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很早就出现了花农，特别是虎丘，花农更多。苏州花农种花技艺精湛，早在清初就运用窨窖熏花法，在隆冬催开百花。他们用纸将花房门窗缝隙封密，不让它漏风，再在地上挖个坑，将花盆搁在坑上，然后将沸水灌入坑内，以汤气薰蒸，如此这般，牡丹、碧桃等竟然奇迹般地开了花。这就是苏州人所谓的“窨花”、“唐花”。“牡丹浓艳碧桃鲜，毕竟唐花尚值钱。野老折梅柴样残，数枝也够买春联。”当新年来临的时候，苏州人不光可以用腊梅来妆点节日，而且还能以牡丹，碧桃之类的鲜花，使人们提前体味到春的温馨了。
适应苏州人爱花的需要，苏州专营花草的花树店出现得也较早。清代嘉道之际，山塘洞桥以西，花树店就有数十家之多。这些花树店十分善于经营，他们除满足本市居民的需要以外，还以南来花草售于北客，北来花草售于南人，使无名花草顿然身价百倍，真所谓“更怜一种闲花草，但到山塘便值钱”，可见当时虎丘花肆的经营者就很懂得“搞活”的好处了。花农也有直接经营花草买卖的，他们会编制花篮，有一种花篮，中藏瓷盂或玻璃杯，可以养鱼，亦可燃灯，盂、杯上下缀满鲜花，错落有致，十分可爱。每至市会，夕阳将坠之时，花农们便架小艇，至山塘河、野芳浜等画舟停泊之处，拦舱叫卖。有首《虎丘竹枝词》描绘了当时情景：“平波如镜漾晴烟，正是山塘薄暮天。竟把花篮簪茉莉，隔船抛与卖花钱。”
俗传农历二月十二是百花生日，嗜花如命的苏州妇女们虔诚地给花枝剪贴上七色彩缯，或扎上红绸带，插上小红旗，向百花表示庆贺，这叫做“赏红”。据说这天不去赏红，花树便会气死。花农们将花视为衣食父母，更是不敢怠慢，这一天都要到花神庙去庆寿，在神前供上寿桃寿糕，三果牲礼，焚香点烛，叩头祝福，还要送上一份礼钱，在庙里吃寿酒。人夜，众人手提花灯，抬了花神，在虎丘一带游行，这便是花神灯会。出会以后，庙里还要开演戏剧，直到曙色初露，才各各尽兴醉归。
今天，有些花俗已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消泯、变更了，但苏州人对花的迷恋与热爱，却不减当年。不信，只要去点一点苏州以花命名的街巷里坊，数一数新住宅凉台上陈放的花盆，看一看每年四月十四日轧神仙时的花会……
注释[1]选自《江南味道》，海南国际出版社1999年版。
被女性化的苏州人[1]
陆文夫
苏州人往往被女性化，什么优美、柔和、文静、高雅；姑娘们则被誉为小家碧玉、大家闺秀，还有那够不上“碧玉”的也被呼之为“阿姐”。
苏州4人之所以被女性化，我认为其诱因是语言，是那要命的吴侬软语。吴侬软语出自文静、高雅的女士之口，确实是优美柔和，婉转动听。我曾陪一位美国作家参观苏州刺绣厂，由刺绣名家朱凤女士讲解。朱凤女士生得优美高雅，讲一口地道的吴侬软语，那位美国作家不要翻译了，专门听她讲话。我有点奇怪，问道，你听得懂？他笑了，说他不是在听介绍，而是在听音乐，说朱凤女士的讲话like music，像美妙的乐章。
可是，吴侬软语由男人来讲就有点“娘娘腔”了。那一年我碰到老作家张天翼，他年轻时在苏州闹过革命，也在苏州坐过监牢，他和我开玩笑，说苏州人游行示威的时候，喊几句口号都不得力，软绵绵地，说着，他还模仿苏州人喊了两声。这两声虽然不地道，可我也得承认，如果用吴侬软语喊“打倒……”确实不如用北方话喊“打倒……”有威力。已故的苏州幽默大师张幻尔，他说起来还要滑稽，说北方人吵架要动手时，便高喊“给你两个耳光”！苏州人吵架要动手时，却说“阿要拨侬两记耳光嗒嗒”？实在是有礼貌，动手之前还要先征求意见：“要不要给你两个耳光？”两个耳光大概也不太重，“嗒嗒”有尝尝味道的意思。当然，如今的苏州人，从幼儿园开始便学普通话，青年人讲地道苏州话的人已经不多了，吴侬软语也多了点阳刚之气，只有在苏州评弹中还保留着原味。
苏州人被女性化，除掉语言之外，那心态、习性和生活的方式中，都显露出一种女性的细致、温和、柔韧的特点，此种特点是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形成的。
吴文化是水文化，是稻米文化；水是柔和的，稻米是高产的，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那肥沃的土地上一年四季都有产出，高产和精耕相连，要想多收获，就要精心地把各种劳务做仔细的安排。一年四季有收获，就等于一年四季不停息，那劳动是持续不断的，是有韧性的。这就养成了苏州人的耐心、细致，有头有尾。苏州人把日常的劳作叫作“爬”，常听见有老苏州在街坊中对话：“你最近在作啥？”
“呒啥，瞎爬爬。”
“瞎爬爬”是谦词，意即胡乱做点事情。修建房屋，改善居住叫爬房子；做家具，添陈设叫爬家什；侍弄盆景，叫爬盆景；不停地做事，叫“勿停格爬”。爬不是奔，速度可能不快，可却细致、踏实、永不停息，是一种“韧性的战斗”。苏州人细致而有耐性的特性，用不着调查了解，只要看一下苏州的刺绣、丝绸，游览过苏州的园林后便可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那些心灵手巧、耐心细致的苏州人，就不可能有如此精美的绣品和精致的园林。一个城市的生活环境，是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人们习性的综合反映。
苏州人之所以被女性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说是苏州出美人。中国的第一美人是西施，西施是浙江人，却被“借”到苏州来了，因为她施展美貌和才艺的平台是在苏州，在苏州灵岩山上的馆娃宫里，如果没有“吴王宫里醉西施”，那西施的美貌也就湮没在浦阳江中了。还有一个陈圆圆，苏州昆腔班的，吴三桂为了她，便“冲冠一怒”，去引清兵入关。这些女子的美貌算得上是“倾国倾城”；不倾国倾城而令人倾倒的就不可胜数了，连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都是出生在苏州的阊门外面。直到如今，还有人重温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撑着一把伞，在苏州的雨巷中寻找那“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苏州人被女性化，这也没有什么贬义，喊口号虽然缺少点力度，却也没有什么害处。相反，在当今电子化生产的条件下，苏州人的精细、灵巧、有耐性，却成了不可多得的优点，成了外商投资在人力资源上的一种考虑。我不敢说苏州所以能吸收这么多的外资都是因为苏州人的精细，却听说过有一宗很大的国外投资，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到处考察，难作决策，可在参观了苏州刺绣研究所后，立刻拿定主意：苏州人如此灵巧心细，能绣出如此的精美的绣品，还有什么高科技的产品不能生产，还有什么精密的机械不能管理呢？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不是抡大锤的时代了，各种产业都要靠精心策划，精心管理，特别是电子行业，更需要耐心细致，一丝不苟，这一些正是苏州人的拿手。
世间事总是有长有短，有利有弊。苏州人的那种女性化的特点，也不是完美无缺，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缺点说起来还和苏州的园林有点关系。苏州园林是世界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是苏州人的骄傲和生财之道，怎么会为苏州人性格带来缺陷呢？这就要追溯到苏州园林的兴起了。
苏州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是一种“退隐文化”的体现。园林的主人们所以要造园林，那是因为厌倦政治，官场失意，或是躲避战乱，或是受魏晋之风的影响，要学陶渊明归去来兮，想做隐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隐士也很受推崇，那是清高的表现。做隐士也不必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大隐隐于市。
隐于市却又要无车马之喧，而有山川林木之野趣。怎么办？造园林。在深巷之中，高墙之内，营造出一片优美闲适而与世相隔的境地。从苏州园林的题名中，一眼便能看出园主人造园的用意。居苏州园林之首的“拙政园”，是明代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后归隐苏州所建，他取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的意思，把筑室种树，浇园种菜说成是“拙者之为政也”。“拙者”就是自己，自己从此再也不问政治了，而是把浇园种菜当作自己的“政事”，所以把园子命名为“拙政园”。吴江的“退思园”就不用说了，是任兰先罢官之后归乡所建，“退则思过”，故名“退思园”。“思过”是假，退隐却是真情；连那苏州最早的园林“沧浪亭”，也是诗人苏子美在一度不得意时买下的一片荒地而建成的，他要“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
退隐、退养而在苏州造园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都不是土财主和暴发户，他们有钱，更主要的是有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精英。他们退隐在苏州以后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广结名流，著书立说，吟诗作画，那“退隐文化”便主导着当时的文化潮流，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代代相传，使得苏州人在文化心态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容易满足于已有的一方天地，缺少一种开拓与冒险的精神，善于“引进来”，而不善于“走出去”。
要说一个地区人们的习性，只能是一种大体的印象，并非是绝对的。苏州人也有性情刚烈的，也有勇猛顽强的，也有随着郑和的船队而走遍世界的，随处都可以举出许多事例；特别是在今天，苏州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海内外人士纷至沓来，他们到苏州来不是退隐，而是要在这一片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地上大展宏图，谋求发展。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心态正在相互影响，地区的风貌，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在逐步演变。
注释[1]选自《闲说中国人续》，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作者陆文夫（1928-2005），江苏泰兴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荣誉》、《二遇周泰》、《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围墙》，中篇小说《美食家》等。
上海
本丛书另编有《上海读本》，但考察江南人与江南学术文化，又绝不能排除上海，不然，江南将会失魂落魄，生气顿失。因此，我们特选《上海的江南人》一文，以显示江南与上海不可分割的关系。
上海的江南人[1]
毓钟
必须解释的称呼
上海的江南人，这个说法有点儿蹩扭。上海就在江南，可以说，上海人就是江南人，无须来个“上海的江南人”的说法。我们不会说苏州的江南人，杭州的江南人或者无锡、昆山的江南人等等。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上海的江南人。这是有原因的。
由于历史的变迁，使地处江南的上海的人口结构异于江南的其他地方。它杂居着全国以至于世界各地的人，江南人在上海人的总数中也许只能说占有相当的比重，未必是最大多数。过去把浦东人视作上海的土著，加上苏南和浙江大部的人，统称为江南人。而其他地方的人成群成帮地在上海定居，譬如过去所说的“广东帮”，老人们曾说“广东帮”在上海地位显赫，因为不少和洋人交往的买办，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广东人，以至于广东人傲傲的，讲到“本地人”，口气有点轻蔑。“江北帮”主要指苏北人，在上海则地位低下，不少“贱业”（当时主要指剃头、擦背、拉黄包车等）则大都由苏北人操持。直到今天有些旧观念的上海人，讲到“江北人”，仍不免鄙夷。此外，山西人、山东人在上海都有一定的势力。所以，同是上海人，还因来源不同而有所区别，这就有了上海江南人的称呼。
微妙的人际关系
上海的江南人在上海的地位和心态比较复杂和微妙。其中的浦东人大部分是本地的农民，聚居于浦东被视作上海的乡下，上海人讲“乡下人”主要指浦东人；上海人到浦东去也是讲“到乡下去”。这是上海江南人中地位偏低的部分。
而其他的上海江南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较之“广东帮”似乎稍逊一筹，而在原籍则是出类拔萃者多。往往是在原籍有了一点儿地位、名气、财力，更想有所发展，便要跑上海了。这些人在家乡遇到亲友，对方若问你去哪里了，回答说：“上海去了！”这口气就显得底气充沛。就像今天有人说“我要去美国啦”一样，很是扬眉吐气，属于风光人物。
譬如苏州的说书先生——解放后称“评弹艺人”，因技艺高下不等，而流向不同。差一点的则活动于江南的乡、镇或小县城，好一点的则在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这类中等城市献艺；出类拔萃的就要跑大码头——上海去了。这类说书先生一旦还乡就有“衣锦荣归”的光耀。
而那些实业家、名店的商人，生意做大了就要进军上海。无锡纺织业巨头，常州的面粉业大户，都是要在上海开厂的。杭州的王星记扇店、苏州的采芝斋、稻香村……都在上海设店。
这部分江南人见到买办或是广东帮，显得谦逊，而遇他人则财大气粗，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回到故乡，则俨然荣归的名流。
我家在上海，我的母亲是广东人，父亲是苏州人；外公当然是广东人，而外婆则是上海土著。所以在我们的亲友中，既有广东人，又有上海江南人。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人际交往中就有点儿微妙。
春节了，要到广东亲戚家去拜年，尤其是到我大姨妈家去拜年（大姨父出身广东帮名门），外婆总要千叮万嘱，见了人怎么叫，接了压岁钱怎么道谢，等等。而到其他亲友家，似乎就比较随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