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考
隆重的毕业典礼是一个人求学的里程碑，用以庆贺荣获博士学位。而通向博士学位的漫长路程中则是由很多小型的仪式构成：16门课程的修习，外文测试的通过，大考的完成，论文的递交和交付印刷，论文答辩等等。每一个仪式就是一个门槛，要想得到博士学位，要想进入学术领域，人人都得迈过一道又一道的门槛。大小不同的仪式提示着时光的流逝，标志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人从学生到学者历经的艰辛之路，以及一个学者由积累知识到感悟智慧的转变。取得博士学位并不意味着求学之路的终结，恰恰相反，这正是从事学术研究这条永无止境的求索之路的起始。
在哈佛大学完成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平均需要七年半的时间，很多人闻之惊叹。其实，如果仔细计算一下，也就没有什么神秘莫测之处。首先，哈佛的许多博士学位实际上合并了国内的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中国的学生进入研究生院，至少要花上6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花3年时间取得硕士学位，再加上3年时间完成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就此可见，中国与哈佛的博士学位的获得所需的时间相差不是太大。两种培养制度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理念、方法和要求的不同。
10年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为博士班的学生规定了10年内必须完成学位的时间极限。如果一个研究生10年之内尚未完成博士学位，就得重新申请入学。近几年，出于求学期间生活和求职压力，文理学院尽量为学生提供充分条件，尽早完成博士论文。例如，文理学院设立专项奖学金（dissertation writing fellowship），授予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为他们尽早完成论文写作提供条件。
有了这项奖学金，高年级的博士生不需担任助教或做研究助理来维持生计，而是能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完成论文。
研究生期间，大考是立志成为人文学科的博士的学生进入哈佛大学（其他院校也是大同小异）文理学院的博士项目最为关键、最具挑战性的一步。有的高校称这种考试为综合测试（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s），或是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inations）。而中国高校对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并没有这种考试的要求，这是中美大学博士生的培养制度显然不同的一个方面。
在哈佛的人文学科院系，大考通常涉及三个领域，而考试委员会即由这三个领域内的三位教授组成。大考旨在测试学生在三大领域内的知识面和分析能力，其中的两大领域和学生的研究兴趣相关，第三个领域往往是本专业以外的。以亚洲史的学生为例，第三个领域通常是欧洲史。如果把范围定得更狭窄一些，那么研究清史的学生可能会选择日本史作为非专业的第三领域。这种要求的设定，一方面，用来确保学生有广博的知识面和研究兴趣，以达到所谓“博士”在广博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文科博士毕业以后，很多大学往往需要教师能开大课，它涉及的领域就远远超出了博士论文研究的狭窄范围。比如，研究中国明、清经济史的博士，将来任教时，不仅能开设中国通史课，而且还会教亚洲史，甚至世界文明史一类的课程。
在某种程度上，大考甚至比博士论文的写作还要重要。因为尚未通过大考的学生就没有博士候选人（Ph.D.Candidate）的资格，充其量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大考的功用其实和牛津大学的M.Phil.项目第一年结束时的资格考试有相似之处。
如果说教授对学生的学业有不满之处，通常不会发生在课堂上，或是平时求学问路中，往往也不会在上交博士论文之时，而是多半发生在大考之中。同学中不乏大考未过得回炉的人。大考回炉自然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精神压力，虽然再花上一学期或一学年认真攻读，都可以补上缺陷，通过考试大多为迟早之事，但是这种压力几乎能把人击垮，也有人从此决定改弦更张。更常见的是通过大考的同学，精神振奋，神采飞扬，此时同甘共苦的学友会前来互相祝贺。
除了修满16门课以外，大考之前，人文学科的研究生还需要跨越的一大关口是外文测试。哈佛文理学院要求一个博士研究生要掌握两类语言：资料语言（source languages）和工具语言（tool languages）。
对资料语言的掌握是不言而喻的。研究中国史的博士生必须具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而研究亚洲内陆边疆史的应该能读通满文、蒙古文或是俄文史料。
如果没有阅读原始材料的能力，同行学者对这一博士的研究能力和论文价值会产生很大的疑问。因此，对资料语言的掌握并不需要额外的测试，而是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博士论文中。
真正需要花额外时间掌握的是工具语言。哈佛要求每个博士项目的研究生得通过两门工具语言的测试。对工具语种的选择取决于学科和研究的领域，通常，工具语言包括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或意大利文。比如，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学生往往会选择日文、俄文，或者是德文和法文。哈佛对学生掌握工具语言的要求是能够借助词典读懂用不同语种写的学术论文，其宗旨是作为哈佛的文科博士，不仅能用英语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应该具有阅读和使用其他语种文献的能力。这一要求虽然并不涉及口语，而且测试时允许学生参考词典，但是要通过考试也足以使学生花上一两年的时间。
不同的系科采用不同形式来测试学生掌握工具语言的能力。有的使用哈佛神学院一年一度的统一笔试，有的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借助词典流畅地翻译相关学术领域内的一篇学术论文，也有的以学生修习的语言课的期末成绩为准。不过，对工具语言的要求也因系科而异，比如，人类学系并不要求学生通过欧洲语种的测试，而美国历史专业的学生则只要通过一门外语的考试即可。
自从1996年的秋天，我一边准备两门工具语言的测试，一边开始大量阅读专业著作，准备大考。
我选了德语和日语为工具语言。在复旦时，我曾在外文系修过两学期的专业德语，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文法基础。在哈佛上了一学期的德语阅读课之后，我即顺利通过了德文测试。于是，1996学年，我就把主要精力花在日语上，下狠心选了日语强化班的课。
秋季开学的第一堂日语课上，东亚系二楼的大教室内座无虚席，很多稍稍晚到的学生不得不倚墙站着，细听任课老师织田濑女士介绍课程要求和内容。
织田老师已经在哈佛教了25年的日语，经验丰富，要求也相当严格。强化班课程的安排是从每星期周一到周五，每天上课两个小时。第一个课时从9点上到10点，学文法；第二个课时从11点到12点，做文法的句型操练。上课时间虽早，但是织田老师却特意指出，学生不许在上课时间喝咖啡，吃早点；如果迟到三次，成绩就降级，而且9点到10点刚刚学会的文法，11点钟的口语练习课上学生就得脱口而出。她还接着说明，这课通常3天有一小考，5天会有一大考。
这对研究生来说，可是不小的折磨。第二天9点，我按时来到教室时，场面大为改观———连我在内共来了8个学生。
那一学年，我每天一早就得赶着上织田老师的日语强化课。八点半至九点期间，正值上班高峰，我匆匆穿梭在萨默威尔镇（Somerville）的榆树街和剑桥镇的牛津街上，唯恐上日语课迟到。时至今日，每当经过榆树街和牛津街口，就会想到当年修日文时的紧张心态，想到通过博士班语言考试的不易。
不知那一年的日语课是怎么挺过来的，反正到了5月中旬，一年的日语强化结束时，我的日语已很不错了。测试时，导师范德康教授选了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著的一篇论文让我翻译。我借助词典，自如译出。
通过两门工具语言的测试之后，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了准备资格考试的阅读上。对博士生来讲，资格考试往往是一个人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考试。是否能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能否继续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在此一举。
从西藏和北疆回到哈佛后，我一边开始准备大考，一边跟范德康教授修一些专业课。同时，为了适应以后就业之需，我还琢磨着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用心选好博士论文的论题。
为了参加资格考试，我先得按要求选定大考的三大领域。经过考虑，我决定范德康教授指导下的西藏近代史，孔菲力教授指导的清史以及狄科士默教授指导的中国明、清边疆史这三大领域。范教授和狄科士默对我的学业进展已很熟悉，我曾跟他们修了不少专业课和语言课。为了拓宽研究视域，我觉得自己应该突破藏学，把对西藏的研究放到清史和中国边疆史的大范围内来看。相比之下，清史是我欠缺的一部分，仅仅跟孔菲力教授修过一门清史档案阅读课。
于是，我专为此事求见孔菲力教授。孔菲力是清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早年在费正清和史华兹门下就学，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数年后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担任中国史终身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回到哈佛，担任东亚系的弗朗西斯·李·希金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历史学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的教授至今。孔教授治学严谨，思维明晰、深刻，论著以其独特的深入浅出风格著称。每每阅读他的文章或专著，行文简洁而表达精确。不管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还是想了解中国历史的一般读者，他的行文和论述明晰、流畅，读来都毫不枯燥。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孔教授自己要把清史加入我的考试和研究范围的想法，并请他加入我的大考和博士论文评委，孔教授马上答应。因此，1996年初，从西藏游学回来之后，我又拜了孔菲力教授为师。不仅时时在他每周办公时间登门求教，还修了他上的中国移民史和海外华人等课程，正式把清史和清朝后半期的边疆移民史纳入修课和研究的范围。
开始全面阅读之前，我自己先准备三大领域的阅读书目，和导师们商讨之后做了增删，之后的任务就是潜心攻读这些选定的书籍了。1997年秋季，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燕京图书馆内侧的小阅览室里度过的。这一学期是我在哈佛做研究生期间，读书最为用心、最为集中的一段时光。
就大考的形式和传统而言，哈佛的人文系科基本上采用口试的形式，也有少数系科采取笔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研究型的私立高校，哈佛具有典型的非中心化的管理体制，很多规章制度的实施和落实归根结底取决于所在的系科，而所在的系科又往往取决于博士生的主导师。
每个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都得有三位导师，其中一位是主导师（primaryadvisor）。主导师对学生的学业进展、资格考试的时程安排和论文的选题与研究等等承担着关键的作用，其他两位则起着辅助的作用。有时，学生学业陷入危机，或是停滞不前时，这两位辅导导师会征求主导师的意见而达成共识，找到合理的决定方案。主导师具有决定权，责任也最大。比如，学生一旦在资格考试中表现不佳，甚至连基本的学术问题都无法解答时，主导师往往有最后的发言权。即使考试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教授否决了，但如果主导师对这一学生的学术功底和独立研究的能力有十分把握，那么主导师可以说服那两位同事，签字同意这位学生通过资格考试。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主导师不能不顾其他两位同事的意见，大家商议之后，就这位学生学业的下一步进展取得共识。
从修课到准备资格考试，从选定博士论文主题到论文写作阶段，同一位导师的指导对学业的进展至关重要，因而大多数学生都不会在中途更换导师。而学生在资格考试选的两位辅导导师不一定是论文委员会的老师，因为资格考试中的一门是关于专业领域外的主题，比如研究清史的学生还得修一门日本史，或是欧洲史。
经过一番苦读，终于到了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那一天。我的考试就安排在神学街二号的会议室内，按规定，我参加的这场资格考试是一个半小时之久的口试。此时，让我又想起上小学和中学时，每次应考，父母总说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俗语。从小到大，不知经过了多少考试，可是现在，虽然自己尽力做了充分准备，但是面对三位哈佛的教授，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三位教授的研究方向不同，对我的指导方法自成风格。范教授经常提出出其不意的问题；孔教授往往会以小见大，很可能会考我几个关键的历史细节；而狄科士默教授则尤其注重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不知道他们坐在一起，将会问出怎样的问题。
我的考试就安排在神学街二号的会议室内。考试按时进行，我们围着那张极为熟悉的长方形木桌子坐着，林泽女士为我们每人倒好一杯水。水杯放在我们的眼前，杯中的水自在地微微晃悠着。三位教授轮番问了不少问题，有的是意料之中的，有的并没有多少把握。我竭尽所能给予回答，实在说不上的就直言不讳，说不知道。神学街二号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口陈年老钟，平时滴滴答答的，走得飞快。可此时，那时针就是不动。我觉得自己讲了好久好久，说了好多好多，可是才过去了5分钟。就这样，如老牛推磨，一个半小时的煎熬终于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