人间佛教”实践管窥》[186]等。
5.佛教与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