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樱井良子在文章中称，2010年10月26日，在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自民党籍参议员针对中国7月开始实施的《国防动员法》提出了质询。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防动员法》也适用于在海外的中国人以及在外企的中国人。一旦“有事”，他们将在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共同领导下开展活动。樱井良子说，目前，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有68万之多。在“有事”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否会“命令”他们从事间谍、恐怖、骚乱等活动还是一个未知数。需要记住的是，日本存在着一个可能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的68万人，而日本自卫队则仅有约23万人，他们的人数是日本自卫队的3倍。樱井煽动说，“现在的日本与曾经遭遇列强侵略的中国清朝末期非常相似，我们必须注意中国各种不可理喻的行动原则。”
日本右翼网站2CH等转载樱井良子的上述言论后，日本很多网民留下了“要监视在日中国人！好比美国对居住其国内的伊拉克人一样，不逮捕到监狱，但一定要有所限制”“把中国人赶出日本”等极端言论。也有日本网民指出，“樱井的意见‘极右’，不能相信”“樱井和在特会一样只会造谣”。
对于樱井良子的这番言论，日本华人社会都认为她是在“作秀”。在日本《朝日新闻》连续9年拥有专栏的知名华人作家莫邦富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樱井良子是一个不择手段、不顾事实、不管未来，喜欢‘强奸’中日关系的传媒人。最近，我主持了一场有关中日关系的讲演会，参加的日本企业有1000多家。由此可见真正关心中日关系的日本经济界人士是绝对不会相信樱井良子这番话的。”
日本媒体近来经常出现一些类似的报道。日籍华人联谊会会长皆川美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久前，日本《周刊信使》杂志称，现在日本有3万多中国间谍，《大众周刊》称，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派出在日本的情报人员，把旧书店里面关于写有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书籍都买走了。樱井良子曾经做过16年的电视主持人，现在却很少有日本电视台邀请她，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对于一个被日本主流媒体摈弃的传媒人，我们也不必理睬。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认为，污蔑华人为间谍的论调并不少见，欧美一些别有用心者也喜欢使用此招。中日民间交流历史悠久，两国侨民为所在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少重要贡献。日本要谋求发展，必须提高国际化程度，否则发展困难。
从日本女性的追求看中国企业文化
多少年来，都是“日本企业文化”为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赞不绝口。不曾料到，日本共同社1月14日一篇题为“日本女性看重中国企业文化尝试赴华发展”的报道，把“中国企业文化”的话题拎了出来，给了人们一个重新检视、重新认识“中国企业文化”的机会。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一些日本女性意识转变，不甘在国内平庸地生活下去，希望生活不断出现新机，希望自己能够创造新机。这样，她们来到中国大陆的企业，结果是有的不但活跃在企业销售的第一线，同时还担负起打通与中国政界和经济界人脉关系的重担。这样的日本女员工说：“在日本，我决不可能获此重任。”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文化”不是一种排外的企业文化，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宽容性、融合性。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尽管多年来倡导“国际化”，但对外国员工的任用总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或者是让人感到提拔无望，或者让人感到即使升迁也有一定的界限，或者让人感到那种潜在深处的“排外意识”。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日本企业文化”的深层是一种“村文化”，它从根本上来说是排外的。
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一些日本女性离开日本国内的企业，不惜从零做起。推动她们做出这一选择的理由很多，其中包括：日本许多企业仍墨守成规，不把女性看作战斗力；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招工时的性别歧视愈演愈烈……为此，她们选择了中国。从这些日本女性的选择，人们不仅应该看到“日本企业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的区别所在，还应该意识到这也是“中国企业文化”的竞争力之一。
在日本，有经济上“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之说，这里面尽管有许多经济政策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日本企业文化”无法与时俱进的原因。“中国企业文化”的“活”——一种“活性”，给中国企业乃至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还有很多日本女性向往着创业。她们尽管已经意识到这种创业会有很大的风险，如果在中国选错合作伙伴还会受伤，但是仍然选择了中国企业。也就是说，她们进入中国企业，不仅仅是为求生存获温饱，更重要的目标是想发挥潜能，谋求发展，成就事业，创造财富。为此，她们不惧风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企业文化”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创业的企业文化。相比之下，尽管日本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独具的特性，让其企业文化具有浓厚的“守成”成分，压抑了个人的创业意愿，让许多人无法舒展自身的抱负。时代变了，市场变了，职场也变了。如果中国不仅仅是从视觉上满足乃至于陶醉这种“变”，而是从这种“变”中对比、挖掘、拓展出真正的不同之处，势必能够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发展素质与速度。
日本女性纷纷赴华打拼究竟为哪般？
39 岁的长岛芳惠曾在一家日本大型电机厂家工作，但糟糕的工作氛围让她厌烦。一方面，动不动就被说成“女人家家的”，好像做什么事都不被看好；而另一方面，一旦工作上有了成绩，得到上司赏识，又会招来男同事的妒忌。终于，长岛下定决心辞了工作，背上行囊飞离日本来到中国上海。在上海，她先后供职于多家公司，不仅活跃在销售第一线，还凭借丰富的人脉，担当起公司的重任，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30多年前，当中国的大门逐渐敞开时，曾有大批中国人远赴东瀛，或是留学，求取先进的科学知识，或是打工，挣得一份高额的收入。30年过后，中国的GDP不仅超越了日本，也出现了大量日本人来到中国就职谋生的现象。据悉，像长岛芳惠这样在上海奋斗的日本女性有一大群人。她们为了实现自我，不惜从零做起，在艰苦条件下摸爬滚打，甚至拿着低于日本工资的月薪，加班到深夜……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日本女性成人后就应该结婚生子，然后辞去工作在家中相夫教子。那么，是什么让这些日本女性放弃原本舒适的生活和熟悉的环境，甘愿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去冒险打拼生活呢？
20 世纪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的经济陷入衰退，而这直接影响到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生活压力，以往“顾家”的日本女性不得不外出工作，贴补家用。同时，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固守传统的日本女性越来越少。大批知识女性崇尚自由独立的生活，不希望婚后陷入琐碎的家庭事务，更不希望由于经济原因而被对方束缚住自己。因此，即便结婚生子，她们也照样在外工作。
如果说，是经济原因让温柔的日本女性走出家门。那么，将她们“逼”出国门的则是日本企业里普遍存在的用人体制。一项调查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女性高管所占比例通常为13.5%。而在日本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所占的比例仅微微高于1%。而另一项调查表明，尽管97%的日本企业承认“积极起用女性很重要”，但真正提拔女性到高层管理职位的单位屈指可数。人数最多的科长级，女性人数也仅占5%左右。虽然日本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把女性高层管理职位比例提高至30%。不过，大多数日本企业似乎对这一目标“不感冒”。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企业招工时的性别歧视愈演愈烈。
实际上，在世界范围的现代企业当中，女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女性因其“细腻、感性”的特点，能够把细致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常规性工作做得很好。女性担任经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感更强，从而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甚至有一项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中的女性越多，公司股价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的跌幅就越小。这是因为，女性管理者厌恶风险，更重视长期前景。女性经理比例较高似乎可以平衡男同事的冒险行为。这就不得不让人们检讨日本的企业文化。曾几何时，日本企业以其优异的企业文化为自豪。而这些文化确实给日本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大大提升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如今，在女性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大趋势下，许多日本企业墨守成规，不把女性看作战斗力。因此，可以说，僵化了的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桎梏了本国女性，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其国际竞争能力。而这，何尝不是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的原因呢？
追寻日本女性曾在上海卖身的往事
清末民初的陈伯熙编过一本《上海轶事大观》。我手里这本是上海书店2000年6月作为“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出版的。其中有“东洋茶室”这样一个条目，我先把它抄录下来——
当光绪初年，外白渡桥有所谓三盛楼者，东洋茶室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圆趺不加束缚，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风韵。入其中者纳资一二角，则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若输英蚨二翼，不难真个销魂。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遍设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国力日臻强盛，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前度刘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
短短170多字，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看不太懂了。这时，我突然想起20世纪70年代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中国引进了一部日本电影名叫《望乡》。家里照例搞到几张票子，可是家中父亲却反常了，不像以往那样放行，而是发出“禁足令”，说是里面的内容“不适合中学生看”。天啊，越是不适合中学生看的电影，中学生不越是要看嘛。眼睁睁地看着那几张票子在家作废了，我心里那个气呀，“敢怒不敢言”。于是，我这个中学生就开动脑筋想办法，现在已经忘了是通过什么办法很快搞到了一张票子，居然进入电影院了。当时，懵懵懂懂地并没有完全看明白，只知道这是一部反映日本妓女在南洋遭遇的电影，只记住了那个曾经的妓女“阿崎婆”，还有栗原小卷扮演的那个漂亮的女记者。说实话，“阿崎婆”的故事当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感觉，反而觉得父亲“多事”，“没有什么嘛”！而栗原小卷在相当一个时段里都是我的“梦中情人”，是我后来谈恋爱要找的“标本”。此话打住。
后来，在日本读了日语原版的《山打根第八号妓院》，才知道电影《望乡》就是据此改编的，才知道不仅仅是战争时期，早从日本江户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就有不少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的足迹北至俄国的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有关日本妓女在中国卖身的资料。这次看到了。就是开篇抄录的那段文字。时间，大清王朝的“光绪初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年间。地点，上海外白渡桥。花小钱，芳龄16岁左右的日本妓女可以给中国人吹拉弹唱，“索笑调情”，多花几个钱，这些日本妓女可以给中国人“真个销魂”。中国上海的纨绔少年们当时“寻芳者趋之若鹜”。后来，日本渐渐强大起来了，“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于是这边的“五陵少年”们发出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颓废却也有深情的感慨。
据说，日本今天一万日元大票上的人物福泽谕吉说过这样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我要声明，我没有从福泽谕吉的原著上看到过这句话，那么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能够讲出这么没有廉耻的话吗？即使有想法，也不能说出来呀。我还是存疑的。
曾在上海做谍报工作的日本人高桥谦在《中国时事》一书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明治19年（1886年，光绪十一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两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皮肉生意，
还带动了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概因为“国力日臻强盛”，日本政府一度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效果和影响并不理想。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即使领事们带回国一些妓女，这种废娼令也难见成效。
还有这样的故事。在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逛，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经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海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问：“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回答：“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在大上海社会的最底层，谋求温饱尚是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类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说到这里，我想给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导演们提一个建议：不要只拍摄类似“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戕害我中华民族的血淋淋往事，让中国人感到惨不忍睹，心里也堵得慌。可以适当拍一些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女性到海外、到中国从事皮肉生意题材的电影，一方面让中国人的知识层面更丰富一些，另一方面也加深认识我们领袖们的结论：“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