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秋天，我的朋友王金林从复旦大学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奥巴玛分校做访问学者。金林是我先生和我原来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班的同学。劳动节的周末，他从芝加哥来波士顿看望我们。阔别已有八年，于是我们特意请了假，去机场接他。
时过境迁，但是在我家的客厅坐下聊天，仿佛又回到当年在复旦南区一边吃水煮白面，一边着迷于世界杯足球赛之时。不知不觉地，我们就聊起了我该写书谈自己求学经历的想法。金林说话素来充满揶谕、幽默之味，可此时他却越说越激动，似乎我的书即将脱稿。从那以后，写书的念头就一直驱之不散。
于是工作之余，我就断断续续写成了此书。
这部书稿是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之余零敲碎打写成的。虽然见缝插针，细细回顾自己求学经历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和高等教育、中外教育史相关的文章和论著。好多细节可以增添，好多方面的论述尚待深入，但是时间有限，而又实在不愿把书稿一拖再拖，于是以现在的模样出现在读者面前，由大家来评介。
不管如何，一直断断续续地想着、写着、读着多年萦绕在脑子里的一些念头，毕竟是一种不轻的精神负担。现在终于完成这部书稿，一下子感到身心轻松，似乎是交卸了一桩拖欠了许久的债务。一则对自己有一交代，再是对不少好心师友的鼓励的一个书面答复。
需要对读者坦白的是，本书叙述的不是什么出国留学的壮举或辉煌的成就，更无意树立榜样。不可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的经历使我有机会接受了最好的高等教育，受到了严谨学风的熏陶，大开了眼界和视域。即便如此，在这里，我仅仅想叙述自己作为一位普通学子，九十年代在英美求学多年的经历。其中不想夹杂太多的价值判断，只是平铺直叙，尽量能真切而平实地展示自己切身的感受和思考。如果能给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带来点滴的启迪和思索，能给在校的大学生在“充满希望的启航”之时带来一点参照的亮光，为走出求学的误区引发一点启示，那就是笔者莫大的荣幸和快乐。
纽曼的大学的人文理念和哈佛体现的教授即大学的事实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启迪。但我们不能全盘搬用名校的模型，更不能迷信牛津和哈佛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
徐志摩在一篇题为《吸烟与文化》的短文中由牛津的导师制引出他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体制的感慨。他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地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那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髭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坛？”同时，他意识到：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想跳开了蹂烂的道儿，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现成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思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来安息[间］我们的灵性，我们说。
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
徐志摩的这篇短文写于1926年，虽然和现在时隔整整80年，但是似乎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现状没有多少改动。经过种种政治变迁和教育改革，中、西的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冲击依然如故，一浪高似一浪。中国教育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走出现在的困境，摆脱多方的纠缠尚需时日。但是，我们具有重教育的大众根基和传统，相信一定能摆脱困境，走上正轨。
通过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亲身感受而写下来的经历，并不是用以自我炫耀，而是想说明，我能上世界名校，年轻的读者同样能上；更何况，在名校选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意向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才不会去回顾那条未选之路。只有这样，教育才真正敞开了人生之路。
在此，我要感谢诸多师友一路上的帮助和鼓励。首先要感谢牛津和哈佛各位师长多年的提携和培养。虽然本书并没写复旦，但是复旦是我真正的母校，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窗。这三所高校给了我勇气，教我不能怀疑自己，并赋予我坚实的根基，从而能踏踏实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一路上，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带着三所母校的印记。
我怎能忘记阿里斯博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英国牛津的圣吉尔斯大街，当时他正忙着赶往仰光去见太太昂姗素姬女士。我离开牛津、前往波士顿前，未得见他一面，而只是把一束鲜花和致谢的卡片放在他家淡灰色的门边。
在牛津，当我面临毕业的困顿之时，阿里斯博士给我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和广阔的世界。1999年，阿里斯博士不幸病逝牛津。不久，牛津大学在沃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成立了以阿里斯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喜玛拉雅和藏学研究中心。
阿里斯教授离世已有九年了，素姬女士依然在仰光过着软禁的生活。我时时关注着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为书稿做润色时，缅甸的政局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僧人正上街示威，反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我能做的只是为缅甸的善男信女们和素姬女士的安全祈祷。我祷素姬女士总有一天会得到自由，愿阿里斯博士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安心。
再者，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和杜教授共事多年，他对人文学的关注和洞见时时给我启迪。书中诸多想法深深得益于杜教授有关高等教育和人文学发展的讨论和引导。我还要感谢很多朋友不懈的帮助和鼓励。这些发自内心的激励使我鼓起勇气，静下心来完成这部书稿。我还要感谢大哥赵慧韬，百忙中仔仔细细地阅读本书的初稿，提出很多中肯而又宝贵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的干春松教授也曾在百忙中通读初稿，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先生的谢意，实在难以言表。在哈佛，和他初次见面，刚刚谈起我的写书计划，他就一口答应出版。每次去上海谈书稿，他不由分说即让司机来机场接我。同时，还要感谢出版社的龚海燕女士，极有效率地就书稿达成具体的合作计划。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刘荣飞先生，耐心、细致地阅读、校对书稿，使我得以纠正原稿的错误。没有他的帮忙，这一书稿实在难以这么快得以出版。如同任何一件事或一项工程，一本书成稿由好多因素促成，其中万万离不开缘起。没有缘份，何以成书？
我当然还要感谢我的丈夫明韬，自始至终催促、协助我完成这份书稿。不仅时时提出最为尖锐的批评和修改的意见，而且我的初稿完成以后，他挑灯夜战，把书稿从头到尾通读、修改。我九岁的女儿依濛还建议本书要出个英文版。
最后，我要以两段话来和致力于高等教育大业的同仁分享：“受教育者”这一概念是一种机构，而不是一种理想。教育表达着社会的意念，塑造着社会的框架，预示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一个社会如何定义“受教育者”这一概念既可以被视为是框架，又当作窗户。借此，我们应当能发现，对这一概念传统的理解和探求确实造就了我们。对许多人来讲，四年大学是我们仅有的能自由自在地探求人类一些最根本的问题的一段时间。可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和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这种寻求和探索总是予以现有的观念以不断的解析、不断的阻碍以及不断的重新定义。我们总在探寻，总是不能满足业已得到的一切。一个问题的答案的求得总是引发另一新的问题。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都是求知的真谛所在。正是这求知的真谛，构成了大学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