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筛选，在隋唐最终形成八大宗，从此汉传佛教如日中天，普照东亚，传播到越南、高丽和日本，但到唐武宗灭佛以后，乃至两宋，惟有禅净两宗，欣欣向荣。元明两代皇室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日趋衰落。明万历年间，汉传佛教又出现中兴气象，但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到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再次呈现出衰败景象，这是因为：
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放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1]
上文所说的“清世祖”，就是顺治帝福临，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此后的历代皇帝，都大力推崇藏传佛教，维护边疆统一。与此同时，采用压制汉传佛教的政策，与钳制汉族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字狱”相配合，维护满族贵族在中国的专制统治，从而使汉传佛教走向衰败之路，以经忏佛事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信仰方式，太虚大师称之为“末流之窳习”，并归纳为四流，即（1）清高流，“不慕利誉，清白行业，或依深山，或依丛林，或依静室，或修净土，或览经论，或习禅定，但既无善知识开示，散漫昏暗者多，明达专精者少，优游度日，但希清闲，此流则所谓凤毛麟角，已属最难得者矣”。（2）坐香流，“自长老、班首、职事、清众，群居三二百人，讲究威仪，练磨苦行，但能死坐五六载，经得敲骂，略知丛林规矩者，便称老参，由职事而班首，由班首而长老，即是一生希望。其下者，则趁逐粥饭而矣”。（3）讲经流，“则学为讲经法师者也，其徒众与坐香流无甚别，师家则授以天台四教仪、贤首五教仪、相宗八要”，“使由之能通《楞严》、《法华》、《弥陀疏钞》三四种，在讲座上能照古人注解背讲不谬者，便可称法师矣。下者，则或听记经中一二则因缘，向人夸述而已”。（4）忏焰流，“学习歌唱，拍击鼓钹，代人拜忏诵经，放焰设斋，创种种名色，裨贩佛法，效同俳优，贪图利养者也”。并说前三流只占10%，而90%的则是忏焰流。[2]除了这四流以外，还有一种不入流的出家人，整日“美衣丰食，一无所事，亦不受戒，亦不读经，凡佛教中事，一切不知，或能粗知文字书画，与俗士游，则光头秃顶，虽居塔庙，不与佛教徒数者”。[3]与此流相媲美的，则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新不入流”，“鹜趋于世俗学艺、世俗善业者，寖见繁盛。以本不知佛教学，故多有拾人石而弃己衣珠者，将谓佛法在彼而不在此，则又新起之一流也”。[4]
面对汉传佛教衰败的现状，太虚大师在1914年写的《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一文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本佛教”理论，以挽救汉传佛教日趋衰败的命运。
2.太虚大师提出的“人本佛教”理论的基本内涵
太虚大师（1889—1947），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俗姓吕。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16岁时在苏州小九华寺出家为僧，此后成为民国时期革新汉传佛教的领袖，提出了人本佛教理论，其基本内涵如下：
第一、人生佛教：人本佛教理论的核心
汉传佛教自晚唐开始逐渐家族化，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再加上唐天宝六年（747）钦定的度牒制度实施[5]，说明汉传佛教在唐以后的封建社会有法可依，同时也标志着汉传佛教教制的确立，有利于汉僧生活的规范化，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佛教制度。但这种制度的权威性被清顺治皇帝所打破，用戒牒来代替度牒，开了清朝“滥僧”的先河。后来的雍正皇帝，干涉禅宗临济系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的法脉传承，用王权压制汉传佛教教权，再配合思想文化上的“文字狱”和经济上的“摊丁入地”两项政策的推行，给汉传佛教致命的“两拳头”。从此以后，汉传佛教界出现了“滥出家”、“滥建庙”、“滥传戒”的“三滥现象”；“文字狱”不但钳制了广大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带来了“读书惹祸”的社会后果，而且还为汉传佛教僧尼“读经无用”的“狂禅思潮”推波助澜；雍正皇帝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摊丁入地”，虽然有“人身解放运动”的历史进步性[6]，但问题在于，清政府对纳税人人身束缚放松之后，必然会造成社会人口猛增的严重后果。就清朝的汉传佛教界而言，僧尼数量猛增，据王广西研究，清初为118907人，而到清朝灭亡时急增到80万人，比清初大约增加了4.7倍。[7]这说明，汉传佛教僧尼在晚清社会转型中在持续上升，但庙产不变，为了生存，僧尼只有走“赶经忏”的商业之路，这既和佛陀的经教背道而驰，也不符合汉传佛教高僧创制忏法和早晚课诵的初衷，如此的修行成佛，无疑是缘木求鱼。太虚大师针对汉传佛教界的这种现状，提出了“人生佛教”的理念，正如1946年8月他在镇江的一次演讲中所说：
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了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8]
基于这样的认识，太虚大师就下定决心要为民国汉传佛教界造就一批有“佛教清净幢相之新僧宝”。他说：
混入佛门中吃饭穿衣求生活的人，当然是不具僧德，自不能承认他是僧宝。此处所讲具僧相僧德，即持菩萨比丘清净戒行的德相。故必须在出家僧众的律仪上，建立住持佛法的新僧宝。表现佛教的最高的清净幢相，为社会人士所敬仰；宣扬佛法教义，表现佛教最伟大的真精神。此新僧宝须具足一切清净的德相，牺牲个人，深入民间宣扬佛法，普及教义，为整个的人类谋幸福，一切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为人天的师表，树立佛法真正的教化。[9]
为了“树立佛法真正的教化”，太虚大师就大力提倡“人生佛教”。他对“人生”作了如下的解释：
狭义说，是人类整个的生活；广义说，人是人类，生是九法界的众生。人类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中枢，一念向下便为四恶趣等，一念向上便为天及三乘等，故人类可为九法界众生的总代表，也就是九法界众生的转捩点。[10]
原来，太虚大师所谓的“人”，是指人类，而“生”则指九法界的众生。佛教所说的九法界的众生是指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在这九法界里，“人法界”就是人类。人类是九法界的支撑点，“一念向下便为四恶趣等，一念向上便为天及三乘等”，这是因为，“全宇宙的一切存在，尽是众缘所生，由于因缘和合关系相续，流行为宇宙间一切存在的事物。一切存在中，有一部分是有情众生，是指具有情感意识的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及天等。众生中的人，是众生中具有聪明才智的一种，古谚曰：‘人为万物之灵’。因为它太灵活，所以向上也容易，向下也容易，人做得不好就可以堕下，做得好就可以向上。若不能向上，总要保持为人之道，无使堕落才好！”[11]由此可见，在九法界里，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两种途径。“人生佛教”指明了人“做得好就可以向上”的路径，而“人间佛教”则是“若不能向上，总要保持为人之道”（后详）。走笔至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太虚大师所谓的“人生佛教”的具体含义：
佛教，狭义说，佛是释迦牟尼佛，教是释迦佛所说三藏十二部的学理，故亦曰“佛学”。广义说，一切众生皆是佛，一切世间及众生的思想行为、精神物质、正报依报的一切，总不出佛说的因果法则，故亦曰“佛法”。所以，普泛言之，佛教是一切众生所依的佛教；切近言之，就是“人生的佛教”。[12]
而太虚大师所说的“切近言之”的“人生的佛教”，实际上是一条出家修学的成佛之路，兹录太虚大师的原话为证：
人生，不论古今中外的宗教贤哲，总是教人为善，与人为善，向上进步以养成完美的人格；增益人类共同的生活，以求安乐、和平。佛教于充实人生道德，极为注重，人生佛教尤以此为基本。依佛教进修，更可由人生进升三界诸天，以及与出世三乘的罗汉、辟支佛、菩萨。即所谓依五戒进修十善、四禅、八定而升天，观四谛而成罗汉，悟十二因缘而成辟支佛，修六度万行而为菩萨。再由天及三乘加功进行，成大菩萨，以大愿大悲，遍一切世界普度众生，即成为遍在三乘六趣的大菩萨。由大菩萨积功累德，福慧圆满，乃证尽善尽美正等正觉的佛果。所谓佛果，即以全宇宙、尽虚空、遍法界究竟清净为身，也就是人生烦恼痛苦完全消灭，至于最合理最道德最和平安乐的境界。[13]
由于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证得阿罗汉、辟支佛、佛果的途径和方法，从佛教教义的角度来看，证得这三种果位的人只有出家的僧尼，在家信众是无法证得的。因此这段话是说给汉传佛教僧尼听的，并指明了汉传佛教僧尼的修证层次：沙弥、沙弥尼“依五戒进修十善”而升天，具足戒后或成阿罗汉、或成辟支佛、或成为佛陀，杜绝民国汉传佛教僧尼重走清代僧尼“赶经忏”的老路。这就是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的真实含义。
第二、就世俗谛而言，叫人间佛教
1930─1933年，太虚大师先是提出了“人间净土”的理念，后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这两个理念都是想用佛教化世俗的理念：“人间净土”理念是把死后往生的传统佛教理念转变成为活人服务的理念；“人间佛教”理念是把中国人信神信鬼的封建迷信思想转变成提升人的道德情操的佛教。正如太虚大师所说：
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得人类改善向上进步。[14]
这是太虚大师在接连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形势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新儒家应运而生的前提下，想用佛教救世而提出的一种佛教理念，“即全世界的趋势已有了一种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不要再跟在人家的后面走，故须趋向最前面，作世界的领导者，因此而建设人间佛教”[15]。就国内形势而言，全盘西化论者主张中国的出路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太虚大师看来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无有资本主义，亦即不需要社会主义；况俄罗斯虽云社会主义，仍是变相的新帝国主义。列强的路与苏俄的路，既然都不是中国的出路，然则中国长随天灾人祸等下去么？不是，因各国走到走不通时，必须改变方向。以人为万物之灵，穷则变，变则通。乘此各国由穷到通的转变趋势，中国可为他们走不通之中而开辟一条出路来。然这一条出路是什么呢？即将纵我制物的思想，改变成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克己崇仁。今世界各国，若驶船驶到断港没有路一样，而我们以克己崇仁，为他开辟出一条河路，就可以通行于江海中了。如此，不但我们不必随人家走，且即是救各国救全世界，而中国亦在无出路中得其出路。由此，中国可济世界末路之穷而作世界之领导，显出中国文化的真价值与真精神。”[16]而“中国文化的真价值与真精神”就是“人间佛教”，这是菩萨“觉悟了佛法原理，成为思想信仰的中心，以此为发出一切行动的根本精神，实行去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故菩萨是根据佛理实际上去改良社会的道德运动家。必如此，菩萨内能将佛教实现到人间去。”[17]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先来看一下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真实含义。太虚大师所说的人间佛教，是从纠正社会人士对佛教的各种各样的偏见开始的。太虚大师把这些偏见概括为“神异的佛教”、“奸盗的佛教”、“闲隐的佛教”、“朽弃的佛教”四种类型。[18]为了纠正这四种偏见，太虚大师根据《心地观经》上所说的四种报恩思想，将“佛教教人做人的道德”[19]推广到民国社会，指导人们的伦理实践，即要人们报父母恩、报社会恩、报国家的恩、报圣教恩，从而成“为佛教切近教人实行的道德”[20]。
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人间佛教的社会社区建设———人间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