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来自诸多原因。除了整个社会急剧商业化和实用化之外，还由于人文学独具的学科特征，即人文学能直接产生实用价值的领域太少。相对而言，人文学中只有与政治学和经济学有关的领域才具有较为突出的实际价值，而其他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音乐等领域一般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事实上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无穷的文化资源。如果大学忽略人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不能承担创造文化资源、传承文化的职责，不能引导社会从历史的积淀中得到对现今问题的启示，那么难以想象一个社会中还会有其他的部门能承担这些重任。人文学在高教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今天才出现。道义与人格教育和知识的传播之间、科学和人文学之间、职业培训和人文素养的熏陶之间、人文教育及其实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不断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带来挑战。人文传统的传承者并不一定仅仅是从事人文学的学者，人文传统和人文关怀在各类职业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能力是为人的基本功，不管以后走哪一条谋生之路，文史哲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通常识。1977年以来，新加坡进行全面教育改革，提出“创造型学校和学习型国家”（Creative Schooland Learning Country）的口号，并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大学改制的典范。
其中最关键的项目就是加强学生的文化能力，并以此作为提高科技水平的基础。
对高等院校加强文化教育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阐述得最为深刻的可数哈佛中国同学会于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所立的纪念碑的碑文：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由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由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磬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
这里所谓的“文化”，即指传统，尤其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传统，这种传统往往超越人文学科领域，而扩散到其他各个学科，成为一所大学内在的、任何其他社会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力量。根据同辈学者回忆，美国蒙古史研究专家弗朗西斯·克里夫（Francis W.Cleaves）教授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古典文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哈佛研究院。他就是在伯尔斯汀教学楼前面读到这一段话而决意变更专业，转入汉学领域。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几乎没有人能否认文化传统熏陶的重要性。
人们不禁发问：难道只有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要修习这类学科？这一石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哈佛主校园的怀特纳图书馆和伯尔斯汀教学楼之间，其传输的信息似乎难能抵挡商业化和工具理性浪潮的冲击。
对一所大学的影响力而言，其悠久的传统非常重要。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育风格时时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哈佛大学来说，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至今，只有八任校长，现任的佛斯特校长是第八任。素质教育注重的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由这一传统带来的使受教育者得到人格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例如，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如朱熹所创的白鹿洞书院基本上立足于如何做人的素质教育和伦理教育，它成为所有东亚学校的模范。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易于狂妄地认为，越往前行进的时代越不必回顾古人经历的一切，因为古人所知的信息和我们现在的实在相差太远了，现代社会一个小学生掌握的信息和知识远远超过古时大智大德所具有的。但是信息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基础，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一定有充足的知识力量，而知识不管多么全面都不能等同于智慧。在这种前提下，可见人文学是和智慧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历史的集体记忆，用最精致的语言来表现最精致感情的文学，以及对人的最基础的原则的反思和再反思的哲学等都是个人和群体对自我最直接、最亲密的了解的学问，即古希腊所谓的作为人文学的精髓的自知之学（self.knowledge）。
从人文学的专业学术研究本身来看，人文传统就显得更为重要。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没有不注重文本的：他们以虔敬的心情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诠释、研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但是在大学的研究院部开《理想国》的课时，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研究生，对此书总是战战兢兢地带着虔敬的心来拜读，唯恐有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的著作是这样，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站在现代人的高度，带着现代人的傲慢之态来解读经典著作，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蕴藏着丰富文化资源的原著的诠释，得到智慧性的启迪。研究希腊历史或是圣经，都是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解读。这种读书法在日本被称为“会读”，很多学生一进研究生院就开始这种会读的训练，从较为浅显的文本开始，然后渐渐攻读生疏又深奥的文本。这种会读活动从做研究生开始一直延续到教授任职期满退休，从不间断。
比如，京都杜诗的会读活动40年没有中断，学者们把所有的杜诗和白居易的文本一字一句进行解读。他们的《六祖坛经》的会读也是世界闻名的。日本把这种研究技能的培养看作是对学者基本功的训练，而美国也有很多关于古希腊哲学或是爱默生著作的会读活动。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初看似乎非常笨拙，进展缓慢，但是天长日久，会读能储聚人文学的资本，挖掘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在智慧。
与此相通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精读典籍的通识教育传统，也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界熟知的20世纪20年代由约翰·俄斯凯恩倡导的“经典导读”（Great Books）的课程。
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一直和高等教育具有密切的联系。克林顿在总统任职期间曾经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定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心召开会议，商谈美国人文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与会者形成的共识就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不一定仅仅是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所应掌握的，研究生物学的教授对生态环保的关注也能显示他有足够的人文关怀，而这种关怀远远超出人文学者所能企及的范围。
虽然人文教育的传统不停地受到挑战，但是美国的一些重点综合院校，还有一系列小型的本科人文学院历来从不放弃通过人文学来发展通才式的教育。
和中国的高等院校相比，美国的大学较为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方面的施教，不管是小型的以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为主的本科学院还是大规模的研究型高校，学生在四年中必须修满一系列通识教育的中心课程（Core Curriculum Courses）。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中心课程设置委员以院长罗若夫斯基为首，于1978年为本科生教学设置了一个中心课程的草案。这一课程建立在如下的宗旨：用以确保本科学生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有广博的知识背景并获取不同类的知识，掌握获得知识的不同方法以及明了这些知识的作用和价值。这一方案实施至今，在本科生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本科生四年在校，必修的课程包括五个方面，中心课程相当于国内的公共必修课。在哈佛大学，中心课程包括六科：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文学艺术（Literatureand Arts）、道德伦理（Moral Reasoning）、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和（自然）科学（Science）。目前哈佛正在进行本科生教学内容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讨论和研究，在2005年11月提出一份有关现行中心课程的评述报告，把原来的六门分类归纳为三类，即艺术和人文学（the Artsand Humanities）、社会研究（the Studies of Societies）以及科学和技术（Scienceand Technology）。中心课程的设置和1945年开始就在美国全国展开全面讨论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议题相关。有关通识教育，最具影响力的是194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红册子》（The Redbook），其正式的书名是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这一报告的缘起是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聘任了一个来自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12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通识教育进行全面的审阅，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科南特校长在聘任这个委员会时明确指出，“今天美国教育首要关注的并不是追求出身显贵的年轻学子的优越生活，而是努力把人文传统融入我们的整个教育机制，为的是培养尽量多的学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越意识。而这些责任感和优越意识则是作为生长于自由社会的美国人不可或缺的认同感。”虽然《红册子》传递和倡导的信息和理念被美国其他常春藤高校广为引用，成为各校开展通识教育的蓝本，但是值得讽刺的是在哈佛本身并没有得到切实运用。报告公布之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授们纷纷提出改进的建议。接着数年，通识教育教学方案一改再改，并没有按《红册子》提议的实施。在充分阐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之后，《红册子》为将来的中心课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在具体操作方面，还留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教学和行政人员来填补。
20世纪70年代在哈佛文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罗若夫斯基的带领下所设置的中心课程就是对《红册子》出版之后尚未实践的一些理念的具体化。中心课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设计成型，但是直到1990年才全面进入哈佛本科生的选课要求之中。而且经过12年的操作运行，弊病日益显露。2003年，在萨默斯校长和柯伟林院长走马上任不久，就组织教授委员会，对本科生的教案，尤其是中心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全面评审。这一评审过程进行得非常艰苦和缓慢。其中缘由除了本身教案评审的困难度之外，还有校长领导本身的问题。评审还曾一度搁浅，进退维谷。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运作，文理学院教案评审委员会终于于2005年11月公开了评审的初步结果和建议，用来给全校的教员参考，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随着2006年年初院长和校长相继辞职，这一教案评审进展的前景并不看好。除了行政上的困难之外，本科生教案的设置和运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这项工程的艰难也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此做出的努力及其影响甚微的报告。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一直得到美国的小型人文学院的重视。虽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颇大，但是美国却不乏经过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科班训练的研究人员和精英分子，也有不少杰出的人才立志进入人文学、社会科学领域。相比之下，现在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最优秀的人才通常志在企业管理或科技领域。即使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多半是立志于经济学；要是进入人文学领域，则是专攻外文专业，真正把专攻文史哲作为第一志愿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学人文学、社会科学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进入这些领域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通常都是以第一志愿进入人文学领域。他们虽花了许多年求学、研究，但是毕业以后并不一定从事本专业的纯学术研究工作，而是在社会各界发挥巨大的作用。他们认为，一个经过人文学研究的长期磨炼的学生，到任何领域都能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的技能和专长。人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从纯粹量化（毕业后的直接收入，学科上能以量计的成果和影响等等）的角度很难显出，但是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人文关怀方面的熏陶是其他量化的学科所望尘莫及的。同时，美国有一批历史悠久，办学理念明确和精深的小型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