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范德康教授在哈佛碧波地博物馆的草坪上范德康是我的主导师。他博士毕业于德国的波恩大学，治学严谨，上课时要求我们讨论问题，或是翻译藏文文献时，丝毫不讲情面。但是，他又具有荷兰人豪爽好客的热情。每学期结束之时，范教授总会请我们这批藏学专业的学生到他60英里以外的乡间寓所小聚，谈天说地，上课时的严肃紧张的氛围荡然无存。他常有研究藏学的学者从中国或欧洲来访，要是恰逢，他也忘不了请我们同去。坐下来聊天时，他总是忘不了自己刚刚取得博士学位时，做计程车司机的经历。哈佛的师生经常开玩笑说，哈佛广场一带博士特多，不少计程车司机都有博士学位。虽是说笑，引以为乐，可谁能否认其中包含的揶揄而又带几分真切的意味呢！
孔菲力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一位支柱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带了很多学生，每到每周两小时的办公室时间，好多学生总是在他的门口耐心等着。他曾多次对我提议，写论文时一定要想到读者，千万避免把一篇颇有生气的学术文章写成仅仅只有一个狭小的领域内的几个专家才能读明白的学究之作。他每每提醒我，要知道读者并不了解作者深厚的专业背景，一定要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向他们交代清楚。如果一本专著出版后，学术界唯有专业内的几位学者能读懂，那么这专著显然会黯然失色。孔教授于1990年出版的第二部学术专著《叫魂》（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深入浅出，似乎成了学生做学术论文的范本，而且中文版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畅销书之一。孔教授的治学风格一直影响着我，不管是写论文，还是处理文件，我一直想到背景知识对参与者的重要性。
我递交博士论文的那一年，欧立德教授从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来东亚系做访问教授。同当年聘任藏学教授一样，他来开与中国和中亚研究史有关的课程至少能满足学生之需。他毕业于伯克莱，专攻满族八旗制度，是新清史学派的重要学者，其论文题为《八旗之道：帝国晚期八旗制度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and Ethinic Identity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加州圣芭芭拉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任教多年之后，他于2004年被哈佛正式聘任为中亚和中国史的终身教授。
多年的努力攻读，还有三位论文委员会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最后会浓缩在一张并不起眼的博士论文批准证书上。证书上印着论文的标题，学生所属的系以及三位导师的名字。博士论文上交教务处之前，三位导师必须在这证书上签字，表示本论文已经合格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和艰辛似乎全在于三位导师在论文证书上的签字。
想到三位导师对自己论文的评介，我对范德康和欧立德教授很有信心，他们曾对我的论文表示赞赏，并非常爽快地在证书上签上大名。我稍有担心的还是孔菲力教授的意见，毕竟他是资历最老的。我曾经根据他的建议，在论文的起始加了一大段有关18世纪初清朝满、蒙地区的政治地理的概况论述，以便读者对论文的整体背景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找孔教授，以得到他对我论文的最终首肯。
2001年4月末的一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去了神学街2号二楼孔教授的办公室。他先让我坐下，然后自己就去了东亚系的行政办公室交代一些东亚系的事务（那几年，孔教授正担任系主任）。我坐着等他来，心里惴惴不安，唯恐博士论文中有大的偏差，唯恐尚需大幅度的修改。我越等越急，觉得时间似乎都凝固了。窗外初春的阳光慷慨地洒入，办公室内书架上排满了中文书籍，此时它们在我眼里却显得格外沉重，还有窗外那放肆的鸟叫声更是加剧了我的不安。
不久，孔教授回来了。我站起来，急忙和他说明来意，并递上博士论文批准证书。他说，加了18世纪初清朝满、蒙地区的政治地理概况那一段，读上去，上下文就流畅多了。然后他在我的论文证书上签上大名。我一边连连道谢，一边接过证书，和孔教授告辞。我跑出东亚系的大楼，感觉身体像羽毛般轻巧。我转身上了柯克兰街，街上浓郁的丁香花飘来的芬芳分外清新，牛津街口科学中心前的那块空地也显得格外开阔。进入哈佛园，校园内那一向杂乱交错的小路这次却显得井然有序。阳光中，我随着上课的人流，赶到哈佛楼上课（当时正担任杜维明教授入学伦理课的助教）。
我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位！
毕业典礼
2002年2月，我向哈佛文理学院的教务处正式提交了博士论文。6月，带着先生和女儿一起参加毕业典礼。按照惯例，我们在自然科学博物馆前的草坪上吃过早餐后，站好队，打着各自学院的旗子往科学中心慢慢走去。阴霾的天，飘着细雨，但是人声喧哗，气氛热烈。
由科学中心通往哈佛园的迈尔门（Gate of Meyer，即1879年之门）右侧刻有爱默生（R.W.Emerson）写于1836年9月13日的一段日记：（1836年）6月8日，我去母校哈佛参加毕业典礼，这是一年一度庄严而富有哲思的庆典。对我而言，毕业典礼的氛围尤其哀婉、悲怆，但是台上的演讲者并没有意识到热烈的庆典场面上的这种氛围。剑桥时时刻刻游荡着逝者的魂灵，不过，在这一天，唯有圣灵的眼光才能看到这些魂灵在毕业生的行列间和大家一起行进，一年一度，周而复始。这些先于我们佩戴着毕业荣耀和桂冠的逝者的行列越来越长，年年伴随着新近毕业的学生。这一毕业生的长龙一直往回延伸，直到永远。可是，现在仍然健在的年迈的校友间却充溢着对逝去时光的忧郁的反思，正是这股认同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这种认同来自年轻时同住一个公寓的分分秒秒。我的老朋友依然如故，逗乐于同样的玩笑，为记忆中的同一往事欢笑。这一天伴随着这些返回母校的老校友的是端庄言行和高贵地位，但是这些似乎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其实，归根结底，如同几十年前，我们依然是哈佛园内年轻的学子。狋犺爱默生日记碑刻的照片我们从位于福格艺术馆（Fogg Art Museum）和西威尔教学楼（Sever Hall）之间的1885年的校门缓缓步入哈佛园内。穿过爱默生楼（Emerson Hall）和西威尔楼之间的小道，进入了怀特纳图书馆和纪念教堂之间的哈佛内庭（Inner Yard）。这一内庭还由于哈佛建校三百周年校庆而得了“三百周年四方庭院”（Tercentenary Quadrangle）的美称。哈佛园从未如此齐整，阵容犹如练兵，但却是充满了欢庆的气息。
庭院内，纪念教堂前搭好的棚子下整整齐齐地放着排排椅子，校长、院长和贵宾就坐于此。再往下排着成千上万的椅子，我们按事先指定的位置就坐其中。空中依然洒落着毛毛细雨，飘打着树上的彩旗。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心态。哈佛毕业典礼上第一次奏响美国国歌。我和应届毕业生一起在雨中起立，当我把手放在胸口，听着《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的激昂的乐曲，即便是一名外国毕业生，我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着自己11年前离开中国前往英伦，几年后又辗转来美。一步步走过来，艰辛，但却伴随着无比的欢乐。
离开哈佛园，我们所有文理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转入桑德拉剧院（Sandre Theater），根据系科按指定的位置坐好。分发学位证书的台上坐着文理学院院长彼得·艾勒森（Peter Ellison）教授和各系的系主任。我们按系的字母顺序依次走进讲台，在负责学生事务的副院长核对我们的名字之后，挨个上台从院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我从艾勒森院长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时，他说：“若虹，恭喜你！”中亚研究委员会主任谢佛教授（P.Oktor Skjaervo）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连说着“祝贺你，祝贺你！”这种朋友式的亲近、随意的氛围和牛津的校长用圣经敲脑袋的庄严氛围相比，多么不同！可是它同样洋溢着圣洁的气息，同样赋予学者以无限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