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递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种独特的边门，沿着门框雕刻着“商”字形图案，任何一个穿堂入室的人，都要从“商”之下走过。在徽州人看来，“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许承尧《歙事闲谭》），“商”字形图案或许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具象。这让我记起了此前看过的一部徽商家谱。在那部家谱所附的一幅墓图上方，写着好几个“×××朝奉”的字样，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小时看“三言二拍”，“徽州朝奉脸”和“徽州朝奉口气”，总是明清小说中塑造反面人物性格的典型形象。绍兴师爷范寅在所著《越谚》中，也将“朝奉”二字列为浙东一带的“贱称”。其实，在徽州，就像高悬于芸芸众生头顶上这个“商”字形图案一样，朝奉却是一种受人敬重的尊称。徽州人口中的“朝奉”和“孺人”，相当于时下惯用的“先生”与“太太”。至于“朝奉”的由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清代前期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曾记载说，明太祖初定徽州，徽民夹道相迎，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徽民皆自称“朝奉”。于是，洪武帝就顺水推舟道：“多劳汝朝奉的！”金口玉言，徽人便认为得了皇帝的集体加封。出身于黟县的清代考据学家俞正燮，査证出“朝奉”和“员外”是相同的涵义。因此，“朝奉”这个称呼在徽州的普及，就和“员外”在其他地区的普及是同样的。宋代称富人为“员外”，因为富人能够得到赐爵，但是在正员之外；而“朝奉”也正是与员外相似的“赐爵阶也”（《癸巳存稿》卷四）。稍后于俞正燮的著名学者梁章钜在所著《称谓录》中也有“朝奉”一条，他先是引用翟灏《通俗篇》中的考证说，秦始皇曾许富商乌氏倮为“朝请”，而徽州人中十之六七是商人，所以自称“朝奉”，以表达对乌氏倮这位商界前辈的追慕。梁氏还指出，“朝奉”一词渊源有自，除了秦代有“朝请”外，汉代还有“奉朝请”，意思是“逢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官位。当时的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为“奉朝请”。到了宋代，才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是从六品的官员，而“朝奉郎”则系正七品。梁氏最后总结说：朝奉，“在宋为官，今为掌质库之称”。梁章钜所说的“掌质库”，也就是指从事典当业的商人。这是因为：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白银使用的日益普遍，城乡居民对货币的依赖日益加深，各地都出现了常设的当铺，而经营当铺的主人几乎都是徽州人，因此，原先在徽俗中用以称呼富翁的“朝奉”二字，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主人的代名词。直至本世纪30年代，在鸳鸯蝴蝶派笔下“益大当”的马老先生，仍然是位循资累进的“头柜朝奉”（赵苕狂《典当》）。
在明清时期，“徽州朝奉锡夜壶”一说，曾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徽商的形象是相当不佳的。《云间杂识》曾记载了这样一桩趣事：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在传统社会，“富人总是为穷人所怨恨，（而）外来的富人则更是遭到加倍的怨恨”（查姆·伯曼特《犹太人》）。无论是在西方的犹太人，还是中国的徽州贾客，他们的境遇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一文化水准较高的徽商直接从宋明理学中汲取道德的启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则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士与中国文化》）。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买卖上的绝对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亦即所谓的“良贾”，也就称得上是“服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呐喊。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这样，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也就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不知这是否就是“商”字形图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蕴？
与这种图案相映成趣的，则是一幅相当惹人注目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很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 讲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黑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儒林外史》中这家徽商的室内布局，令人顿生似曾相识之感。而西递的这副对联，则更为直观地揭示出徽州独特的乡土习俗。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太函集》卷五二）
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可能相当普遍。对此，何炳棣先生称之为“the policy of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卷17，1954年），而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种体现。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思、营造而成，分为前、中、后三进，背向序列三间，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住居，三进则系儒者所居。跨进居室，那屋梁上的斗拱、雀替、驼峰，楼层的栏板、柱棋、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的檐条，石墙旁的屏门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栏杆等处，目之所见，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二厢房用屏门组成，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漏窗上的图案，称为“冰梅图”——相当多的半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纹上，除了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冰梅图”，在徽商住宅中所见极多，处处烘托出“贾而好儒”的气氛。
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是个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在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上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据不完全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试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时的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科举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阀阅的旧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临村街墙上，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的亭阁式建筑。这座悬阁危楼，上书“山市”楼额，原本是主人怡情养性、凭栏观景用的。据当地村民告知，每当春天，遍野的映山红煞是好看，于此远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数月前，不知是谁心血来潮，将之改建成“抛彩球，选佳婿”的“古绣楼”。据说，这是为了开展“民俗旅游”。古为今用，原本亦无可厚非，只是先前古朴典雅的亭阁，竟被漆成猩红色，在粉墙黛瓦的西递古巷道间，多少显得有点不协调，仿佛小镇美人的招摇，颇令人联想起方鸿渐所痛恨的那种“落伍的时髦”。
在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楼，有的是女祠，却绝不会有临街的绣楼。在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16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从此，萍飘蓬转，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绩溪人胡适先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妇人以刺绣为生，每岁积余羡易一珠以记岁月，称为“记岁珠”。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箧，积珠已20余颗（俞樾《右仙台馆笔记》）。年届青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茫茫长夜何由彻？”寂寞的妇女，每当夜幕降临，面对空荡荡的深宅大院，有的将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精疲力竭，直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白了头。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其实，徽州的妇女何曾都是用牺牲热情眷恋名教，以贞节来装饰男入的体面？钱钟书先生曾引用清人施闰章《愚山诗集》卷二《枣枣曲》自序，“谓海阳有‘香枣’，盖取二枣別剥叠成，中屑茴香，以蜜渍之，询其始，则商人妇所为寄其夫者，‘义取早早回乡’云。……海阳妇以枣与茴香谐音，望夫早归。”（《管锥编》第五册，第15页）“海阳”也就是现在的徽州休宁，“留守女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着绵绵的情意和不尽的相思。
数年前的一个清明时分，我曾奔波在由歙县到深渡的公路上——这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数百年后的我，虽然已无从体验他们彼时的心境。但在那个落雨纷纷的季节里，眼见着低山丘陵间参差隆起的坟冢，看着公路两旁小树上五颜六色的“挂钱”（徽州扫墓时的那种习俗），以及偶尔掠过窗外的一二只乌鸦，我也分明体味到作为异乡人的那种落寞和孤单！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徽不商”的说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天，徽州地区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当然，或许是有太多太多的徽州商人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也就在那个清明时分，我曾到过歙县棠樾的清懿堂（亦即女祠）。当时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修，但见三进五开间的女祠坐南朝北，硬山式的外观裸露着一整面灰白色的山墙，在阴郁的天空下，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严严实实，见不到一扇小窗。走进祠堂，迎面扑来的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祠堂虽然空旷而残破，但内心的震撼却异常强烈——在对女人贞节的表彰中，我读到了男人的一种恐惧！时至今日，或许是为了招徕旅游者，不少人都忙着修复维纳斯的断臂，甚者为之披上现代派的广告衫。于是乎，原本很有沧桑感的历史建筑上，却嵌入了几根崭新的木料。说真的，故地重游，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毕竟让人联想起并不高明的古董赝品。
