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的这种痴迷与精细，直接影响到松江、上海。上海人的精明、细致，上海人那种善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惊人的能耐，上海人凡事追求极致的精神和气派，以及上海人凡事务求在全国领先，即争为“状元”的“上海情结”，都带有苏州人的特点。
苏呆子，这种呆气的另一种表现是：遇事较真儿，认死理儿，坚持按书本上说的道理去做，死心眼儿，不苟且，“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其他人知难不进，他们依然挺进；其他人知难而退，他们坚守不退。
中国历史上，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和原则性问题上，一些苏州名人，由于读书多，深明大义，富于理性，能够犯颜直谏，面折廷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明代的毛澄、朱希周、文震孟，清代的徐元文、韩英、钱榮等。在有些圆滑世故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便有些“书（苏）呆子”气。
由于士风所被，苏州的一般读书人乃至普通市民，有时也会表现出这种十分宝贵的气节。著名的《葛将军墓碑记》、《五人墓碑记》和清初“哭庙案”，都表现出苏州人这种发人深思的“呆”气。
直到当代，苏州士女仍然有这种地方特色。最著名的便是苏州才女林昭。有人称她为可与秋瑾、张志新等并列的“刚烈、坚贞、勇毅的伟大女子”。还有曾经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她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觉醒者之一。她在题为“自由”的文章中说：“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1970年7月4日，这位早在4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苏州女性，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枪毙。
苏州人的这种特点，通过文化传播影响到周边地区。苏州附近的无锡、常州、昆山、太仓、常熟、江阴、宜兴等地，都因吴风所惠，比别处表现出更多的“书呆子”气。这种“书呆子”气实即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无锡东林书院那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昆山人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脉相承，表现出读书人密集的地方的一种特有的精神，表现了知识的力量，表现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心。
春秋时期，迁都姑苏的吴国，曾经是一个“夷蛮”尚武之邦。“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国武器制作之精良，也名扬一时。著名的干将、莫邪之剑和吴戈、吴铤，至今众口传诵。后来，苏州人崇教尚文，苏州成为南北各地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苏州人因此给人以温和儒雅的印象。“苏呆子”的称呼，多少有一点调侃的意味。其实，在这个干将莫邪之乡，许多人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祖先宝贵的血液。他们的勇敢，果决，是内在的。
谈论苏州人，若忽略他们的这一面，仅注意其吴侬软语、水样温柔，乃是一种缺失。如不明白这一点，也就很难理解苏州近旁的“上海人”。
“杭（夯）铁头”，有正、负两面解释。郁达夫批评杭州，说“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这也许并不为错。但我几次听杭州学者说起“杭铁头”，说的是另一面：杭州人，乃至整个越人，由于地理、历史、人文条件，古代比吴（今江苏地区）更为封闭。吴越文化遂有文野之别。越文化更为淳朴、豪放、强劲，带有更多的野性。越人在某些历史关头，显得更为强韧，更能坚守，更能冲闯，也更多原创力。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其他地区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明初的方孝孺、于谦，明中叶的王阳明，明末的王思任、朱舜水、张煌言、黄尊素、黄宗羲，近现代的龚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皆有越人先民之风。鲁迅曾多次谈到同乡王思任：“‘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越人，骨头硬，不妥协，铁头强项，不怕挫折。北方称这种人为“犟板筋”。这种用铁“夯”筑起来的头颅，实在可敬。
“徽（灰）骆驼”，将徽州人乃至安徽其他地区的一些人那种惊人的耐力和承载力表述得极为形象。胡适在给台湾出版的《绩溪县志》题词时写道：“努力做徽骆驼。”意味深长。
徽谚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因为那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实在养活不了太多的人。因此，地处皖南的徽州人，只好蜂拥而出，四处经商。地处皖北的濠州凤阳人，则“身背花鼓走四方”，四处求食。其中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
四、江南的启示
诚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是，许多时候，倒是一方人改变了一方水土。
“上海是什么？四百年前的一个小小的荒凉的渔村。”（王安忆《品味上海》）后来，它在短短百余年间，成为亚东第一大都会。深圳呢？二十年前一个小小的渔村，后来，它在短短十余年间，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大城市之一。江南呢？三千年前，“地广人稀”，居民“文身断发”，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现在呢？
为什么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很值得深入研究。
历年考古发掘一再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非单一的黄河文明。早在非常古远的时代，长江地区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那时，北方文明还没有大量输入江南。
商末周初，北方黄河流域已进入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那时的江南地区，还处于农耕文明的初级阶段。北方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由于部落首领的继承问题，从岐山脚下（今陕西）奔亡东南，来到太湖地区，驻扎在今无锡梅里。这是中国人从遥远的北方奔向长江流域的一次大迁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功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下。
太伯一行，很快就入乡随俗，“文身断发”，化为当地人；当地土著（荆蛮），也很快就接纳了这些北方汉子，“从而归之”，并承认其领导权，“立”为“吴”太伯。太伯遂成为一个新建国家的国君。“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人民皆耕田其中”（赵晔《吴越春秋》）。于是，江南文化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种有异于北方文化的良好的开端。
从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至此五百余年间，北方土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以暴易暴”的血腥的争斗，吴地却在上演着这样一出以“礼让”为特征的历史话剧。这必然会形成一种独具异彩的地域文化。季札观乐、季札挂剑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这种特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北方文化，产生不了这样的故事。南方的荆楚文化，也产生不了这类故事。江南文化，从这时便已形成了独特的风采。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
东汉末叶，孙坚与二子孙策、孙权据守江东，即今之江南。孙坚“性阔达，好奇节”。孙策“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孙策临终，称其弟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可见孙权之“阔达”，更胜于其父兄（《三国志·吴书》）。孙氏父子这种“阔达”的风度，遥承当初吴太伯之遗风，成为江南人文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
一个人若阔达，便容易接纳他人，也容易接纳新鲜事物和异质文明。晋“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刘槃《成化纪》）。江左（江南）欣然纳之，从而创造了颇具异彩的六朝文化。宋靖康以后，北宋君臣南渡，在临安（杭州）建都。“河洛间从龙之臣为数甚大；是有事之秋，移殖独多，中国史上，最显著之一例也。”
正是由于一大批“把传统移殖过来的人们”，横渡大江，经历变化，从北方人变成了江南人，与当地文化融合为一体，江南，才有了他们来此之后所建立的业绩。“古者人才之生，委之天命，委之时运，近人则多委诸环境之直接影响，皆非也。试究其实，则环境之所及者，为人才之支配与人才之选择，而于人才之生产无与焉。”江南人才之大盛，是由于“人文地理”的原因。“可通之说，惟移徙与移徙后之遗传耳。”自然条件，加上文化条件，“因果果因，互相推递，历千百年，而上文所谓人才之渊薮成矣”（潘光旦《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不是一成不变的。江南，以它特别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次次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休憩地、复乐园。江南文化，也因此而后来居上。从太伯，到六朝，到两宋，到明清，迄至当代，江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江南人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足以影响全国的文化领袖、经济领袖、政治领袖。上古时期，中国文化以泰山文化、嵩山文化、华山文化“三山文化”为其代表。及至中古与近代，渐转为以长江文化、珠江文化、闽江文化“三江文化”为其代表。近二十年来，香港、台湾、海南岛“三岛文化”，已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显著作用。未来的中华文明很可能是由三江文化、三岛文化与三山文化重新组合之后的一种新型文化。中华文明重新发扬光大，与世界其他先进文明共领风骚，或将有赖于此。在这个过程中，江南文化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以空前宽阔的胸怀，大力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的先进文化。在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代，我们追怀江南历史，遥念太伯遗风、孙吴“阔达”。他们的智慧之光、理性之光，对今人应当会有很多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