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也许在国内办报纸、期刊和学术出版物的人们最有感受。一方面，没有来自政府或官方的经济资助，作为一种纯学术的出版物，很难维持下去；另一方面，如果为了保持其学术中立，那么寻求资助就成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难题。高校办学同样面临这种两难境地。好在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和小型的历史悠久的人文学院，由于传统和历史的积淀，偌大的校友会强大，其中培养出来的不少卓有成就的校友为母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经来源。近来英国政府注意到牛津、剑桥的财政来源和美国的常春藤高校的差别悬殊，最近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增加牛津、剑桥等精英大学的经费。前哈佛大学校长鲁汀斯坦（Neil Rudenstine）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的演讲中就谈到一所大学确实需要学术自由之风。他说，不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科技研究有多么先进，成果有多大，归根结底，其真正伟大之处还是在于大学的成员能就政治、社会、学术等问题进行自由辩难、讨论。这和美国大学的办学精神相呼应：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对各方思潮的自由探讨，对知识和文化的多元性的尊重。
这一点还可从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于2002年5月14日在北大的演讲中看出。他说：“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你可以把一部分资金捐献给哈佛大学，用来聘任一位数学讲座教授，或是政治学教授，或是法学教授，但是你却不能指使哈佛该聘任谁，而且被聘的这位教授该持有怎样的信仰等等。假如你非得让我们按你的意图行事，那么我们就会非常坦率地说（我们确实也这么做过）：“你还是把钱用在其他大学吧！最好你还是把钱挪到别处去。”萨默斯认为，为了保证高校一流的教学和研究水准，独立支配资金的权力是根本因素之一。显而易见，大学的独立性也在于独立于任何财团的控制和摆布。教授治校离不开大学行政和经营的独立性，离不开学术自由。这自然让我们想到蔡元培早年一直强调的教育的独立性，坚决反对教育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按蔡元培的话说，就是“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现今中国的教育尚未独立，教育尚且当“器具”，这和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工背景的现象一脉相承。
针对海归派的作用，陈丹青说的与此相关：“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只是摆设。……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从行政上来讲，美国的常春藤私立高校具有“非中心化”的特点。每一学院，甚至下至每一个系，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担任系主任与其说是一位教授掌握行政权力的机会，还不如说是给学者增加了一份学术研究之外的行政负担。
于是，一些系科采取轮流制。虽然担任系主任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是其行政职责和学术研究受干扰的程度很大，很多教授宁愿舍弃有限的行政权力而取得更多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学术自由不仅反映在师生教学、辩难和研究的自由氛围和环境中，而且还体现在教师在教学、研究之余对学校事务承担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自始至终是求学和指导学业的场所，而指导学业由教员来完成，教授、讲师和助教是求学不息的源泉。
另外，与人的权利意识相关的是公民应该具有的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一个国家不仅要保证其公民能得到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而且公民还应该具有选择如何接受教育的权利。就前者而言，中国做得很不错；但是从后者来看，现在选择的空间依然非常欠缺。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美国家庭可以为子女选择受教育的方式：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甚至近年来在美国兴起一种家庭教育（home schooling）的运动，即家长承担为子女提供教育的职责，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而言。
选择的机会本就难得，而选择的自由又能给年轻的学子赋予进一步的个人自由。美国高中生对上大学的选择也是非常慎重的，不仅从家庭的经济负担，还涉及自己的兴趣爱好。曾有一位朋友的孩子高中毕业在即，忙于申请大学之际，他对父母说，自己其实并不想上大学，而真正想做的是到国外担任专业的英语教师，而作为英语是母语的高中毕业生，担任英语专业教师并不需要大学文凭，其实只要得到专业的执教英语的证书即可。父母非常尊重孩子本人的选择，但是对孩子有言在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父母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将来的发展一定要自己好好把握。这种孩子拥有的选择的自由是非常珍贵的，注定了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志向，不同的职业追求。虽然这个孩子最后经过三思还是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赋予孩子选择的自由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远远不亚于在中国高考达到重点院校的分数线。
有了这种选择的自由空间，公众不再为北大毕业生开肉铺而惊恐万状，也不会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失业而抱不平。一个能通过重重考试、过五关斩六将而进入中国拔尖高校的年轻人，经过大学四年培训，却遭受待业的命运。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不是中国的考试制度有问题，就是高等教育体制和社会严重脱节，至少得彻底改变一方，否则民众依然会为大学生失业而寝食不安。
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关系还会具体折射在选课的自由度上。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中心课程中人文学科占有较大的比例，而每类课都有相当的选择性。比如，仅就外国文化一类的课程而言，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程安排，选择从中国历史到欧洲文艺复兴，从日本的武士道历史到二次大战史等几乎无所不包的课程。一所大学应该尽量避免的是有关某一学科开的只有一门课，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得去上。不管从培养哪方面的素质来看，这种单一的强迫式的教育方式最终会出现教育政治化和政治驾驭教育的问题。美国大学生一年级一般是不会定专业的，专业一般在二年级以后才定，而且4年中换系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中国国内的高考制度，学生报考时就得定系科。15年以前美国有一个大辩论就是学生进大学以后，应不应该有任意选课的自由。当时辩论的结果，布朗大学决定取消学生选课的限制，学校给学生多种选择机会。在大学第四学期即大二结束时，学生可以选定自己的专业，也可以选择独立专业（independent concentration），自己设计而后得到学校的许可。他们认为学生所修课程的专业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师资力量的结合而产生的积极的教学效果：学生四年中所受的教育熏陶和所修的课程最终会引导他们达到自己所希望追求的目标。而哈佛做得恰恰相反，采取了“中心科目”来拓宽学生受教育的知识面，进行通识教育。柯伟林教授于2002年7月上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着手对本科科目作全面的评审，以求改进。现在哈佛大学校访谈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是否要让本科学生4年都在一个校园内度过，是否该让他们到国外去留学一年，用以增加见识，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挖掘更大的潜力。
社会前沿
大学始终是社会的一个前沿阵地。“当社会出现动乱，或对某一议题莫衷一是的时候，毫无疑问，大学肯定会是介入其中的一份子。”就社会批判力量而言，在所有的民间力量中，大学内涌动的想法和思潮大约会超出一般社会5年或更久。美国反越战的情绪和思潮首先出现在大学内，而政府对此一直持否认态度，但是五年后却在美国社会形成主流。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高潮无一不在高校风起云涌。现今对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事，2002年哈佛教授和学生已经联名写信反对这一决定。反战思潮在大学非常强大，但是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影响，而五年后的今天，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及其后果的否定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出现是由于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除了强大的科学能力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的动力（cultural competence）。
这反映在学科设置上，也反映在历任校长的学术背景上。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对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称之为“工程师专属”（dictatorship of engineers），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 Caltech）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鲁汀斯坦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噶斯普尔（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瑞普早年从哈佛神学院毕业，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前，曾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多年。最近任职十年后刚刚离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被评为最杰出的校长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具有的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来自高校教育和人文科学的紧密关系，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也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校长背景的多样性是高校行政制度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学的社会批判力量来之不易。大学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牵扯、干预和支配以外，还得具有内部治理的民主制度。在这种高校的民主制度下，在研究型的大学，资深教授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是哈佛文理学院的资深教授把萨默斯拉下台，并不过分。
学生角色
大学是教授教学生学的场所，也是学生和教授相互学习的环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和学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对研究性的大学来说，教和学之间具有轻重缓急的关系，教这一方的分量准定是比学要重。这就注定了大学是教授的大学，学生并不参与校方高层机构的决策。但是，学生拥有作为学生的基本权益和求学的自由空间。他们有给教授做评估的权力和机会，有向学校高级决策层提出不满的权力，也有罢课、示威的权力，当然，学生还会有选课的自由。同时，教授和学生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好的教授，难以培养出色的学生；没有好的学生，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好教授能带出好学生，而优秀的学生又能不断推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孔菲力教授在任教的最后一堂结束时，我们几位老生和他的同事一起来祝贺，孔教授情真意切地对我们说：“哈佛之所以能成为哈佛全在于学生。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才成就了哈佛。”
前面提到，大学具有一种社会批判的能力和机制。这种功能从根本上说并不直接来自学生，而是来自知识结成的师生关系和师生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学生有各种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的自由，但是真正统治校园、行使决策权的还是资深教授。我们对六十年代中国的“文革”和美国的大学生加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都有过深切的体会，但是目前的美国高校，主角依然是教授，而不是学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校方的决定，然后无可奈何地做出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学生有强大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至少不能忽略。
唯一一次感受到学生力量的是在1994年的秋天 F A S选拔喜马拉雅和西藏研究教授时，我们几位研究生聚集前往见当时文理研究生院的院长克里斯朵夫·沃福（Christoph Woff）教授。在应征的候选人中，哈佛的评选委员会邀请了五位候选人前来进行讲课、见师生等等常规性的征人程序。当时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学系来的范德康教授正在哈佛做一学期访问，他也是五位候选人之一。此外还有凯斯维斯顿瑞色夫大学人类学系的默尔温·戈斯坦教授，还有来自丹麦的索伦森教授、芝加哥大学的迈休·开普斯坦教授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史伯岭教授，这几位学者都是当今藏学界颇具特色的学者，他们当时的即兴演讲每次都是座无虚席，领域内外的学生、学者都饶有兴致地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